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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相信,今后世世代代都将把这一天作为伟大节日。从这天起,直至永远,从美洲大陆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人们将于此日举行盛大游行、表演和体育比赛,礼炮轰鸣,钟声悠扬,烟火腾空,灯彩竞艳,纪念上帝信仰者作出庄严决定的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由于这一天所作的决定而无往不胜……结果,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理查德·李(连带还有约翰·亚当斯)享受不到全部的光荣。制订并提出这项重大决议案的是理查德·李,但他的名字既不见于当时的报纸,也不见于大陆会议记录,其中缘故至今仍不清楚。许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自传中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汉考克先生是大陆会议主席,哈里森先生是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大会秘书汤姆森先生是迪金森先生的表兄弟,而理查德·亨利·李先生和约翰·亚当斯先生都不中他们的意,”然而,无论在个人荣誉究应归谁这个问题上,公众怎样茫无所知、委决难断,但首次宣布独立的日期却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宾夕法尼亚晚邮报》七月二日晚所称:“今天,大陆会议宣告联合一致的各殖民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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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七月四日并非首次正式宣告美国独立的日子,为什么赋予这一天如此的荣耀呢?再说,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也不是在这天签署的。当然,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七月二日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宣言呢?答案很简单:大陆会议采用了通常为限制辩论、节省时间而采用的程序,即先行通过一个开门见山的提案,随后再搞一个提供论据的声明。实际上,早在独立提案付诸表决之前,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就开始草拟这份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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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查德·李提出的决议案正式通过后,全体委员会便于七月二日至四日讨论杰斐逊等人业已拟就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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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在费城表决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印出副本(上面只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名字)散发各州。七月四日就这个宣言进行的表决是按州投票的,纽约州弃权;直到七月九日,纽约地方会议才授权该州代表投赞成票,大陆会议于七月十五日得知这一消息。七月十九日,大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誊写于羊皮纸上之‘美利坚合众十三州共同宣言’”。但是,当时这份文件上还没有那著名的五十五个签名,而且,究竟为什么必须由这些人来签署,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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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大陆会议七月四日表决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托马斯·麦基恩说,签署这个宣言是作为一种公开的效忠誓言,即宣誓忠于已经开始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为了防止我们中间出现叛徒或间谍。”这样看来,签署宣言是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谁,只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之后,那年才能在大陆会议享有席位。”假设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宣言便是集原则声明和效忠誓言于一体了。美国人惯于以公开宣誓效忠使自己心安,而这个宣言称得上是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名气最大(引起的误解也最多)的效忠誓言。如果说,《独立宣言》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朗大陆会议的一项行动,那么,这一宣言的公布确实拖拉得异乎寻常。直到八月二日,大陆会议议事录上才记上了这么一笔:“与会代表签署了经过审议和正式誊写的《独立宣言》。”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当时并没有签署完毕。至少有一位签署者——新罕布什尔的马修·桑顿迟至十一月才签名(当时他首次成为大陆会议代表),至少还有另外五位“签署者”(拉什,克莱默,史密斯,泰勒,罗斯——全是宾夕法尼亚人)七月四日甚至还不是大陆会议的代表,至少一位(特拉华的乔治·里德)后来才成为“签署者”,他虽然出席了七月二日的会议,但拒绝投票赞成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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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签署于七月四日这一说法之所以流传于世,一来是由于许多人的记忆错误,二来是由于事后对历史的编造。神圣的一七七六年之后的十年间,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分别在文章中称《独立宣言》是于七月四日签署的。大陆会议可能是出于谨慎,想先看看各州对《独立宣言》如何反应,所以一七七六年甚至没有公布“签署者”的姓名,这样就更加重了混乱程度。一七七七年一月十九日,大陆会议首次公布了“签署者”名单。此后,大陆会议将正式议事录付印时,竟加以窜改(甚至删掉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二日两份记录中不一致的内容),以表明《独立宣言》是七月四日签署的。一八二一年,美国国会下令发表《秘密议事录》,过去印行的记录所掩盖的事实终于公诸于世,但此时七月四日签署的神话已经深入人心,以至杰斐逊本人都不肯相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份文件当年用法律字眼写成的枯燥无味的题目,直到此时才被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题目取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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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月四日这个日子很快发生关连的神话并非只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事,还有其它更多姿多采的例子,“自由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几乎与国旗齐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独立宣言》“签署”之后立刻得到全体人民的赞颂——“自由钟”也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全体人民何时得知关于独立的表决结果以及他们的反应。当时,消息传播速度很慢,一些报纸要等着抄其它报纸上的消息。七月八日,纽约报纸才登出有关理查德·李决议案的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更是迟至七月十一日才发出消息。出于安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大陆会议的进行通常是保密的。七月六日,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接到杰斐逊起草的宣言副本,下令七月八日中午在议会厅写读并予以公布。有关当时公众反应的证据居然相互矛盾,约翰·亚当斯写道:“群众欢呼再三,响彻云霄。军队游行,尽管火药匮乏,仍不断呜枪庆贺。”然而,查尔斯·比德尔在自传中却说:“在场的头面人物寥寥无几。将军(姓名被隐去了)发言表示反对独立决议,许多属于辉格党的有地位的公民也颇有异议、不过很快就听之任之了。”八月间,散驻各地的一些大陆军陆续得知七月初发生的事件,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这种庆祝往往非常喧闹,酒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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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全世界宣告《独立宣言》的签署(这口钟因此而被称为“自由钟”)——这个传说尽人皆知,但纯系子虚乌有。费城议事厅塔楼上确实有一口钟,不过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大陆会议议事录中都不曾提起过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反奴隶制运动兴起,这口钟才获得它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名称。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举行的马萨诸塞废止奴隶运动大会上散发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钟——自由之友的呼声》,刊有这口钟的画片;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有关这口钟之所以得名的最早来历。此后一些年里,这个名称和这幅画便流传开来。在这里,“自由”指的当然不是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而是指奴隶们得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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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个名叫乔治·利帕德的人编出一段传奇故事,从历史角度认可这口钟,以便其从事新的论战。此人是费城报纸撰稿人,多才多艺,曾先后当过牧师、律师,但在事业上并不顺心,此后便在其短暂的三十三年生命的余年进行了极其大量的爱国活动。利帕德称得上是威姆斯再世,他的小说专门描写修道士和捕奴者们耸人听闻、黄色下流的故事,并靠这个赚了钱。他还是个宗教怪人,坚持不要牧师主持结婚仪式,甚至还在一八五○年创建了自已的宗教组织“兄弟会”,把博爱精神、爱国主义以及初期粗略的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作为教派首领,他自称“至高无上的华盛顿”,为传教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临到去世前,他已在二十三个州建立了分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发表的连载《革命传奇》被全国各地广为传抄,据说,该报发行量从三万份增至七万份,全是仰仗《革命传奇》之力。利帕德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一八四九年,《高迪妇女读物》称他“无疑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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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帕德本人去世后很快就被人遗忘,但他却使“自由钟”名垂史册。作为《华盛顿及其将领——美国革命传奇》(一八四七年)一书的作者,他完全可以同威姆斯牧师相媲美:凭空编出一段故事,日后却被奉为美国“历史”上最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他为这个新国家所创造的庄严的象征——“自由钟”的图案不断出现在硬币、邮票、政府债券上,终于成为象征美国民族性、美国目标和美国使命的最受珍爱的标志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号召人们为自由事业购买债券的招贴画中效果最佳的一张画着“自由钟”,上面有一句口号:“再把它敲响吧!”若不是利帕德发挥丰富(虽然有些吹嘘)的想象力,这种情景怎么可能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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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及其将领》一书里,利帕德描绘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聚在费城议事厅周围那些“神情热切的人们”。独立会堂的塔楼里“有一位老人,白发苍苍,面孔晒得黝黑……衣着简朴,”他身旁站着“一个淡黄头发的男孩,碧蓝的眼睛透着笑意。”这位可爱的老人不识字,所以男孩把钟上的铭文念给他听:“向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宣告自由来临。”老人急于知道钟上的预言是否已成为现实,便让碧眼男孩去大陆会议会堂探个究竟。他刚吩咐完,蓝眼睛、黄头发的男孩就挣脱老看钟人的怀抱,走下漆黑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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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里只剩下老看钟人。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焦急地从塔楼栏杆探身朝栗树街张望,看那男孩回来没有。又等了半晌,还是不见男孩踪影。人行道旁、草地上面,人越聚越多,可是男孩还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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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老人叹息着,“他把我忘了!我只好拼着这老胳膊老腿爬下爬上了,全怪这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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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只听见一阵欢乐、清脆的笑声。蓝眼睛的男孩站在下面人行道上的人群里,拍着小手,轻风拂动着他那淡黄色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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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挺起小胸脯,踮起脚尖,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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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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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老人眼睛里的闪光了吗?你看到老人怎样迅速挽起袖子,用他那枯瘦的手抓住铁制的钟舌了吗?老人似乎变年轻了,身上充满了新的活力。他挥动臂膀,坚定地摆起钟舌。钟声响了!街上的人们听到钟声,发出持续不断的欢呼声!老特拉华听到了钟声,上千名水手用欢呼作为回答。全城的人都听到了钟声,一齐从书桌、工作台边跃起,就象发生了地震。全是虚构——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头发淡黄、碧蓝眼睛透着笑意的男孩,都是想象的产物,历史记载中寻不到半点踪影。约翰·亚当斯确实意味深长地记述了七月八日宣读《独立宣言》之后,费城基督教堂(那里的牧师还是继续为英王祈祷)的敲钟人敲响了钟声,但他和别人都不曾提起议事厅塔楼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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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路辛编纂的《美国独立革命实况画集》(一八五○年至一八五二年)描绘了独立革命时期的爱国场面和文物,正是这部画工堪称上乘、并非完全闭门造车的画集,确立了“自由钟”这段故事的地位并使其传之久远。路辛给利帕德的故事添了细节,娓娓道来(还配了一幅“自由钟”的画),从此“自由钟”便当之无愧地成了美国独立革命中的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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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为什么被选作节日?这个最大的谜还是没有解开。这个节日的早期历史把事情搅得更加混乱了——在一七七六年之后的五年中,亚当斯总把这天说成是签署《独立宣言》的周年纪念日,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又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把亚当斯的错误作为史实加以确认。于是,人们也就含含糊糊地把它称为“美国独立周年纪念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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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个节日相关联的各种神话中,最有生命力、但也是错误最大的一种,莫过于说打从建国开始,七月四日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节日。独立战争期间,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大陆会议也参加庆祝活动,但并非每年都正式表决确认这天为节日。独立战争结束后,大陆会议于一七八五年和一七八六年投票决定在七月四日举行庆祝活动,但一七八七年没有就此表决。一七八一年,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把七月四日定为节日,这在各州中还是首次。波士顿的节日庆典始于一七八三年,那年该市举行市镇会议议决,以七月四日代替波士顿惨案(一七七○年三月五日)纪念日,每年这天“应发表演讲以示纪念……演讲者应阐明导致这一伟大全国性事件的情感、方式和原则,以及这个吉祥日子在国内和全世界已经产生并将不断产生的重要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影响。”然而,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的全国制宪会议并没有把七月四日正式定为节日。此后三十多年里,七月四日的庆祝活动充满了强烈的党派色彩,各个政党各自活动。结果,各政党往往在这一天发生尖锐冲突,有时甚至出现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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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一日期本身持有异议,是可以理解的。直到一七九五年,有些报纸还在争辩说(它们根据的是上文所引约翰·亚当斯的信),“美国独立”的确切日期不是七月四日,而是七月二日。但是,七月四日这时已在公众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自一七八八年起,联邦党人和反联邦主义者在通过新提出的联邦宪法的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从此,各党派纷纷利用七月四日这一机会就爱国主义真谛发表不同的见解。在纽约、费城、哈特福德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联邦党人包办庆祝活动,把独立革命的神圣事业与引起争议的新宪法等同起来,并普遍利用七月四日这个机会宣扬联邦党的观点,为本党捞取资本。很自然,这种做法激怒了反联邦主义者。例如,普罗维登斯的一千名市民在一位高级法院法官带领下,反对把七月四日定为庆祝批准新宪法的节日,但没有成功。(新罕布什尔是起关键作用的第九个州,该州于六月二十一日通过新宪法。)罗得岛州没有派代表出席费城全国制宪会议,全州一片反对新宪法的呼声,而这个州本身直至一七九○年才被批准加入联邦。公民们认为,七月四日“应当是全国人民的节日,而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的节日”。然而,联邦党人多年来一直试图控制这个本来会是真正全国性的节日。以鲜明的贵族派头和强烈的联邦党色彩闻名的辛辛那提社把七月四日定为召开全州年度大会的日子,因而也被指责为霸占这一节日。又如在波士顿和费城,联邦党人非常成功地控制了庆祝活动,实际上把庆祝活动变成了一党的集会。他们夸赞新宪法,为反对法国人的英国人欢呼,诽谤杰斐逊及其支持者,在联邦党人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反联邦主义者于七月四日举行的宴会上),连杰斐逊都享受不到因草拟《独立宣言》而应得的光荣,直到他于一七九七年就任亚当斯的副总统,情况才有改观。及至一七九八年,党派情绪已达到极其强烈的程度,七月四日的游行、宴会、演讲,各党都是自搞一摊。那一年的七月四日,波士顿联邦党人著名的祝酒词反映了这种情绪:“但愿亚当斯象桑普森那样,借助杰斐逊的铁拳消灭成千上万法国人!”在那些年里,呼吁“团结”实际上就是呼吁对本党忠诚。一七九九年七月四日,费城的庆祝活动分为两摊,联邦党人为华盛顿、亚当斯、平克尼、马歇尔(却不理杰斐逊)祝酒,共和党人则为杰斐逊祝酒:“这位政治家起草了值得纪念的《独立宣言》——愿他的美德和爱国精神永远活在美国自由人民的心间。”一八○○年七月四日,在杰斐逊有望当选总统的时候,据传费城联邦党人就已对是否应当继续把七月四日当作节日提出疑问,甚至散布杰斐逊业已去世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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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于一八○一年就任总统后,只不过是把七月四日庆祝活动的控制权转交到了另一个政党(共和党)手中,而没有把这一天变成全国性节日。许多联邦党报纸与共和党报纸不同,不在七月四日这一天登载《独立宣言》。在新英格兰各州,每年七月四日宣读《独立宣言》已成惯例,但于一七九七年中止了。一八○○年七月四日费城举行庆祝活动时,两位校长听到一个学生朗读杰斐逊这篇造反宣言,即拂袖而去。一八○一年之后,共和党人把联邦党人排挤出许多官方庆祝活动,而把赞颂《独立宣言》变成他们的庆祝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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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大党偶而也会暂时休战,但在七月四日通常都是各搞各的庆祝活动。此时,联邦党指共和党(过去他们一直被排斥于重大庆祝活动之外)迟迟才发现七月四日的意义所在,共和党则以牙还牙,利用当权的机会在官方报道和庆祝活动中有意不提约翰。亚当斯的名字。波士顿共和党人成立了自己的华盛顿社(一八○五年至一八二二年),以确保节日庆典不失党派色彩;联邦党人针锋相对,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一八○六年波士顿庆祝七月四日时,一位联邦党领袖杀害了共和党庆典主持人的儿子,这时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联邦党的《哥伦比亚前卫报》(一八一一年七月十七日)表现了时代气氛,它攻击“杰斐逊先生的顾问们每年都要费尽心机,把他装扮成《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其实“这份具有纪念意义的文件付诸表决时,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出自杰斐逊之手,而这也是他从《洛克论文集》中剽窃来的。”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并没有使党派偏见趋于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党派意识尤其强烈。直到息事宁人的门罗总统当政期间,党派意识才减弱了一些,这位总统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前往波士顿参加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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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把历史真相搞得更加模糊不清,而且加深了党派间的敌意,各州、各城镇、各县,都不肯放过历史上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行者,其中最有趣、也最成功的要数所谓的《梅克伦堡独立宣言》,在威廉·怀尔特的《帕特里克·亨利其人其事记略》(一八一七年)夸耀弗吉尼亚的开拓之功而激怒其它地区的爱国者后,这个文件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很快站出来同怀尔特唱对台戏的不仅有马萨诸塞,而且还有其它许多地方,特别是北卡罗来纳。据称,《梅克伦堡独立宣言》(一八一九年,很多家报纸都登载了这篇宣言)是北卡罗来纳的梅克伦堡县所选出的代表们于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夏洛特开会通过的。这个文件明确宣布梅克伦堡同英国决裂而独立,其中许多句子到一八一九年成了杰斐逊的名句。如果这篇宣言是真的,就证明北卡罗来纳人宣布独立比大陆会议早了整整一年,是争取独立的真正先驱者,怀尔特笔下弗吉尼亚首先发难的故事因而不攻自破。并且,这样一来,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说得婉转些——也就远远不象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开创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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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九年六月,约翰·亚当斯第一次看到《梅克伦堡宣言》(“我生平所见过的最稀奇、最神秘的东西之一”),不禁大为震惊和困惑,立刻给杰斐逊写去一信:“这份文件怎么可能直到今天才让我看到?……你知道,如果我当年能拿到它,就可以在你的《独立宣言》之前十五个月让它的声音响彻大陆会议会堂。同这份文件相比,托马斯·佩因的《常识》显得多么可怜、无知、恶毒、短视、失度!……这份文件把当时真正的美国意识表述得如此之好,无论其前其后的著述,都无法同它相比。”他在写给威廉·本特利牧师的信中,指责杰斐逊剽窃:“杰斐逊先生……当时肯定读过这份文件,因为他那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的《宣言》模仿其精神,搬用其观点,逐字抄袭其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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