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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九年六月，约翰·亚当斯第一次看到《梅克伦堡宣言》（“我生平所见过的最稀奇、最神秘的东西之一”），不禁大为震惊和困惑，立刻给杰斐逊写去一信：“这份文件怎么可能直到今天才让我看到？……你知道，如果我当年能拿到它，就可以在你的《独立宣言》之前十五个月让它的声音响彻大陆会议会堂。同这份文件相比，托马斯·佩因的《常识》显得多么可怜、无知、恶毒、短视、失度！……这份文件把当时真正的美国意识表述得如此之好，无论其前其后的著述，都无法同它相比。”他在写给威廉·本特利牧师的信中，指责杰斐逊剽窃：“杰斐逊先生……当时肯定读过这份文件，因为他那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的《宣言》模仿其精神，搬用其观点，逐字抄袭其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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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答复亚当斯说，《梅克伦堡宣言》乃是一个骗局，如同几年前谣传北卡罗来纳该地区发现“火山”一样。然而，想让北卡罗来纳爱国者承认其中有诈又谈何容易。一八三一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出版了一本官方小册子，除重印《梅克伦堡宣言》外，里面还附有“证明”该宣言真实性的文件。如今，尽管教科书中有时把这个宣言和“康斯坦丁捐款”相提并论，作为骗人文件的典型，但一些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仍然相信这个宣言是真的。至于《梅克伦堡宣言》是否真实，这是一个复杂的专业性问题。然而，不管这个宣言在其它地方被看作是真是假，在北卡罗来纳州，它是明文规定的传统。这个宣言的发表日期，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日，还刻在北卡罗来纳的州奎上，并且是这个州庆祝第一个《独立宣言》的法定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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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六年是《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美国各地不约而同地准备赋予这个周年纪念日以新的全国性意义，这种戏剧性巧合把七月四日变成了神圣的日子。此时，美国人已经第二次战胜了英国，而且，尽管不断出现内部分裂的威胁，美国还是安然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这年的七月四日非同一般，值得来一番非同一般的庆祝。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呼吁举行不为“营谋官职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垄断的庆祝活动。有人在华盛顿《国家通讯员报》上发问：庆祝活动是否将“以通常的方式进行，即烤鸡、鸣枪、喝他个烂醉？”六月间，全国上下都在做着准备，到了七月四日这天，庆祝活动可谓丰富多采：军事检阅、演讲、野餐、私人联欢会、官方宴会，不一而足。在华盛顿，以市长为首的十三人委员会精心制订出了庆祝计划，市长还对所有在世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和前任总统发出了邀请，查尔斯·卡罗尔、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都未能前来，他们那文采郁郁的辞谢信刊登在华盛顿的报纸上。约翰·昆西·亚当斯出席了纪念仪式，纪念仪式上庄严朗读了《独立宣言》，发表了演讲，并呼吁捐钱为杰斐逊偿还债务（他的种植园因晚来的大雨而歉收），最后还放了“美妙的焰火”。这次纪念活动没有蒙上党派之争的阴影。两天后传来消息，杰斐逊于四日中午在蒙蒂塞洛逝世。又过了两天，约翰·亚当斯四日在昆西逝世的消息也传到首都。在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看来，这个双重的巧合对开国元勋和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上苍昭明的恩宠”。当年晚些时候，威廉·怀尔特在华盛顿众议院对两位逝者赞颂有加，并进一步强调这一巧合的含义：同胞们，迄今为止，我们所庆祝的七月四日只是我国独立的周年纪念，参加纪念活动的也只是我们这些凡人。然而最近这个七月四日则可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庆祝人类自由的盛大节日了，因为上帝在众目睽睽下亲临庆典——两位开国无勋的双双升天，赋予了这个日子以神的神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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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东部都市错综复杂的政治仇隙的边远地区，那里的人们每年七月四日举行豪放不羁的宴会以示庆祝。深入密西西比河彼岸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烧熟肥肥的庸脊肉，大开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乔赛亚·格雷格率领的远征队在圣菲东北两百英里的麦克尼沟扎营，他描述了一八三一年七月四日破晓时分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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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的夜空刚透出灰蒙蒙的曙色，充满爱国热情的远征队员们便开始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个胜利纪念日了。礼炮和枪声在群山中回响，隆隆的鼓声和激越的笛声更给庆祝活动平添了几分军旅色彩，大家无不为之心动。我们纵情欢呼雀跃，山谷也发出喜悦的回声。在这辽远的蛮荒地带，我们这些徒步探险者每年今日都要尽情庆祝一番，这里没有党派冲突和勾心斗角破坏我们和谐的气氛和几近虔诚的狂欢——每个真诚的美国人，都会把这种情感奉献给这个伟大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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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后的七月四日，约翰·弗雷蒙特率领的远征队在前往西北太平洋沿岸的路上停下来，在遥远的科罗拉多的圣弗雷恩堡举行庆祝活动。那些新兴城市出于团结市民和提高当地社会本身地位的需要，不免要找机会举行仪式典礼，而且总是选在七月四日开张旅馆或宣告新学院的成立。七月四日的演讲很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辞学，而且总以这个节日为名。一位傲慢的撰稿者在《北美评论》（一八五七年四月）上对“这些节日”发表评论道：“我们通常都把‘七月四日演讲’视为装腔作势的高调和爱国主义空谈的同义语……匹克威克式的激情、礼花、爆竹、篝火、轰响的礼炮、拖曳的旗帜、拥挤的汽船、文人学士的装模作样、芸芸众生的恣意喧闹，所有这些把本来的神圣节日、虔诚记忆、崇高祭献和‘自由的安息日’变得乱糟糟，令人生厌，”在全国东西南北各地，七月四日演讲已经成为庆祝活动的一大特色，甚至一位新英格兰作家也承认七月四日是“我们唯一可以从严格意义上称之为全国性的节日”。所以，政治家和作家们往往以一篇词采华赡的七月四日演讲而崭露头角，便不是偶然的了。威廉·图德第一篇广为刊行的作品就是一八○九年七月四日的演讲。年仅十八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佛发表七月四日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演讲，已经显露出使他日后名利双收的风格，后来他又作过许多次七月四日演讲，出足了风头。约翰·昆西·亚当斯未满二十六岁的时候，受波士顿市的委托发表七月四日演讲，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乔治·班克罗夫特于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所作的演讲是他的第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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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七月四日演讲颇为拙劣，阿蒂默斯·沃德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四日在康涅狄格州惠塞斯菲尔德所作的演讲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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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胞，因时间关系，我没法从请教徒们坐“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岩岸登陆时起谈美利坚的成长，但每个小学生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如何的了不起。我不赞扬早钥殖民地移民，恩必各位能谅解。某些早期移民把弄巫术的愚昧老妇吊将起来，在教友会教徒舌头上烧洞，将犯有微小过失的同胞送上囚犯踏车受苦或戴上颈手枷示众——他们或许为人很好，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所以不谈他们了。我想他们也许用心不坏，因此姑且借用一句新奇而斯文的报纸用语：“愿他们的遗体得到安宁。”然而，那些在美国独立革命中战斗、流血、牺牲的勇士实无可指摘，我们不必担心把他们捧得太高。以我之见，他们受得起赞扬。乔治·华盛顿可称世上第一完人，他头脑清醒，古道热肠，行事稳健。他从不得意忘形！大多数知名人士总不免失之忘形！（这两个字必须用粗体字标出，以示强调——阿·沃）他们踌躇满志，从而忘形，办事草率，滥用宝贵的崇高原则。他们跨上白杨木马，一路奔驰，根本不管这马跑得是否平稳、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跛腿、瞎眼或止步不前。当然，他们或迟或早总会摔下马来。当他们看到大众盲目前进时，并不站出来指明方向，而是跟着乱走。他们不知道，现在兴高采烈把他们抬在肩上的大众一旦发现所抬非人，就会毫不迟疑地甩掉他们，永远把他们忘却。华盛顿从来不会得意忘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热爱祖国，是一位头戴三角帽、身穿短裤的人间大使，他这种人物是很少见到的。朋友们，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华盛顿，但我们部可以做爱国者，本着基督徒的仁爱精神为人处世。当我们看到一位弟兄走向堕落时，不要把他往下推，而要即刻拖注他的衣襟，把他拉回道德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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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七月四日演讲都贯穿着两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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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精神：这是一种注重历史的民族风格。七月四日演讲所用的语言是为整个国家张目的，正如鼓舞人心的话、夸张的话和旨在鼓劲的话替美国西部和西南部那些新贵们的社会壮声势一样。两者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乐观，热情，不甚区分事实与希望、真正发生过的事和想必应当发生过的事。某城市的建设事业鼓吹者决不会由于该城市尚未成型或根本不存在而闭口不语，甚至还会因此而夸得更欢；同样，国家建设事业鼓吹者也决不会因为国家尚待发展而停止对她进行赞颂。七月四日精神好比一座“民族精神旅馆”，早早建造起来，以侍民族一旦形成，便打开大门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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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轮廓越模糊，便越需要充满信心的语言。因此，七月四日演讲的夸张语调可以视作一种尺码，它所表现的与其说是民族爱国精神的深度，不如说是民族爱国精神之模糊性。一八五一年七月四日，过分乐观的丹尼尔·韦怕斯特在首都庆祝仪式上说：“这个节日使人振奋、喜悦，把所有美国人的心连在一起了。在一年中的其它日子里，我们或许属于某党某派，彼此争吵不休（这些争吵或多或少涉及到公众利益）……然而在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其它身份不复存在，而只是美国人。”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詹姆斯·帕顿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出版了颇受欢迎的安德鲁·杰克逊传记，他给予杰克逊的最高赞美就是“最具有美国气质的美国人——他是《独立宣言》的体现，七月四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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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美国，这就是最高赞语。至高无上的《独立宣言》“最早”宣告了美国的“诞生”。对“最早”的赞颂（纪念《独立宣言》仅是其中一例）是美国生活的特征，外国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历史的短暂更加强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判断孰先孰后，不是用历史尺度，而是用游标卡尺。你有你的“弗吉尼亚最早的家庭”，我有我的“最早的长老会教堂”（如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美国人争夺“最早”，互不相让。美国历史本身恰如一片无主的大陆，准都可以前往落脚谋生，谁到得最早，准就能够得到荣誉和财富。绝对的“最早”，可以取得无可争辩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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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的目的在于证明：美国是一个“脱胎于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把庆祝国庆变成了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日子。七月四日重申建国的意义所在。宣读并赞颂《独立宣言》不仅是为了纪念国家的诞生，而且还为了纪念国家诞生的“理由”，宣告并重申国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就这样，美国人表现出他们对本国存在的意义是不断关注（和忐忑不安）的。美国人的出发点是：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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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我肯定的典礼仪式很多，我们或许应当称之为自我肯定的“狂欢”，而七月四日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目标”奇异地混为一体了。七月四日举行盛大节日的目的在于表明（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导致美国独立的原则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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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国家的目标”这个问题上所感到的困扰实有甚于其他民族。历史悠久的民族认为他们国家的存在早已被上帝和历史所认可，自然不必定期申明本国存在的理由。然而，美国却是在一次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行动中诞生的。首先，《独立宣言》不仅是向美国人，而且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不断显示自己负有世界使命，并不断向全世界证明这一使命的存在。美国人不可思议地把七月四日这个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节日变成了反复解释建国目标，并向全人类加以证明的日子。这一点在杰斐逊去世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不能前往华盛顿参加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的纪念庆典表示遗憾，接着便阐述了这个节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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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成为对全球发出的信号（有的地方早些，有的地方迟些，但终将遍及全世界），激励人们挣脱锁链，领受自治带来的幸福与安全。过去，僧侣式的愚昧和迷信使他们甘受锁链束缚。现在，我们建立的新国家恢复了自由运用理性与思想的权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或正在认识到人类的权利所在。普照世界的科学之光使每个人都能看清这样一个鲜明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是听由役使的骡马，那少数足登马靴的幸运儿也并非因为承受大恩而得以合法地驱策他们的同胞。这就是我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希望所在；愿每年的这一天能不断唤醒我们牢记人类权利并对此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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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八章 辽阔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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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政府好比是杂交新品种，世界上尚无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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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布里奇·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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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共和政体长期存在的最大的国家，然而它却比旧世界任何共和政府包含更多、更小型、更有效率、也更富竞争性的独立单元。美国的政治“制度”既是新世界新奇事物的反映，也是所有政治家预测、规划或约束政治发展的最大能力的见证，政党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权力和目标的真正核心，然而它们却简直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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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地方，一个政治国家的建立通常是由于一个强大的省份（如普鲁士、萨瓦或法兰西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或是由于一个入侵者（如征服者威廉第一或拿破仑）强行管辖当地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但是美国不知怎地却自发地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正是那些分散的力量使它得以巩固。在很多使人感到慰藉的幻想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美国这种政权方式能始终维持不变，或者经过一代人有意识的努力可以牢牢地把它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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