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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的委员会体制分工越来越细：一八○○年还只有四个常设委员会，但到一八五○年就增到三十四个。随着众议院及其委员会日益扩大，各委员会的管辖权也扩大了。最初，法案的提出和咨询都由众议院本身严格控制，各委员会只负责处理细节和草拟文件。各委员会开始时只不过是众议院的工具，到一八二五年才开始掌握他们现代的权力，一直发展到逐步接管众议院的各项职责。到一八八五年国会的体制已经变成（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说）“国会常设委员会的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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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政治：和扎根于地方的政党相妥协。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第十期）中发表的人们熟悉的一段话中写道：“社会越小，组成这个社会的不同政党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可能越少；不同的政党和利益集团越少，在同一个政党内就会越经常地出现一个多数；他们所处的范围越小，他们就越易于协调并实施他们的压制计划。”他进一步指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一个大国正由于容纳了“大批不同类型的政党和利益集团”，才使公民权利得以维护。毫不奇怪，无论麦迪逊或是他那些制定联邦宪法的同僚们，都想象不到在这个新国家里竟然会出现目前这样的政党。正如布赖斯勋爵在临近十九世纪结束时所说的那样，“美国的党派政治与研究联邦政府的学者们所料想或预见的大不相同，它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任何想对美国作些著述的人应该尝试描绘的事物。”实际出现的情况和创建人的设想适得其反；他们把“政党”和“利益集团”等同起来看，用的仍然是旧世界那些小国家的观点，而不是一个联邦的观点。但是长远来说，麦迪逊和杰斐逊建立一个辽阔的共和国的梦想之所以有可能成为现实，乃是由于美国政党所起的特殊的、非常实际的作用。美国党派政治的基本单位是地理上的选举区，而不是意识形态集团或利益集团。而政党也“部分是全国性的；部分是联邦性质的”。美国政治生活具有离心的倾向——这表现在美国独立和在独立后仍长时间存在的分离主义传统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这个国家不是任何伟大的民族激情的产物，美国宪法是一种不稳定而新奇的安排——不完全是联邦性质的，也不完全是全国性的。这个国家有效的政治统一要由各个政党来承担。政党集中了人们的实际活力和热忱，把地方、州和国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些政党和人们过去知道的政党或其它地方当时建立的政党都不相同。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辽阔和分散、独立政治单位的繁多以及联邦宪法的极端简单、新颖和含糊不清的副产品。它们为建立一个政治国家提供了不可胜数的生动的联系；它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各个单浊的政治单位联系起来，而这些方法是无法载入任何成文的法律或宪法的。它们依靠某些明显的美国特点来完成独特的建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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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扎根于地方。各市、县和州所设立的无数政府，按人口平均计算比西欧那些中央集权的国家给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职务和机会。面对着数不清的政治上的美差，地方上的政党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曾经听见一名西部移民解释道，“由于每个人都能弄到一官半职，发展县的党组织就有了非常理想的条件。”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名政党工作者热情工作，以求在本地得到一官半职，美国的政党制度要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约在一八○○年之前，地方官员一般都是靠各自竞选来取得职位的。以后这种做法逐步发展为把不同级别的候选人结合起来写在同一张“候选人名单”上，把他们提交给选民（这就是约于此时出现的一种美国方式）。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选举“公民代表院”的传统方式——大家当着邻里的面进行口头选举，很难用于选举为数众多的官员；它也不适合那种提出“党的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的做法。另一些旱期的选举法也不适用了，例如在宾夕法尼亚，一直到一七九六年时政府仍未能提供印好的选票，按照当时的选举法，还需要用手来誊写人名。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全州张贴印好的候选人名单，使选民可以很方便地抄下名字；他还要求他的共和党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事先抄写党的候选人名单，以便选民们拿到投票处去，作为自己的选票投入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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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的官员的数目不少，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各政党进行协助和组织（例如在一七九六年宾夕法尼亚的选举中，选举合众国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在你的选票上写下选举团十五名成员的名字）。一七九六年纽约州的选举中，居民已经可以在“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和“联邦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之间作出选择，这两份名单都是在党的特别会议上拟定的。一些共和党代表在特拉华的多佛开会，“目的是拟出一份候选人名单，以便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推荐给肯特县的共和党公民”，名单列上了国会和州的各项职位的候选人。当不同级别的公共职务候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候选人名单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时，他们也参加进来发表他们的政治原则和纲领。因此，借助于一些得力的政治家如托马斯·杰斐逊的组织活动，“党的候选人名单”就非正式地成为惯常的方式了。来自上面（如在弗吉尼亚）和来自下面（如在新泽西）的压力，促使政治家在选举日里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争取县的职位或想进入州议会的候选人，都乐意和比较知名的国会候选人或者和支持某个著名人物的总统选举团成员相联系；同时，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也愿意和那些在邻里中闻名的竞选地方职务的人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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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惜助党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的新布署，一开始就引起了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反对，例如费城《综合广告报》的编辑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说：“我们不要选票贩子：让每个公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我们定能选出好的代表——勾结、徇私、阴谋和派别活动都将完蛋。”到迟至一八○○年时，康涅狄格一些唱高调的联邦主义者还认为，任何竞选公共职务的候选人在该州各地旅行“以诱使人民投他的票”的做法都是不体面的，他们对整个“竞选运动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进行了抨击。但是竞选运动、提名候选人的会议以及其它制定“党的候选人名单”的活动，对于竞选公职的人来说是大有用了，对于选民来说也大有趣了，因此是不可能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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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候选人名单”已经成为一项引起人们兴趣的公共消遣活动，作为这个过程一个组成部分的提名大会，更触发了人们的政治兴趣，并且激起人们对党的忠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而使提名大会第一次变得重要了。通常的模式是党的州中央委员会发出召开州代表大会的号召；由市镇会议选举代表出席县代表大会，而县的代表大会则选举代表参加全州的大会；如果需要选举州参议员或众议员，那么就另行选举代表参加地区会议。无数次的代表大会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讲坛；大会的进程在本地报纸上报道，而且往往重新印成小册子供党作宣传之用。当塔培基的一批国民共和党人于一八三○年召开州代表大会提名他们崇拜的偶像亨利·克莱为总统候选人时，他们用了自此之后家喻户晓的一段话来描述代表大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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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直接来自人民，它怀有并且也表达了人民的真实感情。就其性质和结构而言，它是深得人心的，由于其活动光明磊落，既不搞阴谋又没有腐败的核心会议操纵，也没有任何其它动机，而只有人民本身自发的推动力，因而它赢得人们的尊敬和信心。”代表大会不仅把党的力量集中在特定的候选人身上，从而加强了获胜的机会；而且还激起人们的热情，使他们乐意为党所作的选择进行工作。一名支持反共济会党的人描述一八三一年该党召开的纽约州代表大会时写道，“这次大会真伟大。门厅、走廊，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我对于反共济会活动感到自豪。不知道是由于什么估计不到的原则，使得那些诚实朴素的农民在隆冬季节从州的最遥远地区赶来出席大会。”代表大会的思想证明在各县和各州都十分有效，已为全国性政党所采纳。在一八三二年的选举中”所有提出总统候选人的大党都首次召开全国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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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把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候选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样的大会便于他们就纲领和政策以及领袖人选达成协议。有些来自遥远的州的选民认为，比起国会那种官气十足的场合，这样的大会以及党组织的日常工作可以提供便于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政党变成美国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力量之一。美国政治生活的分散状况有助于打破教条，并有助于冲淡那段时期使得欧洲大陆各中央集权政府在政治上感到为难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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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为选举合众国总统而构思出来的总统选举团也是为同一目标服务的。然而和宪法制定者的设想相反，选举团井没有真正考虑选举总统，而是使候选人赢得一个个州的一批批选举人票，并以此作为当选总统的唯一途径。因此，在美国，连选举作为整个国家唯一代表——全国领袖时，也要掂量一下以州为单位的人民的愿望。全民直接选举的最高级官员并不是总统，而是各个州的州长。这一事实使得政党组织分外举足轻重，甚至在十九世纪初就已变成国家的“联系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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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斯勋爵在十九世纪末说过：“在美国，巨大的动力是政党。美国政府不及欧洲的政府重要，而其政党则相反；它们的原则越少，它们对这些原则的兴趣便越淡薄，而它们的组织却越臻于完善。”在联邦宪法通过半个世纪以后，这种倾向已经十分清楚了。正如美国生活的其它很多方面——宗教、教育和新的基层社会的形成——那样，意识形态被组织取代了。由于需要在一些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共同目标上团结起来，思想和目的的尖锐差别被掩盖了。只要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仍有妥协的可能性，政党就是达成妥协的重要场所。当情况不再是这样时，国家本身就会处于瓦解的边缘；而政党也和国家一样，不得不推倒重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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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前言·民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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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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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当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接近竣工的时候，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便曾预言美国发展历程的转变已逼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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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际突然向人类释出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发挥着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力；并把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骤然抛到我们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旧事物已在废弃；种族反感尚未消除，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盛衰沉浮，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然而，由于处在一个物质非常艰难的时代，我们往往只把这种新的力量看作是一种赚钱和节省时间的手段……在那些天真地认为自己控制了这种力量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最巨大和意义最深远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要么造福人类，要么为祸人类。……如果现存社会不辞辛苦去回顾一下它已经目睹过的变革，它或许会对接连发生的、而且必然接连在它眼前闪过的种种革命不那么震惊；它或许会更大方地接受那不可避免的事物，而且不再徒劳地强使整个新世界去迎合过了时的文明的条规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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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的一百年乃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无数不为人们注意的革命，不是发生在议会大厅里、战场上或街垒旁，而是发生在家庭、农场、工厂，学校和商店等处，无所不在，无远勿届。它们之所以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乃是因为它们来得迅速，因为美国人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它们。不仅北美大陆，而且整个人类经历的本身，以及社会、时空、现在与未来的确切含义，都在不断修改；不论美国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在创造和发现新的民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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