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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畜大会”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大草原自由放牧的年月里，赶畜大会算得上当地社会一项盛大的仪式。十几位牧场主听任他们的畜群在开放性的牧区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拣选开来。在此情况下，春季的赶畜大会就需要一番组织功夫，州或准州的畜牧协会通常都把放牧区划为小区，由各小区召开自己的赶畜大会。赶畜大会的繁杂工作统由与会牧场主指派的人员分头负担，每个牧场都会视其牧群的规模而派出相当数量的牛仔。这些牛仔们凑到一起后，便得听从大会的头目或主事分派工作，此人通常由小区的牛仔们选出，这些小区，宽可达四十英里，长可达百余英里。牛仔们分为一个个小队，在小队头目的统领下分散到村野上去，一路把他们撞见的牛群驱往集会地，这样，聚拢来的牛群可多达数千头。此时，在一些狭小的山谷中，从各处赶来的牛仔便开始大显身手，他们把母牛和小牛从牧群中“分隔”出来，给每个小牛打上它跟随的母牛的烙印。对带有外人印记的牛也会慎加区分，以便牛仔“把它们撵走”——引它们向主人的牧区的方向徜徉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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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赶母牛和小牛翻越山谷，穿行乡野，甚至在人还没有累倒之前，马匹已经拖垮了，为此，每个牛仔都要带上八到十匹马。春天的气息会使马匹发情，而荒山峻野又会令它们受惊，因此参加赶畜大会的牛仔，长途策骑之时必须要能够稳坐在颠扑不定的马背上。他必须懂得如何去对付数百头牛或者落了单的牛；必须能够驾驭烈马而同时舞动绳索去制服欢蹦乱跳的小牛。就象长枪比武成了中世纪骑士们的游戏一样，赶畜大会中的种种技巧也成了牧场主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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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畜大会第一个名字为“rodeo”，源出西班牙文的“rodear”，意为“围拢”；牛仔们的目的在于包围井聚拢放牧区上所有的牛群。只在很久之后，开放性的牧区消失殆尽了，“赶拢畜群”的技巧才转成专为演练而演练，而“rodeo”也转而成为专门取悦观众的牛仔骑术表演。从此，这种集会只是为了炫耀，让城里人观赏在开放性牧区全盛时期只有牛仔们自己才能看到的力量、风采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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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赶言大会是人们庆贺收获的一种仪式，也是牧场主显示所有权的一种仪式。而打火印的工作——给每一头新到的小牛烙上主人的标记——则把大会推向高潮。牛群全部赶拢到一处后，骑在马上的牛仔便熟练地把一头母牛和它的小牛从牧群中“分隔”出来。然后，他用绳索摔倒小牛，拖到炉火边，交给准备就绪的打印者。炉火里摆了许多烧得泛出白光的打印烙铁，分别带有参与这个赶畜大会的某个牧场的标记。打印者瞥一眼小牛尾随的毋牛身上的印记，便从火中抽出相应的烙铁。烧焦的牛皮发出了咝咝的声响，在小牛吼叫声中，亦即宣告某人的牧群又增加了一头牲畜。一位“记数员”手持铅笔，记下在这次赶畜大会上烙印主人得到的牛的数目，而牧场主就据此估算出他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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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有“小牛盛会”，秋季则另有一番热闹景象，通称为“牛肉盛会”。此时，人们所要忙的是选出育肥的壮牛，驱运到车站上，以便变卖成现钱。七月或八月，同样是牧场主们的收获季节。不过，人们在忆起赶畜大会的盛况时，想到的总是明媚的春色，喧叫的牛群，欢跳的牧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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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把牛仔理想化了的人发现，在赶畜大会上，牛仔们的公正原则得到了最高的体现。一个牧场主的生涯，始于赶畜大会，又终于赶畜大会。这种大会的规矩说明大会所特别关注的是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如果哪一头母牛身上的烙印杂乱不堪，搞不请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小牛就不会给打上任何人的标记。于是，小牛便归整个协会所有，用以支付共同的开销。如果一头小牛打错了烙印，就会牵来另一头小牛“抵数”，打回疏漏了的烙印有时，母牛带有远方牧场主的烙印，人们便会把它“撵走”，引它回到自己的牧场上去。整个仪式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合法而正式地拥有其新增的牲畜，并关照周知，同时把它们与开放性牧区上放养的混杂牧群明确地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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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主们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放牧，如果土地原本不属于任何人，则他们如何去证实生养于斯的牛群的归属呢？几经困惑之后，他们终于确定了一套新的烙印标志，烙在每一头牲畜的皮肉上。有了这些临时创作的所有权凭证，他们才感到放心。由于人们和他们的牛群流徙不定，远离法庭和律师，文书契据的作用是不大的。谁愿意携带它们呢？又能把它们妥善地收藏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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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好让牛只成为它们自身的所有权凭证。如此一来，任何人只要拿出牛来，就可以证实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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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练的牧场主一眼便可以辨认母牛身上杂乱的烙印，其精确程度，丝毫不弱于伦敦大法官法庭律师依据法律来咬文嚼字的功夫。这种牛只烙印的学问，表明各行各业无不有其玄妙深奥而极其神圣的标志。这是牛仔们的图像学。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认出代表他自己的烙印和标记；不过，要想判定一头带有许多烙印的牲畜的所有权，那就得需要学问、经验和技巧了。一头小牛大都是在它生平参加的第一次赶畜大会上，被人用带了图形的炽热烙铁在皮上打印的。不过，在其它时候，还有别的办法来打烙印。例如，“草写烙铁”干脆就是用一根直火钳，象铅笔一样草写出任何合意的标记，这在当时就称为“草写烙印”。另一种“模压烙铁”则象一块铅字印模，上有特定的“盖印”，一下便可冲压在牛皮上。烙印大小不一，但通常高于二英寸，宽于四英寸，而高宽均不得超过七英寸。自然，烙印会随牲畜一道长大，因此，小牛身上的烙印如果只有三英寸高，几年之后便可能达到十二英寸。牧场主们都知道，烙印过大，又打在错误的部位，就会降低皮张的价值，所以，他们的标记只烧烙在牛的臀部、肩部或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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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主大部凭自己的想象力别出心裁地选定他的烙印图案，只要不与其他人登记的图案重复就行了。最初，在烙印的选定上，只有非正式的协议：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个州和准州纷纷颁行了烙印登记册。这些登记册展示了烙印图案和牲畜身上的烙印部位，还列明了其它附带标记（诸如“耳戳”，剪缺左耳或右耳，或双耳；或者在牛颈部下垂的皮肉处刻下痕记等等）。主人尽可以把他脑海里闪现出来的任何字母、图形或乱七八糟的符号拼凑在一起，不过，既然烙印是牧场的标志，他就得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起初，牧场主可能只用他自己或妻子儿女或牧场名字的首字母，但登记在册的烙印越来越多，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有趣、怪异和莫名其妙的组合。例如有一位牧场主采用了“TM”的印记，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牧场离一家酒吧有“二十英里”（Twenty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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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怪也不能怪得出了格儿，不管什么烙印，都必须使盗贼难以窜改。例如，字母“C”就很容易改成字母“O”或数字“O”；字母“I”就可以改成其它十几个字母，或看去象是数字“I”而可在后面加上别的数目字。各种图案设计，诸如把字母重迭，给字母框上方框，或在首尾两端横划上短线，都可以使人难以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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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牛贼则使出种种招数来更改烙印。如果盗牛贼设法得以在赶畜大会上受雇为打印工，他便会瞒过众人在一些小牛身上打上“空头烙印”。而所谓“空头烙印”就是没有登记过的烙印，盗牛贼造它出来，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盗牛贼亲手操纵着打印烙铁，将之浅浅地印在牛的皮肉上，很快便会消失；事后，在他方便时，再打上自己登记在册的烙印，把小牛据为己有。更便当些，还有“皮毛烙印”——即不论什么烙印只管浅浅地印上，以后等待时机盗牛贼再在上面盖下自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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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大都晦涩深奥，因而朗读烙印便成为一种高度技巧的本事。由于任何牧场主可以自行决定他的名字的发音，同样道理，他也可以决定他的烙印各个部分的读法。不过，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公认的成规。根据这些成规，“A2”读作“大A2”。“Lazy”是指倒过来或横过来写的字母，如此一来，在“Lazy M Bar”中，M 就应竖起来写，并有一条横线划在烙印下面。围绕某个字母的一段曲线称为“四分之一圈”。用一条竖线平分的环形称为“扣子”。用曲线划出的“W”字样称为“草体W”。字母或数字（例如“7”）两侧如有两道外延的曲线，就读作“飞7”。还有大量的特别同汇，比如“痛打”、“揍傻瓜”、“猪圈”等等，让生人听起来，就象是一些俚语。但对已经入门的牧场主来说，它们却有着确切的专门含意。“牧场切口不难理解，”一个牛仔就曾说过，”你只要事先搞清别人的意思，此后，别管他嘴上说些什么。”烙印也象盾形纹章，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成了民间传说中有声有色的话题。就拿名重一时的金氏牧场的主要烙印——“草体W”来说吧。没人确切知道理查德·金上尉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把这个烙印打在他的牲畜的皮肉之上，或许最初是在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九年，他在得克萨斯的努埃塞斯县把这一烙印正式登记在册。在行话中，它的特定称呼是“草体W”，但一些人更喜欢当地墨西哥人沿用的富有诗意的西班牙语名称，管它叫“小蛇”。这种蠕动的爬行动物的形象（意味着“不要碰我！”）对盗贼和歹人多少起了一些阻吓作用。一种更为实际的说法讲到，一八六二年，金上尉买下了某个威廉·曼恩的畜群，同时得到了他的三个烙印，其中就有一个“草体M”。为了使“草体M”非他莫属，他干脆把“M”颠倒过来，成了“草体W”。而且这个烙印有许多优点：它写起来能一气呵成，没有重叠的笔画（重叠笔画的烙印会烧得过深，易招螺旋蛆，愈合后可能出现一片模糊）；它特别易于用“草写烙铁”书写（如果手头上没有“模压烙铁”的话）；而扭动的图形又使人难以更改。同时，它简单明快，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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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土地契据需要熟谙行话，诠释牛身上纷杂的烙印同样需要如此。烙印不仅标明牛的主人，也可能标明某一桩交易，而见多识广的牛仔更可以从所有的记号讲清这头牛的全部来历。当然。说明牛的第一个主人的第一个烙印，是在小牛初次参加赶畜大会时打上去的。但人们往往难以搞清哪是第一个烙印。而牛身上还会带有“发售烙印”或“反印”，此乃原主烙印的一种变体，意在表明原主已同意把牛出售。随后，自然就是新主人的烙印。在驱运过程中的牲畜可能还带有“旅途烙印”，在上路前打好，用以区别途中碰到的其它畜群。在得克萨斯，按照法律规定，牛的颈部还有特别的“县印”（得克萨斯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县印），使盗贼难以下手。因为如此一来，除非盗贼设法换上登记第一个烙印的那个县中的某个烙印，否则，他就必须为每一头盗来的牛换两个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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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练的牛仔凭借烙印登记册，不需向任何人询问任何问题，就可以知道牛的许多事情。他可以讲出牛只出生在得克萨斯的哪个县，换过哪些主人，主人姓甚名谁，住在何方，他还可以知道牲畜是靠脚力驱往北方还是经由铁路运来。西部有一句口头禅，说“这畜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还真大有看头。”那些身上根本没东西可看的牲畜，则在西部招来许多麻烦。它们通常称为“马弗里克”。典故出自得克萨斯一位牧场主塞缨尔·马弗里克（1803-1870），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他从来不给小牛打烙印。有人说他懒，根本不走这门心思；也有人说他就是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没有烙印的牲畜都是他的。不管什么原因，总之，“马弗里克”一词广泛流传开来，专门用以称呼那些既没有烙印、又没有母牛伴随的小牛。牛只贸易在得克萨斯发韧之初，这类小牛当然属于发现了它们、又最先打上自己烙印的人。但后来，按照习俗，牧场主只能给闯到自己放牧区来的“马弗里克”打上烙印。而制造此类无主小牛所用的诱惑手段实在难以抗拒，没人知道“马弗里克制造者”究竟搞出了多少头失去母牛的小牛患。在偏远的放牧区，任何牛仔，只要自觉心里并无不安，又有一支六响枪，杀掉母牛，即刻便可把任何人的小牛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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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畜大会这种公开仪式，就意在帮助牛仔抵制此类诱惑。打烙印时，通常有好几个牧场的人在场。较之更改壮畜的烙 印，在无主小牛的烙印上作手脚，或许成事的机会反要少些。说到美国西部的新技巧，很少有人能象“印匠”（或称“涂抹烙印者”）那样，把本领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与关起门来炮制假画或假古董的人不同，“印匠”的行当规模很大。虽然一次露馅儿便可招来杀身之涡， 而每次作伪获利又不多，但一名“印匠”只要手脚利索，技术熟练，短期内就可以蓄起一支牧群，并且，他的伪造本领很快就会被人赏识，四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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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牛业中，相当于橇杠或其它盗窃用具的利器是“草写烙铁”，简单的一根火钳，就可用来随意划出任何图案。搞到后来，它使得人们全部疑神疑鬼，以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得克萨斯和其它一些州实际上都禁止使用“草写烙铁”。其实，“草写烙铁”本来就笨重，不便随身携带，因此，精明的盗牛贼自有更方便的工具。只要随便找一块金属烧热，即使仅是一片破烂的马蹄铁，都可以用来抹去原有的烙印，换上一个新的。讲到方便的作伪工具，轻巧而又便于隐藏的，只需一段打包线或电报线就行了。卷绕起来，可把它们塞到口袋里，同时又能弯曲成许多不同形状的烙印，而且这类金属线很细，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贴到愈合后的烙印创口上，搞它个面目全非。老练的烙印伪造者不仅清楚认得自己的伪造烙印，而且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给它们改头换面”，以及用的是什么办法。在赶畜大会后的几天里，牲畜还带着新鲜的创口，在烙印上加一两条线是不易察党的。办法是弄张潮湿的毛毯或鹿皮蒙在牛身上，然后透过它们打上自己的烙印，如此留下的标记与以前留下的合法烙印便十分协调匹配。由于“印匠”的技艺如此精湛，以致人们只看活畜的外表，等闲无法识破他们的把戏。一些州确实要求或饬令屠夫出示宰杀后的牛的皮张。如果皮张上看不到正当卖主的合法烙印，那屠夫可能就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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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主和牛仔之普遍尊崇烙印，一如人们之尊崇图腾、检验印记和家族纹饰。牧场大都沿用牛只烙印的名字；而牛仔之表明身分也会同牧场的烙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是圆栅G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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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 私人对公地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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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牧区法则”——诸如赶言大会的规律、烙印的学问等等——都有其引人入胜的精妙之处，但在某些基本向题上，其答案仍是含混得令人费解的。由于土地养活了牲畜，因此所有牧场主的财富最终都来自土地。但土地归谁所有？或谁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牧放牛群呢？在旧世界，靠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习俗惯例，靠年代久远的文书契据，靠长期以来的公众默认，这些间题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美国西部，一切都仍是悬而未决的。牧场主在西部之所以扰攘不堪，起因不在于人们拒绝烙守十诫或拒绝遵从简单的正义原则。新的问题不在于人心奸诈，而在于情况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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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社会业已定型的地方的一些人不知底细，一味嘲笑幼稚的美国人把世间芸芸众生全都划为好人与坏蛋两种。东海岸一带的美国人倾向于接受这一讥讽。但实际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西部开拓者道德观念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把好人与坏蛋截然分开。恰恰相反，传统道德观才倾向于如此决绝，而西部开拓者的道德观却象混饨初开的新大陆一般，处在难以捉摸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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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有如一团瘴气，笼罩着牧场主割据的西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它喻示了美国不断出现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它是由西部的种种机会所造成的，是由新的资源和前所未有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所造成的。在那些年月里发生的许多凶暴争斗，在别的地方都被说成“法律”与“无法无天”之间的冲突，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在争斗发生的地方，对与错似乎人人有份。而就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中，产生了西部新版本的“南北战争”。一八九二年，在怀俄明州爆发的所谓“约翰逊县战争”，再明显不过地显示了含混局面所掀起的波澜。西部牧牛业者和后来侵入的牧羊业者之间尽人皆知的宿怨，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两种不同牲畜的需求所引起的冲突。当年西欧的圈地运动中，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约翰逊县战争却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部道德规范模糊不清的全貌，看到合法与非法、诚实与奸诈的新混合体。这场独特的争斗，根源在于大草原上牛群激增，而在一八八三年达到了高峰。詹姆斯·布里斯宾所著《牛运当头——在大草原上如何致富》一书连同许多其它书籍，以及数不清的流言和传说，引来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数百万英镑的资金和美国东部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只要来到西部，在哪里定居是无关紧要的，”布里斯宾指出，“不管在哪里，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比留在东部要好得多。”不消几年的功夫，放牧区内已经是牛碰牛、人挤人了。英国各养午公司的利润很快便高达它们投资的三分之一。而外国投机家总是设想在西部的天然放牧区内牛群永远不会嫌多。但当地的牧场主们对此却有更清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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