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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禁酒法之后，一些州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禁酒法。甚至迟至一九五九年，俄克拉何马和密西西比两州还在禁止酒类饮料。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活剧就发生在那年四月，当时，俄克拉何马州居民再次面临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修改州宪法，使酒类合法化。在公民们即将前往投票站的最后一刻，私酒贩子（他们把俄克拉何马看成庇护其昔日繁荣的福地）和新教牧师还在徒劳地彻夜祈祷，反对废除禁酒法。直到一九六六年，密西西比州才通过一项在禁酒问题上的当地居民自决法，放弃了以禁止其公民嗜好为乐的做法，在这方面，密西西比是最后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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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禁酒法后，法律造成的最有指望的商业机会便与酒类绝缘了。十九世纪末期非法行业的致富之源——街头卖淫——也逐渐丧失其商业前景。电话既便利了对禁酒法的违抗活动，同时也引出了高价卖淫的“应召女郎”（callgir1，这又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进入语言的美国创用词），使她不象以往那样惹人注目，动辄便被抓捕。与此同时，松弛的税收法又提供了报销门路，可以把她的服务归入“款侍顾客”一类的商业开销。同时，不断变化的性道德已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日益开放，加上医药上的新发明也减少了随意发生性关系的风险，如此一来，使得妓女这种性商品供应充足，到了难以推销的地步。正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所抱怨的，卖淫业就象演戏业一样，“让票友们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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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法赌博业的利润却与日俱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有识之士便认定，这是一个数十亿美元计的行业，恐怕是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单独收入来源。一九六七年，据总统直属的执法委员会估计，非法赌博的每年收益约在七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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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成功地由贩卖私酒转向贩卖毒品。在禁酒时代，私酒贩子的目的在于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转向贩毒后，却同时激起了需求。这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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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二章 消费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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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主要的事情是——买东西。许多年以前，当一个人心情不舒畅，又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上教堂去，或者去搞革命——总要做点什么。如今，你觉得心里别扭吗？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办法解脱呢？买东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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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密勒的剧作《代价》中所罗门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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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要是月亮要做广告，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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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桑德伯格著，《人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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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内容不同，因此形成了各种无形的新共同体，并一直维持下来。古代各种工匠的行会便是由于在制作各种东西——诸如滑镗枪、衣料、马蹄铁、大篷车、橱柜等——的过程中，同行者都有共同的秘诀、技巧和传统而形成的；现在这种关系已被更为广泛、更为公开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了。人们都使用类似以至相同牌子的物品，这是前所未见的。而建立在技能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也被以现金力基础的大众化现象所取代了。在美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美国式新方法，它们把人们所占有和爱慕的物品变为社会联系的媒介。取和用这类行为有了新的含意。从人们穿戴的衣服鞋帽到吃的食物，几乎所有物品都成为新社会的象征和工具。现在消费品已比信仰更能使人们集结在一起。过去，几乎人们占有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一物一个样”；而现在，除去首饰和工艺品外，你要是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就会成为怪事，甚至引起别人的怀疑。一种设计和牌子完全雷同的物品广泛为人们所使用，这本身似乎就是其价值的保证。于是许许多多消费者共同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相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的人们，由于使用相似得连物品的主人都无法区分的物品而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共同体发展得非常迅速，与意识形态无关，形式大众化，并且是公开的、松散的而又变化很快。这些消费者共同体又产生出更多的消费者共同体。它们是人为的，能够适应形势，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快。这么多物品把这么多的人联结在一起，乃是空前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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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衣着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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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去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新特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以前（即十八世纪）的旅行者便已注意到，很难从谈吐说话的习惯来区分美国的社会阶级；同时也注意到，即使在美国南方，主人和仆人讲话的口音也很相似，这与英国的情况迥然不同。而现在，他们又注意到，美国人的衣着相似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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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想从一个人的衣着看出他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级要比英国难得多。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英国驻波士顿的领事托马斯·科莱奇·格拉顿就对美国人的平等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发现当仆人的少女“深受美国衣着过分考究这种坏毛病的影响，她们走在大街上，人们很难把她们同她们的主人区分开来。”匈牙利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普尔斯基一八五二年在美国旅行，就看不见旧世界那种衣着上的千差万别。在欧洲，“农村姑娘用色彩炫丽得带几分俗气的绸带结扎她们的长发，穿颜色鲜艳的紧身衣和打了许多褶的衬裙；匈牙利农民穿白色亚麻衬衫和庄重的羊皮服装；斯洛伐克人穿十分紧身的上衣，配有金光闪闪的钮扣；农场主穿高筒靴子和匈式大衣；老年妇女戴样式古老的黑花边富有民族色彩的帽子；只有年轻妇女才戴法国无边小圆软帽，穿摩登的时装。”他悲叹说，在纽约，“没有富有特色的服装来标志人们的不同社会等级，而在东欧，古老国家不同职业人们的服装和生活习惯会立刻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势利眼的英国商人W·E·巴克斯特用英国标准衡量，觉得普通美国工人穿得实在过分讲究，而对此大为恼火。他说：“你在火车车厢里，在汽船的甲板上，都可以见到身穿高级花呢服装和白背心的人们，仿佛是去参加一次舞会；你还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穿着华丽发光的黑色衣服，而干的却是最脏的工作……农民是唯一穿粗布衣服的阶级……这里的老百姓应该懂得，衣着的选择应当实用而不是为了炫耀；破旧的花呢服装是最难看的；而穿的衣服同自己的收入和职业不相称乃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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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衣着的大众化在外国人看来就更令人惊讶了，因为这时候衣着成了形成共同体的工具，也是把移民引进新生活的手段。这些人的祖先习惯于穿农民的破旧服装，或习惯于带工匠的皮革围裙。可是，现在他们可以通过衣着的大众化来表明他们同别人没有多大差别，同别人一样好。正如欧洲一句古老谚语所说，“人靠衣来装。”而新世界新的衣着方式是有助于塑造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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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大概是工业国中衣着最好的，也许还是衣着最均匀的民族。如果没有缝纫机，这一切的出现是很难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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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缝纫机就象零配件互换通用系统一样，并非美国人首先设想出来的。早在一七七○年，英国的托马斯·圣就已经取得缝制皮革机器的专利。一八三○年，一位旱有造缝纫机念头名叫巴特勒米·蒂莫尼埃的法国裁缝，就造出了一台效率良好的缝纫机，并取得了专利。当他的八十台缝纫机为法国陆军缝制军服时，巴黎的裁缝大感不安，觉得这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于是他们便把这些缝纫机给砸了，并把蒂莫尼埃赶出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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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缝纫机发明家也很多，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沃尔特·亨特。此人是一位纯粹的发明家，一心扑在发明上，而对利用发明成果这件乏味的工作却不胜其烦，结果，他的那分天才并未能使他名垂青史。他的创造发明不计其数，有亚麻纺纱机、磨刀机、捻线机、烧硬煤的火炉（有人说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制钉机、扫冰机、早期脚踏车、左轮手枪、连射步枪、金属弹药筒、圆锥形子弹、蜡烛、扫街机、台灯、纸领子……等等。亨特有一位朋友，是制图员，经常为他的各项专利申请书绘图；据这位制图员说，亨特有一次迅速地设计出一种可以取得专利的安全别针，想用它换取金钱来偿还十五美元的债务。亨特只用三个小时就想出了方案，并用一截旧铁丝制成了样品，随后以四百美元的代价把专利权卖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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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亨特在纽约市阿莫斯街他的工作间里，就已经制造出几台实际上可以用来缝纫的机器。当然，这几台机器还相当原始，只能缝直线，而且每缝几英寸还要把布料重新摆正，但是，它们却具有后来使其他人发大财的缝纫机的基本特点。亨特所提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设想，乃是以一枚针头上有针眼的针穿上面线用震动的曲柄来带动，再用一个来回摆动的摆梭带动底线，形成两线交错的针脚。这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创见，它把缝纫机发明家们从单纯地模仿女缝工的手的设想中解放出来。然而，亨特虽有这么好的主意，却没有利用这主意来赚钱的资金和组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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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却做到了。缝纫机是很赚钱的买卖，它使大批发明家、未来的发明家、律师、企业的创办人、推销员和商人等都发财致富。而在一八五○年左右达到高潮的缝纫机争霸战中的两名大亨则是小伊莱亚斯·豪和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他们争夺的不单单是金钱，还有“缝纫机主要发明者”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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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亚斯·豪生于一八一九年，是马萨诸塞州一位农场主的儿子。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波士顿一家科学仪器制造厂当临时机修工。当时，有一位顾客刻苦钻研，力图改进其针织机，这一情况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几年之后，为了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通过某种途径来增加每周九美元的工资收入，于是便决定以缝纫机为生财之道。开始时，他曾多次失败，一八四四年，他不约而同地也想出这个主意，即用一枚有针眼的针带面线，一只摆梭带底线，原理同织布机差不多。一八四五年四月，他用这台机器缝住了一道日子。一八四六年，他获得了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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