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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送圣诞贺片的习惯的普及，贺片内容的宗教性也不那么强了。即使普兰格印制的第一批高级贺片的内容，大多数也不是以宗教为主题的。贺片上友好的、没有宗教色彩的语句，使犹太人和其他不能接受美国圣诞节仍包含的宗教内容的人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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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还想出巧妙的办法来避开宗教问题，使大家都来参加全国消费性的节日。一九四六年，当美国犹大教教士大会抗议学校组织学生合唱圣诞颂歌是侵犯了宗教自由时，却由犹太人自己出来协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历史上犹太人的一个次要节日“犹太圣节”变成一种犹太人的圣诞节，有八天时间相互送札。可能不止一个犹太儿童会问：“妈妈，今年我们在圣诞节时还过‘犹太圣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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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各种消费共同体组成的国家里，所有的节日都有变成某种消费性节日的倾向。母亲节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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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母亲节的节日（复活节前第四个星期日，纪念耶稣之母圣母马利亚）曾在欧洲国家纪念过。所谓“访母星期日”就是给仆人和学徒放一天假，去“看望母亲”。有时候，长子会给他母亲带去一个“母亲蛋糕”，由全家享用。没有证据说明，一九○七年之前母亲节已是美国的一个节日。那一年，西弗吉尼亚州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年轻妇女安娜·贾维斯深深孺慕她已故世两年的母亲，于是她同费城商人约翰·沃纳梅克商量用什么方式纪念全国的母亲最恰当。沃纳梅克建议她大张旗鼓地宣传，使全国人人都去纪念母亲。在福音派教徒、报纸编辑和政界人士的支持下，她的主张——全国纪念母亲节——很快便实现了。一九一二年，西弗吉尼亚州长发表了第一篇母亲节公告；同年，母亲节国际协会也宣告成立。一九一四年五月九日，威尔逊总统按照国会决议，发表了第一个母亲节总统公告，提出在母亲节那天要升国旗。过去平平常常的“母亲蛋糕”已演变成母亲节时赠送各种礼品的习惯。过去是通过去教堂来纪念母亲节的（为还活着的母亲佩红石竹花，为已故的母亲佩白石竹花），现在则成了电话电报公司、糖果店、花店、首饰店和化妆品生产商发大财的机会。同美国其它发源于教会的节日一样，母亲节最后也在百货公司找到了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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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正当零售商需要各种刺激来推动生意发展时，邮政总局局长詹姆斯·法利下令印制母亲节邮票，票面是惠斯勒的作品《母亲》。据说，这纪念邮票是罗斯福总统亲自设计的，但实际上是把惠斯勒的名画修剪改造得几乎面目全非，而为了适应母亲节的需要，还在画面左下角突出地加上了一瓶石竹花。美国艺术家专业联会反对如此“修改”惠斯勒的名画，同时，母亲节之母安娜·贾维斯也亲自到邮政总局局长那里抗议把她倡导的节日变成花商的广告宣传，结果，邮政总局局长向她道了歉。在一九六一年母亲节时，（根据一个零售商协会的估计）有五千五百万个家庭购买了母亲节礼品，总价值是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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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父亲节出现，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许多人都自称是父亲节的创始人。一九一○年，华盛顿州斯波坎地方的一位妇女，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支持下，开始为纪念父亲节而到处游说；一九一六年，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按了一个电钮，宣布斯波坎的庆祝活动开始。一九二一年六月，弗吉尼亚州长被一位年轻妇女说服，宣布纪念父亲节。这位年轻妇女于一九三二年在美国专利局以“全国父亲节协会”的名义作了注册。其后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父亲节委员会成立，宗旨是“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健康地成长从而建立一个民主世界”。这一节日的主要推动人约翰·布鲁斯。多德夫人同母亲节的创始人不一样，并没有因为有商业化的危险和使父亲节成为送礼的日子而感到烦恼。她说：“归根结底，为什么送出礼品最多的人不能至少一年受一次礼呢？”她解释道，送礼是父亲节神圣的一个部分，因为送礼人在向其父亲表示敬意时，他本身的精神世界也更加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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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三章 统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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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何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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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D.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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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象一个从‘一般性规律’里逃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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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莫尔丁所著《正前方》一书中人物威利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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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任何国家一样，一个民主国家也要以某种方式把它的公民分门别类。旧世界按阶级划分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用数字作为分门别类的依据则有其明显的优越性。统计社会是新兴科学——统计学——的产物，通过它，可以把人进行分门别类，既说明问题，肯定又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数字是中性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外一个数字“更优秀”。对人口进行统计（一人一票）本身看来就象征着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平等。数字的特性使它们形成一个持续的系列，从而避免了其它社会中那种“阶级”之间巨大的跳跃。再者，按照传统的以社会阶层进行的划分，王权神授的君主是至高无上的，而统计分类则与此不同，它可以向上无限延伸。于是，统计分类法恰好迎合了新世界创业者的乐观主义想法：“天的尽头才是极限！”而数字就象美国社会的目的和希望一样，可以不断向上，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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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统计社会也有自己的问题。使这类社会得以形成的“科学”可以向公民保证，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一般的普通人。然而，数字作为一种中性语言，既没有对人进行可以引起反感的分门别类，但也没有给需要得到道义指导的人以任何帮助。在这个计量和计算的世界里，在这个充满了互相关联的数字的世界里，公民们四下无援，被遗弃在一个统计数字的超级市场里。他们得自己确定数字的含义，自己研究怎样才能把事实转变为规律。人与人之间最古老、最神圣的关系——富与贫、父与子、夫与妻现在却纯粹以百分比形式表现出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那个在努力完成“多数人”统治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国家把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新含义赋予“少数”这个数量词。美国人竭尽全力（有时也是徒劳无益地）为一度纯属统计学范畴的那些饲汇探寻道义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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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九 社会的数字科学：对人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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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量的角度分析社会，一种全新的科学应运而生了。西欧的理论工具一用来满足新世界的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的数字科学。“统计学”（statistics）和“统计学的”（statistical）这两个词可能源自德文，大约在一七九○年出现在英国语言之中。这两个词是由“国家”（state）一词派生而成，体现了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新“科学”的普遍追求，两者都孕育着对计量的信念。有一个时期，另一个词“publicistics”（源于“publicist”）也同时大量出现在各种书面作品之中。直到一七九七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才明确确定：“统计学（statistics）是最近才开始使用的一个词，表示对任何王国、郡县或教区的调查或普查。”统计学一词的使用范围很快就进一步扩大。约翰·辛克莱爵士目光远大，他一七九八年在《苏格兰统计情况》一文中说：”我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对一个国家的情况进行的调查，以求掌握该国居民所享幸福的程度并明确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措施。”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辛克莱创立了一种郡县报告制度，并在整个英国普遍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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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统计学领域，伟大的欧洲先驱者是比利时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道夫·奎特雷。他在巴黎跟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学习概率论的时候，曾运用普查统计数字来验证概率理论。他曾于一八二九年在荷兰组织普查，并为比利时收集统计数字。基于这些经历，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道德精神统计学”，并以此来称呼用数量表示心理状态和社会习俗的工作，他发现，如果把一大批人的身高在一张图表上用曲线表示出来，那么人类身材的发展状况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正常分布曲线，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理论，叫作home moyen，也就是一般水平的人的意思。从这一概念出发，又产生了他的“社会物理学”，探求诸如婚姻、自杀和犯罪等现象中的“规律”。统计数字成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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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治制度就使我们对数字产生特殊的兴趣。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最伟大的折衷方案之一就是在大州和小州部同意两院制联邦立法机构的基础上，设立众议院，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派代表。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就得统计人口。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段明确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实际人口调查，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举行，并于其后每十年举行一次，其调查方法另以法律规定之。”联邦人口普查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因为弗吉尼亚、新法兰西（即后来的魁北克）、瑞典等地均曾举行过正式的人口统计。但是，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人口普查，并且使之制度化，则是近代史上的创举。而且，美国这种做法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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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年的人口普查仅仅统计了总的人口数字，并把人口分为白人（男性和女性）和有色人种（自由民和奴隶）；男性白人则又分为十六岁以上和十六岁以下两类。在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以前，由美国科学研究会发起，并由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一个运动，就呼吁进行一次更为详细具体的普查，以了解美国人平均寿命的情况，并据此找出能够延长寿命的各项社会措施。结果，一八○○年的人口普查把白人（男性和女性〕分成了五个年龄组。以后的半个世纪，一直由联邦法院执行官按照司法地区收集人口普查资料，其实这些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可言。当时，收集资料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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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年那次划时代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美国官方统计学步入现代化时期的时刻进行的，是一南一北两位统计学大师象征性合作的产物。詹姆斯·德鲍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在一八五○年被提名主管人口普查工作时只有三十岁，但已经由于发行很有影响的《南部和西南部商业评论》（一八四六年创刊）而颇有名望了。这是美国南部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呼吁发展工业，搞多种经营，德鲍是约翰·卡尔洪的崇拜者、蓄奴制度的卫道士和狂热的南方派，对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过去充满了感情。他认为统计学是一件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一八四八年，他在新创办的路易斯安那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大概是美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任新成立的路易斯安那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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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年人口普查期间，在华盛顿给德鲍当顾问的是勒缪埃勒·沙特克。沙特克那时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的公共生活中重新掀起对统计学的热潮。和德鲍一样，沙特克也认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于掌握更多、更精确和更及时的事实。沙特克是新英格兰人，从未进过高等学院，只上了一阵预科班。他曾作为教师作过短期旅行，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定居下来，成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人，也是当地公民中的头面人物。沙特克在康科德学校委员会上坚持认为，要办好教育，就需要收集大量的事实。他身体力行，力求在由他亲手编辑和发行的学校年度报告中尽量提供事实。由于他的努力，法律规定全州所有的学校都要编写这类报告。沙特克于一八三六年迁往波士顿，在经营书店和出版业方面成就很大，使得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就能够撇开所有这类事情，专心致力于公共事务。他当时从事的一项工作是编写康科德历史。这项工作使沙特克更加相信，必须更好地掌握人口动态统计资料。那时候，出生、死亡、结婚之类的统计资料只有零散而残缺不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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