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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克的一八四五年波士顿人口普查成了一八五○年联邦人口普查的样板,当然,后者的范围要大得多,第七次联邦人口普查在很多方面都是划时代的。全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情况也不再由当地联邦法院执行官收集。这些人无法胜任分析资料的工作,而且他们制作的表格也不统一。现在已改由地方“人口普查员”(census takers,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负责填写表格,然后把这些表格送到华盛顿总部进行统一分类,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前六次联邦人口普查都仅仅局限于对人口数字的统计。这次却是着眼于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全面材料;收集农业和工业,大、中、小学,教堂,图书馆,报纸期刊,以及贫穷、犯罪和工资收入等状况。实际送回华盛顿总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格篇幅空前浩大,达到六十四万页,装订成约八百册。人口普查资料成了国家的财富。就蓄奴制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不仅仅是律师、牧师、道德家和小说家们进行的一场斗争,对统计学家说来也同样如此。数字似乎能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不言自明的答案。北卡罗来纳人欣顿·赫尔珀以一八五○年这次人口普查为素材,写出了《南方迫在眉睫的危机》(一八五七年)一书,这恐怕是非小说体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反蓄奴制名著。赫尔珀的目的是用统计数字证明,整个南方,特别是南方的白人劳动者,由于蓄奴制而日趋贫困。因此他攻击奴隶主是南方繁荣的敌人。因为赫尔珀本人是个南方人,所以他的著作比五年前出版的《汤姆大叔的小屋》一书所引起的震动还要大。为了支持林肯一八六○年竞选总统,共和党订购了十万册赫尔珀这部著作。在这场人们都因道德上的理由而变得激动万分的争论中,赫尔珀头脑冷静地运用统计数字,这使得他的论据产生更大的效果。然而,在赫尔珀本人的生涯中,后来也出现了利用统计数字进行道德说教的毛病。南北战争以后,他不再攻击蓄奴制度,转而在后来的著作中狂热地反对黑人了。他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黑人驱逐出美国……使他们不复存在。”在他所从事的另外一项事业中,他甚至歪曲篡改统计数字,藉以证明拯救新世界的方法在于修筑一条从赫得逊海湾到麦哲伦海峡的纵贯铁路。他用自己的私产设立奖金,奖励有关这个题目的优秀文章和诗歌。他满怀热情地进行游说,鼓吹这项事业将使他本人成为“新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结果一事无成,自己却陷于贫困潦倒的境地,最后以自杀终其一生,由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把他埋葬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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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统计资料越来越丰富,这门新兴科学也日益赢得声誉。一九一四年美国统计学学会纪念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候,常设人口普查局(成立于一九○二年)的首任局长S.N.D.诺思博士把近代历史分力两个时期:非统计学时期和统计学时期,前一个是迷信的时代,后一个则是用数字表示已知事实的时代。……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河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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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人并没有在统计学理论上做过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却善于发明收集统计资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法。赫尔曼·霍勒里奇博士——一位未被人们赞颂过的开拓者——搞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没有这项发明,统计社会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的。他的新方法是先把统计数字转化成不同类型的圆洞,打在一块绝缘卡片上,然后让电流通过位置排列雷同的圆洞,以计算和联系各种数字。这个方法最先应用在一八九○年的联邦人口普查中,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而且使人们第一次能够迅速地找出各种数字之间复杂的关系。现在,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已婚本匠的数字就象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的人的总数一样容易。霍勒里奇的简单发明实际上是现代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始祖。他的公司后来成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部分。到二十世纪中期,它和其它同类公司一起,使电子计算机的嗡嗡声响遍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使统计数字在越来越多的人面前变得具体化和生动化了。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博士在他的《一八九○年和一九○○年人口普查统计图表集》中使用独具一格的新方法表现人口普查的各项结果。制图员们,特别是那些为新闻杂志工作的制图员们,在二十世纪初又取得了一系列更大的进展。人们日益需要各个领域——从铁路事业到书籍出版——的最新统计数字,促使所有可以想象得出的各行各业的最新统计年鉴应运而生。其中用途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统计数字选萃》。该书从一八七八年创刊,每年出版一本,成了国家的标准统计资料。事务家们几乎人手一册,和字典、名人名言录一起并列在办公桌上,被当成美国统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本专用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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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 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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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的统计社会里,影响最广、势力最大的莫过于保险业。二十世纪中叶,保险业进入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成为家庭预算的重要项目,并且左右着美国人对自己前途的看法。一八四○年,美国全国有效的人寿保险额不到五百万美元(全由十五家公司开具)。但是,不出二十年,人寿保险单的票面价值就超过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再过十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十亿美元;而一个世纪以后,更激增到今人瞠目的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亿美元。一九七○年,有效人寿保险单总计三亿五千一百万张,平均每个家庭的承保额为一万九千五百美元。五十家最大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保险公司成了投资和证券市场以及资本构成过程中一股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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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少有历史学家发表文章提及保险业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美国高大建筑在空中划出的轮廓却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一铁的事实。保险公司的大厦象中世纪的教堂一样矗立在地平线上。美国摩天大楼的历史可以从不断扩张的保险业的那些象纪念碑般的宏大建筑上得到说明——纽约的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建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年);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公司大厦(建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这是第一座框架结构高层建筑,人们有时称之为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楼);还有堪萨斯城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大厦(建于一八九○年)……等等。审慎保险公司董事长在一八九二年该公司大楼落成时说:“我们旨在建造这样一座大楼,它要能代表和象征审慎公司的经营特点,显示它无所不在的慈善精神和它对黄金规律的深切热爱。”位于百老汇大街三百四十六号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入口很象一座古代庙宇,它确实是一座庙宇——一座人道主义的庙宇。”纽约麦迪逊广场上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新楼的主楼梯是模仿巴黎歌剧院的楼梯而造的,它早期的一部分于一八九三年就开始启用而塔楼则峻工于一九○九年。号称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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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保险业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早在古代,商人和海员的风险、海上的灾难和陆上的火灾等,促使那些一旦发生灾难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的人出钱让别人分担他们的风险。但是,只有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保险业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广泛和普遍的事业。大量而普遍的保险,也即面对所有人、预防几乎所有事故的保险事业,在南北战争之后就出现,这是美国文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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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值得保险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条性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并非一种“风险”,因为它是人生必定要遇到的一件事,任何保险对它都无能为力。对每一个人来说,最不肯定却又谁都逃避不了的就是死亡日期。然而,人类还是有能力通过积蓄资金来缓和死亡对那些仍旧活着的人带来的震动。因此,人寿保险如果能够在并不富裕的人中间推广,实际上可以算作一种福利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帮助穷人和鳏寡孤哀者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寿保险是最后才发展起来的。早在人寿保险广泛流行之前,商业保险就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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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人寿保险最初是一种赌博形式。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张任何其他人的人寿保险单。由于这样做激起了某些坏人搞谋杀的动机,到十八世纪末叶,英国法律就规定持有保险单的人必须有“足以接受保险的利益”,也即和保险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受保人或受保事件有关的重大利益。随着数学的进步(感谢帕斯卡、哈雷等人的巨大贡献〕和统计资料的积累,一些原始的平均寿命估计表问世了。有些宗教派别和行业成立了“互助会”,共同承担风险,并对有困难的会友给以支助。一七五九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人寿保险公司——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会。但是,人寿保险普遍发展起来则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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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区还局限于当地小范围内的时候,朋友和邻居们都近在咫尺,随时准备互相帮助、排忧解难。鳏寡孤哀者则由教会承担支助义务。邻居们可以凑在一起共同建造一座仓库,一旦仓库不幸被焚毁,他们也可以再一起把它重新盖起来。但是随着社区数目的减少和社区本身的扩大,新的需要产生了。那些不再能够完全依赖邻居的人们,以及周围亲戚已迁往远处的人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时,保险事业就成了家庭、邻居和周围社区的某种替代物。保险通过建立一种集中的供应源来解决问题,必要时,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帮助。就象城市自来水工程的扩建、电力供应以及后来电视机的出现一样,这种从一个庞大的中心机构得到帮助的机会很容易使人们相互之间反而隔阂起来。一个人的保险是他自己的事。一个在各方面都保了险的人很少有求于他的邻居,他受益于自己的保险,而无须征得邻居的同意或让他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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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本质来说,保险业——一种新的消费共同体——是一个规模很大、带大众化性质的体制。伊莱泽·赖特评论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人寿命的长短更难确定;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一千个人的平均寿命更为肯定。”既然保险不能只服务于少数人,所以它必然是一种大众化的商品。所以,保险业在第一个民主大国第一次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在经济上只有政府才能与其抗衡的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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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之父”伊莱泽·赖特不是以一个经纪人,而是以一个改革者的身分进入保险界的。通常,我们不会把人寿保险看成是易动感情的人发泄感情的方法。但赖特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把以前全心全意倾注在反对蓄奴制斗争中的福音派信徒的热情全部用来支持保险业了。他认为,保险既是帮助孤儿寡妇的人道主义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创举,能够增加个人的财产,并在他死后继续扩充这些财产。一八一○年,伊莱泽的父亲从康涅狄格州西迁到俄亥俄州,在那里清理出一个农庄,并且开办了一所学校。年轻的伊莱泽就在这所学校里修读预科课程,他进了那鲁大学,并于一八二六年以优异的数学成绩毕业。在反蓄奴制福音传教士西奥多·韦尔德的感召下,赖特自己也成了一名反对蓄奴制的组织者和宣传员,还编辑了《马萨诸塞废奴主义者》。为了养活他那人口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一共生了十八个儿女,其中六个幼时就夭折了),他决心投入一项第一流的、然而又不大可能实现的工作——出版拉丰丹《寓言》一书英译本,共分两册,并且是带插图的精装本。他四处征求订户,而且自己先出钱印了一千套,亲自出售。他赴英卖书期间,由于拉丰丹著作的译文以及他对统计学的兴趣使他得以接触伦敦的文学界。一八四四年一个早晨,他和伊丽莎白·巴雷特、罗伯特·布朗宁及他们的朋友一起共进早餐。席间,他们问赖特,伦敦最使他感兴趣的景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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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隧道当然最为壮观,”我答道,“但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太阳人寿公司。在那里,我学到很多关于人寿保险的新知识。”普罗克特先生叫了起来,“人寿保险!那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骗局。”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犹像片刻,我还是对他说:“普罗克特先生,您的话使我相当吃惊。假如我没有在波士顿一家刚开业的人寿保险公司取得一张保险单的话.我是断然不敢飘洋过海到这儿来,而把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大洋彼岸的。”普罗克特先生对我说,“建议你星期四下午三点钟到皇家交易所去看看,那时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说我一定去。我确实去了。在那庄严的贸易中心里,我看到正在把几个垂暮老人的旧保险单出售给投机商。那几个投机商显然是犹太人。他们每年只要付给保险公司一笔保险费,就可以持有这几张保险单,直到老人去世。人们告诉我,这样做是因为保险公司有一条规定,就是“永远不买自己的保险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规定!在美国国内,我见过拍卖奴隶。我看不出英国的这种做法中有哪一点比拍卖奴隶更为公正。我想,假如我老了,我决不愿意计我的人寿保险单落到一个哪怕只有些微图财的居心而希望我死去的人手里。总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优美的流行歌曲作家憎恶人寿保险事业的原因。……我下定决心,一旦我回到美国,只要我的呼声能起某种作用,这里的保险事业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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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在伦敦亲眼目睹的弊病归根结底是由于保险公司拒绝以现金退回一部分保险费给撤消保险契约的受保人而引起的。三十六年之后,赖特终于使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取缔了这种弊病。与此同时,他还努力使人寿保险成为帮助普通老百姓摆脱困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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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莱泽·赖特刚刚把全副精力转到人寿保险业的时候,他曾经抱怨说:人寿保险是“文明所带来的欺诈现象的最方便和最悠久的发源处。”当然,也有讲信义的保险公司。但这个行业对企图行骗的人诱惑实在太大了。骗子手们设立堂皇的办事处,招徕容易轻信他人的忠厚公民来装璜门面,以收保险费为名骗取人们终生的积蓄,然后让公司倒闭或干脆挟款潜逃。赖特的一个朋友评论说:“亲爱的赖特什么见识都有,就是缺乏常识。”然而,数学天赋和改良热情在他身上的奇妙结合使他有能力把保险业改造成为一个崭新的大众化机构。赖特说:“人寿保险是金融领域的一大发明,通过它,具有增值力的资本……可以使自身永恒化。……它使一个没有分文可以遗留身后的精力充沛的年青人有能力立下一份遗嘱,万一他第二天去世,这份遗嘱就价值几千美元。”这一发明增加了人类的财源,就如同发动机能够增加功率,电报征服了遥远的距离一样,而这个发明应当为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所享用。对于刚刚担负起家庭责任的年轻人来说,人寿保险和睡个好觉一样是件好事。不过,那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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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个审慎稳妥的人寿保险公司所需要的“实际条件”极为复杂,远非一般的保险单持有者所能理解,也远非保险公司经理人当时手中可利用的资讯来源所能提供,一个保险公司必须收取一笔足够的年度保险金来补偿它为保险单持有者的生命所承担的风险,同时还要积蓄充分的储备金来支付越来越多的保险单。然而,保险公司又不能要求受保人支付过多的保险费,同时也不能提供“优惠”,因为这样它就很难有足够的储备金了。如果保险公司想采用“平均保险费”的办法,也就是说,尽管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受保人仍可以在一段长时期内每年付给保险公司同等数额的保险费,那么,费用的计算就更复杂化了。另外,如果受保人想在某月某日退保,每张保险单应付多少退保金才算合适呢?所有这些金额都得一美元、一美分地计算出来,而保险公司根本无法预先知道在任何一年里到底会有多少起由于死亡而要求赔偿的事情发生。因此,难怪人寿保险业成了骗子手和强行推销员的极乐角逐场了。一个保险单持有者要把宝押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上,正如他为自己的生命期限下赌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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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还在他创办的《新闻纪事》中用大量篇幅对一些更加明显的弊病发起猛烈攻击。举例而言,一些公司为了兜揽更多的保险业务,往往接受受保人签的个人票据,这些票据的金额有时竞高达保险费的四分之三。结果,这些公司掌握的“储备金”大部分都是票据,而签署这些票据的人恰恰是它们应当保护的人。一旦受保人去世,他的寡妻得到的便只是死者签的票据。赖特的目的是把人寿保险事业搞得“让那些只有一般数学知识的人”也可以理解,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是为了省掉不必要的开支。迄今为止,对成千上万普通老百姓来说,人寿保险一直被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被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遮掩着。”在这层纱幕的掩护下,存心不良的公司制造骗局,“吮吸着轻信的保险单持有者,让他们每年付高薪给‘著名的数学家’,来引导他们跨过对数表的无尽深渊。”《亨特商人杂志》评论说,赖特的伟大功绩在于消除了这件事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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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泽·赖特之所以能把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是因为他对改革充满热情、具有数学才能,并且还有很多孩子可以为他进行千百次简单而又非做不可的计算。有六家人寿保险公司聘请他为他们制作“根据综合经验编制的估算表,即根据保险统计师计算的死亡率编制的估算表”。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并参阅英国的“综合经验估算表”,赖特终于在一八五三年完成了他一手制作的表格。这些表格列出,从保险单开出到期满,保险公司应为二百六十八种不同的保险单各准备多少储备金。赖特总共制成二百零三页表格,每一页都需要进行成千次不同的计算,当然,这些计算全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件规模宏大的工作包括十份手抄副本(其中六份是给六家预订这些表格的公司的),使赖特得到二千二百美元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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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表格,任何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商人都能确定一家保险公司是否具有偿付能力。现在,保险公司再也没有借口不准备充足的储备金来支付死亡索赔了,而且,人们随时都可以算出任何一张保险单公平的退保金额应该是多少。然而,那时还没有制订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非留出这笔储备金不可,也没有在其它方面约束人寿保险公司确保受保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庭把积蓄全部花在一张人寿保险单上,而该保险公司不复存在的话,那么,对它提出起诉又能给孤儿寡妇带来什么安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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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的废奴主义者经历使他对各种奚落毫不在意。他开始为“孤儿寡妇们游说了”。他在波士顿的州议会大厦里多方进行活动,尽力争取制定法律,规定在马萨诸塞州注册的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必须保留必要的储备金额,具体数额已列在他的估算表格之中。终于,在一八五八年该届州议会开会的最后一天,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也是为了摆脱赖特,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无可奈何地制定了“那个永恒的赖特法”。赖特亲自看着州长毫无热情地在法案上签了字。需要有两名保险事务专员来负责推行这项法律,可是,赖特法案实在太复杂,满篇都是数学专门词汇,再加上这项法律的实施和实业界的利益极不一致,结果,州长的政界朋友都拒绝接受任命。州长万般无奈,只得任命赖特为两专员之一。赖特被称为是唯一能真正懂得这项法案的人。赖特担任专员之后便着手收集马萨诸塞州所有保险公司的资料,汇编成一本《人寿保险登记册》。录下每一份保险单的金额、需付保险费数额及所需储备金,他让保险单持有者提出问题,然后对照他的登记册,告诉保险单持有者他花的钱是否值得以及保险单退保金额应该是多少。据赖特说,在短短一年当中,单是完成这项工作,他就得进行二十五万次计算。为了方便工作,赖特发明了一种计算机器,称之为“加算器”。这种加算器采用计算尺的原理,显示出被对数距离分割开来的自然数:他把这些数字排列在一个不断旋转的螺旋柱面上,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小型机器,可以象八十英尺长的计算已一样进行精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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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所进行的调查,他公布的对某些保险公司的研究结果以及他作为专员所写的年度报告使得他在保险经理人中剩不下几个朋友了。他们把他称为迫害者。而他则回答说:“玫瑰香水倒是不错,但你永远不能用它来建造金字塔或机器车间。”他依靠所掌握的材料,把十四家靠不住的保险公司赶出了马萨诸塞州。要这样做,当事人就得有无视社交礼节的大无畏气概,因为这些可疑的企业总是在自己的负责人和理事名单上炫耀那些有声望的人的名字。赖特发现有这样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每一个美元里有五十美分是用在“支出”上;它为任何人保险,而不问其健康状况如何;它还削减储备金,并公布假帐目。而这家公司居然聘请了很有名望的耶鲁大学科学家小本杰明·西利曼当董事长,西利曼的女婿当经理。马萨诸塞另一家一贯行骗的保险公司请了一些英国贵族作理事,而且聘用了一位皇家天文学会会员作保险统计师。赖特对这些骗子手的讨伐增强了公众对他赞许的那些公司的信任,诚实的人寿保险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在赖特担任专员的八年期间,马萨诸塞州开具的人寿保险单增加了五倍,总额达到五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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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赖特的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他解释说,要求保险公司保留适当的储备金“只能使人寿保险变得安全,却不足以使它变得公正。”保险公司总想利用它们的储备金去谋取不合理的利润;一旦一个受保人未能及时付保险费,因而导致其保险单失效,这些公司往往扣下累积起来的保险金,或拒绝把积蓄还给受保人。一些不诚实的经理人甚至还散布流言,说他的公司已经失去偿付能力,诱使受保人终止他们的保险,经理人则以此为借口把这笔款项没收归己。到后来才有了《禁止没收法》,规定保险公司必须退还一笔数额合理的钱给终止保险的人。在订立此法之前,用赖特的话说,保险仍然是“用孤儿作诱饵的陷阱”。以一八六一年为例,赖特发现当年终止的人寿保险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出于死亡原因,其余全都是因为拖欠保险金而作废;然而,那些保险单持有者却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法律途径去从保险公司索回他们的积蓄。就是在那一年,赖特促使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通过了《禁止没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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