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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4 新教教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把“致富”所需的个人质素变成了美德，因而，人们开始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应当受到救济的穷人”一向就有，这些人之所以穷，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疾病或灾祸造成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很晚时期，英国和美国还普遍流行这样的看法：只有当人们陷于经济绝境，不得不靠公众赡养或对社会造成威胁时，政府才应该对他们加以关照。旧时的《济贫法》旨在防止有人饿死和预防犯罪。济贫法同有关公共卫生的法规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使富人生活得安全、愉快，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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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6 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所说，在整个十九世纪，慈善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是济贫，而不是帮人摆脱贫困。美国和英国的济贫计划都蒙着道德主义和宗教的色彩。但由于美国人对新大陆存在的机会充满信心，因而“自助”和“勤奋”这类老式道德观念有所增强。在美国，贫困应当只是通向安适甚至富裕生活的中间站。本杰明·富兰克林极力主张：“对穷人行善的最好方法，不是使他们安于贫困生活，而是引导或驱赶他们脱离这种生活。”除了最不走运的人而外，只要有谁立志摆脱贫困，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条被事实和传说所证实的美国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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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8 上述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观点用个人失败来解释贫困，而且认为贫穷的后果主要由个人承当。随着美国人对生活水平越来越关切，这种观点便显得格格不入，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衡量个人生活状况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生活素质和生存机会，所以穷人的贫困对周围境况较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幸。这些境遇较好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失去可靠的公民同胞，以及可能成为主顾、客户和病人的邻里吗？此外，他们还会丧失一个知足而有教养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好处，丝毫不能分享美国同胞勤奋、努力和创造性的成果。当然，真正的美国生活水准还应包括不受疾病、暴力、罪行的威胁，不受昔日那种“在伦敦街头纠缠不休的穷汉”的骚扰，而正是那种人在殖民时期促使佐治亚的慈善家们跑到这里来行善，在美国，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不仅是赤贫（衣食无着），而且是穷困（未能充分享用机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反对从个人成败解释贫困的激烈主张已经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形式，并触发了反对整个经济制度的革命。美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呼声，但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那些比较强调社会因素的观点则往往采取其它表现形式，由于国外的推动和促进，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整个贫困问题，“依赖”（即那些无力照料自己衣食住的人们给社会造成的负担）这个老问题变成了以“匮乏”为主要内容的新问题。原来美国人主要操心的是，需要政府付出多大代价来防止穷人饥饿或偷窃；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人渐渐转而更关心起那些因为得到的“一般必需品太少而不能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们来了。这是社会工作先驱罗伯特·亨特的话，亨特对贫困所下的经典定义是：“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及衣服。”热心公益的英国船主查尔斯·布思的不朽之作《伦敦人的生活及劳动状况》（共十六卷，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对美国人起了促进作用。这部书””用数字”展示了“贫困、苦难和堕落同固定收入和相对舒适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了各阶级的一般生活状况”。正是这部著作导致了英国《养老金法》（一九○八年）的产生。布思在书中并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列举了他在伦敦走街串巷辛苦得来的最新统计数字。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伦敦市区居民实际上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自满的伦敦人大为震惊。布思又进一步对贫困追根寻源，证明疾病和失业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酗酒这个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否定了道德说教家们的陈词滥调。总之，布思的著作表明，可以用统计数字来“科学地”探讨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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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0 美国人紧步布思的后尘，试图利用新的大量统计数字和新的社会学说，来探索美国的贫困现象。学者、牧师、分属各个政党的政界人士，普遍都对布鲁厄姆勋爵所称的“人数众多的被剥夺权利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心。一八九二年，国会采取了向无先例的行动，责成劳工局长（联邦劳工局是一八八四年成立的）对居民人数超过二十万的各城市的贫民区的状况进行调查。取缔酒馆派声称酗酒是导致贫穷的最主要原因，这话究竟有多少道理？酗酒问题五十人调查委员会采取了新的方法，针对酗酒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了有关贫民区娱乐俏遣设施的大量事实真相，写出了题为《酒馆的替代物》的报告（一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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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2 在这之后，美国人又就黑人的状况、低级公寓的状况、童工的状况以及劳动妇女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门研究，搜集了大量统计数字。在重新界定贫困的含义的运动中，罗伯特·亨特是一位颇有说服力的发言人。亨特先是在芝加哥慈善会做事，后来又到纽约市贫民区工作。他写的《贫困》（一九○四年）一书一炮打响，取得巨大成功。H.G.韦尔斯称之为“所有美国富裕成年人的必读书”。书中列举了大量有关赤贫现象、接受慈善团体施舍的人数、贫民的丧葬情况和工资率等方面的统计数字，展示出美国贫困现象的严重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亨特在书中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在人口总数约为八千万的美国，至少有一千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亨特这种以数字说明问题的调查研究，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那种更为传统的美国观念大相径庭，萨姆纳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对“穷人”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萨姆纳和其他一些美国人担心，所有那些轻易订下的定义只不过表达了改革者的热忱和“社会谬论”。然而，亨特所坚持的那种统计学观点——即可以根据收入是否在规定的最低水平之下，确定哪些美国人是穷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另有一些人根据更可靠的个人及全国收入状况的统计资料，对穷人的境况下了更确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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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4 一九○九年，《匹茨堡调查报告》对匹茨堡工人生活状况所作的一次极其详尽的调查，成了其它调查报告的样板。美国这种从社会和科学的角度着眼的新兴慈善事业得到了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实业家拉塞尔·塞奇的资助。塞奇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一辆西进的大篷车里，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最初，他从事食品杂货业，后来又同杰伊·古尔德合伙，搞起了轰轰烈烈的铁路事业。塞奇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他逝世后，妻子用他的财产设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用于“改善美国的社会及生活状况”。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作为对待贫困问题的社会新措施的象征，其宗旨是“尽可能根除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不只是减轻穷困者和愚昧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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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6 美国公众对贫困问题的关切始于一些社会工作者、热情的改革家和崇尚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及至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关切已经扩展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在竟选纲领中提出具体补救办法，保证不仅帮助衣食无着的赤贫者，而且帮助所有那些按美国生活标准来说缺少必需品的美国人，否则就不可能当选。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热心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改革家多萝西娅·迪克斯，为了提请一些州立法者关心那些同精神病患者一道栖身于救济院和监狱的“贫民”的苦境，还遇到重重困难。一九三七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以洪亮的声音明确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住得差”。他向全国发出了警报，全国人民则悉心倾听他的呼声。各种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大量统计资料的积累，使“美国穷人”这一根据统计数字划分出的社会集团有了更明确的定义。例如，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和F.C.雷德利克合著的《社会阶级和精神病态》（一九五八年）一书，通过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统计材料的详尽研究，指出该市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曾经就医的精神病例，比最富有的五分之二人口中的同类病例多两倍。此外，后者病例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属于神经机能失调，仅有百分之三十五是更为严重的精神病，而在前者病例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精神病。这类研究以及有关饮食、健康、住房等方面内容更为明确的研究工作，在六十年代初达到极盛，是美国公众有组织地对贫困问题所表示的前所未有的关切。社会主义作家迈克尔·哈林顿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一九六三年）集中表达了这种关怀，书中用大量统计数字证明，生活贫困的美国人在四千万至五千万之间，哈林顿给“穷人”下的定义是“那些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可能达到的标准的人，即使他们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要好……按照我国目前科学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准，那些生活在美国必不可少的医疗卫生、住房、食物及教育最低水平之下的人”。哈林顿对“穷人”所下的这种有说服力的、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意义，使读者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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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8 有关收入的统计数字是这类定义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下定义时按家庭成员多少，居住在城市或乡村，以及在美国的哪一地区而有所区别。过去，美国人一直把“穷人”视为正在走向成功、其成员不断流动变化、范围很不明确的社会集团，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根据统计数字明确划分出来的、其成员趋于稳定的庞大群体。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新定义并没有减弱社会上号召帮助穷人的激昂呼吁。过去出现过“德意志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这类称呼，如今又出现了“贫困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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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60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本政府于此时此地此刻宣布，无保留地对美国的贫困开战。”国会制定了一项旨在消除贫困现象的庞大计划，仅为阿巴拉契亚地区就拨款十一亿美元，此外还成立了“美国志愿服务队”（在国内活动的和平队），为在社会中落伍的人组织了“就业团”，制定了“提前行动计划”以及其它许多计划。一班愤世嫉俗者想起美国人以往那些五分钟热情，不免把国会的计划讥称为“贫困工业”。有些人注意到，人们已把穷人称为“未能享受到正当权益的阶层”。政府各机构纷纷认可“穷人”的新定义，并正式承认按统计数字划出的“美国穷人社会集团”，甚至要求”穷困的美国人”向各消除贫困计划的管理单位派出“代表”。但出于传统的乐观主义，政府有关协调机构直至一九七三年被撤销之前，一直称为“经济机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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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62 一九五九年，劳工部在二十个美国城市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确定一个“不过份、但要够用的”家庭预算，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即属贫穷家庭。一九六四年，社会保障总署根据农业部经济食品计划提供的数字，明确界定了“贫困线”。这些贫困线是根据由于家庭成员数目、年龄、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等情况而形成的不同消费需求而分别界定的。商务部一九六八年规定的贫困线是：单身一人年收入不到一千七百四十八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一千四百八十七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二千七百七十四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二千三百五十二美元），六口之家年收入不到四千七百零六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四千零二十一美元）。人口普查局出版的《美国统计数字选萃》开始提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确切数字。一九五九年，美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三千九百五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九六八年降至百分之十二点八（二千五百四十万人）。人口普查局出版的《一九七一年数据手册》提供了牲畜数字、钢产量、汽车登记数字，此外还有一个“贫困发生率”统计图表。此时，收入意识已经变得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救济穷人的计划有时被说成是出于汪收“负所得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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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64 尽管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估算越来越以统计数字为依据，但这并不等于一定就更鲜明、更能打动人心。哈林顿在结束对美国贫困现象的统计式描述时指出，即便美国穷人比他的估计少一千万，“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对贫困现象展开建国以来最自觉、组织得最好的战斗的同时，一些出身于中产阶级舒适家庭的充满浪漫色彩的青年感受到良心的重压，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主动放弃美国生活标准，希望得到穷人所具有的“美德”。这样，他们也就否定美国文明的主旨，因为美国文明本身就是一桩反对贫困现象的宏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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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66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对贫困现象的宣传家们通常利用大量统计数字来划定贫困线，确定“贫困的美国人”的标准。他们都认为美国的贫困是“不显眼”的。这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承认，在全国多地，美国人被共同的统计学分类法划分成一个个抽象地联结在一起的新群体，而原有的贫穷群体却湮没在这种分类法中，反倒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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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71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1706291987]

1706299372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六 智能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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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76 “智力。参阅‘智力测验’条。”历史学家们翻阅一下权威性的十五卷本《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想找出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美国社会科学家对“智力”的看法时，就会看到这样一条解释。美国人在二十世纪煞费苦心地寻求“测量”智力的方法，这最生动地显示出统计数字怎样盛行一时，以及美国人如何热衷于用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方式划分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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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78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着迷，极力推动“人体测量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工作，并主张搞人体测量记录。一八八二年，他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开设了一个实验室。只消交一点钱，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中接受人体测量，包括视力、听力和反应时。一八九○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长特尔把一百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新生所接受的测验称为“智力测验”，很可能这就是“智力测验”这个术语的最早出处。当时的测验项目包括视力、听力、反应时、后象、颜色视觉、音高辨别力、重量知觉、痛感知觉、时间知觉、动作准确性、知觉和动作速度、记忆力和想象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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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80 一八九一年，年轻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斯刚从德国来到美国不久，便在克拉克大学校长、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霍尔急于把心理学确立为一门实用科学）的推动下，对伍斯特的一千五百名学童进行了测验，其中包括记忆测验，在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罗给与会者做心理测验。许多人出于好奇心，踊跃应试。一八九五年，美国心理学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实验室就“搜集有关智力和体能的统计资料”进行合作。美国的智力测验，也是二十世纪美国两项体制——民众教育和民众军队——的副产品，这两项体制都是民主化社会的表现形式，它们促进了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定量思考方式的盛行。美国公共教育的推广和公立中学的增多，使大批年轻人产生了上大学的愿望。然而，尽管中学是自然地升上去的，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的，但几乎所有大学都有选择地招收学生。一八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国公立中学入学人数增长了九倍多（从二十万左右增长到二百万以上），而大学入学人数仅只增长了三倍左右。从十五万增长到大约六十万）。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出新的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统计学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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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82 早在一八七七年，主张建立兔费公立中学以使教育大众化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就预见到必须建立新的考试制度。只有依靠某种统一考试制度，大学才能选拔那些能从高等教育得益最多的学生入学。在美国，公共教育的课程和标准都由地方掌握，其千差万别的程度是欧洲教育工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国在高考制度上遇到的问题和英国、法国的问题不一样，因为英、法申请上大学的人所学过的中学课程都是标准化的。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不负责教育，因此只能由某个有权威的民间组织来设立标准化考试了。一八九○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提出了这方面的计划，当时他只是想使中学课程适应大学的需要。巴特勒事后回忆说：“那时候，公立中学刚刚得到普及和迅速发展。美国城乡各地纷纷增建公立中学，很自然，这些中学都遇到了怎样使学生考取大学的问题。美国各大学都各行其是，摆着一副超然的姿态，对别家大学的方针政策、中学的需求以及公众的普遍利益一概漠不关心。”一九○一年六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高考委员会在美国的六十七处考场和欧洲的两处考场，对二百三十七所中学的九百七十三名报考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首次统一考试。为使学生们取得艺术、簿记、音乐、速记、新闻、印刷、救护、家政、工艺、娱乐、体育等学科的学分，各新建中学的课程部大大增多了。然而，高考委员会出的考题却是传统学科方面的，如英语和化学，井按百分制严格打分，规定六十分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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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84 一九○五年，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内（他被巴黎公共教育部长任命为弱智儿童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尔·西蒙合作，设计出一种通用的智力标准。比内提出一个崭新的设想，即人的智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直至达到成熟朗。基于这个设想，比内测试了大批儿童之后，计算出各年龄组儿童的平均测试表现，这样，把任何一个儿童的测试表现同平均表现相比较，便可得知这个儿童的“智力年龄”与他的真实年龄的差别。各年龄组儿童的测验标准，是根据百分之七十五的受测儿童能够通过测验这一原则确定的，这些标准测验被用来衡量“正常”儿童的智力变化情况。一九○八年，“比内—西蒙测验”已从法文译成英文，并传入了美国。一九一二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坦提出，把受测者的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就可得出合用的“智力商数”。史但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等人对“比内—西蒙测验”加以修改，搞出了美国标准“智力测验”。测量“智商”成了智力通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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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86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迫切需要对入伍新兵进行甄别，于是产生了新的测验方法。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搞出了两种适用于人数众多的军人的测验方法，一方面剔除智力程度不够入伍资格的人，一方面可以找出那些比一般人聪明的“军官材料”。陆军A　级测验是为懂英语的人设置的，陆军B　级测验（测验者用手势把测验要求告诉受测者）则用来测试文盲和不懂英语的外国人。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底，共有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人接受了测验。虽然一九二一年以前没有正式公布过测验结果，但一九一九年泄露出来的消息引起了严重不安：百分之四十六点三的应征白人和百分之八十九的应征黑人只达到十二岁的“智力年龄”或十二岁以下。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智力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成年人属于“弱智”。难道美国人中有一半都“弱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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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88 在此之前不久，一些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提醒美国公众注意“弱智者的威胁”。其中以亨利·戈达德反对这种威胁的呼声最高，事实上，他就是设计陆军智力测验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把“比内—西蒙测验”译成英语的也是他。一九一一年，戈达德对两千名正常儿童（新泽西州某镇的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了测验，根据测验结果，他对“比内一西蒙测验”做了修改，使其适合美国应用。戈达德把智力测验视为通往完美社会的途径，认为这种测验打开了优生学和社会改革的新天地。他说，对智力测验的抨击“只能使人一笑置之，就象医生对一个激烈指责体温表毫无用处的人一笑置之一样”。戈达德是心理学家，在新泽西州维兰德青少年犯罪教养所工作，他对五十六名“性格乖僻的女孩”进行了测验，这些被假释的女孩子年龄在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他发现，除了四名外，这些女孩子都是“弱智者”。此后，戈达德又在纽瓦克某个青少年犯罪拘留所随意挑出一百人进行测验，发现其中六十六人为“弱智”。于是，他匆匆作出了结论：弱智是犯罪的主要原因。戈达德为传播自己的观点，写了一部耸人听闻的《卡利卡克家族》（一九一二年），书中描述了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军人和一个“弱智”的旅店女招待的偶然结合，如何产生了深远的恶果。戈达德从这两个人的私生子（人称“讨厌鬼”）写起，历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些道德败坏者、妓女、癫痫患者、酒鬼以及各式各样的罪犯。作者向惊呆了的广大读者宣称，他只是对一个家族病史的统计资料加以“科学的”概述而已。他解释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弱智”与犯罪之间的遗传性关系，而他的这部著作只不过首次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正确的科学依据。一八七七年，一位犯罪学业余爱好者理查德·达格代尔也写过一部关于遗传性犯罪的可怕著作，书名是《朱克斯家族——有关犯罪、贫困、疾病及遗传的研究》。达格代尔在书中宣称，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使国家花费了至少一百三十万零八千美元。一九一一年，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达格代尔的手稿，从而得知“朱克斯”的真名实姓。一位研究者用了四年时间，搞清了“朱克斯”家族成员们往昔和如今的经历，《一九一五年的朱克斯家族》一书得出结论：“过去和现在”的朱克斯家族成员有一半是弱智者，此外，这个家族的犯罪倾向依然存在，而所有犯罪的朱克斯家人都是弱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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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90 除这些“具有科学性的”文件而外，戈达德又提出了有关少年及成年罪犯智力测验的统计数字。就这样，戈达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以控制弱智者为手段的灭罪运动。限制移民协会及其它排外主义团体赞成戈达德的观点，而且利用四十五卷国会移民问题听证会记录中的有关原始统计资料，支持制订法律以拒绝接纳由于遗传因素而“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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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92 顺便提一下，一九一○年前后，戈达德创造并使用了“低能者”一词（这个词是从希腊语“愚笨”一词转化而来）。他根据智力测验结果，建议美国弱智问题研究会把成年弱智者划分为“白痴”（“智力年龄”在两岁以下）、“弱智者”（“智力年龄”为两岁至七岁）和“低能者”（“智力年龄”为七岁至十二岁）。人们认为戈达德为弱智者所下的定义未免过苛，而他坚持认为，他搞的智力测验正在测验着一切需要测验的项目，并相信只要立法者照他的主意行事，就会在防止社会犯罪方面创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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