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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具有科学性的”文件而外，戈达德又提出了有关少年及成年罪犯智力测验的统计数字。就这样，戈达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以控制弱智者为手段的灭罪运动。限制移民协会及其它排外主义团体赞成戈达德的观点，而且利用四十五卷国会移民问题听证会记录中的有关原始统计资料，支持制订法律以拒绝接纳由于遗传因素而“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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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一九一○年前后，戈达德创造并使用了“低能者”一词（这个词是从希腊语“愚笨”一词转化而来）。他根据智力测验结果，建议美国弱智问题研究会把成年弱智者划分为“白痴”（“智力年龄”在两岁以下）、“弱智者”（“智力年龄”为两岁至七岁）和“低能者”（“智力年龄”为七岁至十二岁）。人们认为戈达德为弱智者所下的定义未免过苛，而他坚持认为，他搞的智力测验正在测验着一切需要测验的项目，并相信只要立法者照他的主意行事，就会在防止社会犯罪方面创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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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智力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中有一半是“弱智者”（陆军智力测验的结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只是证明“智力测验”的功效，并不说明美国人的智力水平？甚至早在陆军智力测验实行之前，谨慎的学者们就非常担忧，认为针对弱智者的运动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罪犯和妓女身上，从而不能忽略众多智力不高、但值得尊敬的公民。如历史学家马克·哈勒所说，陆军智力测验搞过之后，许多反对弱智者的人改变了看法。一九一八年，马萨诸塞州教养院的一位医生指出：“我们确实低毁了弱智人士。我所见过的一些最可爱、最漂亮的人恰恰是弱智的。”最后，甚至戈达德本人也怀疑自己可能夸大了智商低的人士对社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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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兴起了智力测验热。尽管美国人受了一场“弱智者威胁着社会”的虚惊，尽管陆军智力测验曾使许多人对弱智者产生偏见，此时以新面目出现的智力测验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以至要对整个美国社会测试分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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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考委员会不仅没有因公众对智力测验的嘲讽而畏缩，而且还采取了新的行动步骤。一九二四年，高考委员会的负责人注意到以往考试的范围过窄，指出了今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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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学希望了解申请入学者的有关情况，尽管本委员会迄今尚未主持过直接测验，但这种测验正是为掌握这些情况而设置的，这些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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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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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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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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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敏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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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他人合作及参加集体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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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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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外语交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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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高考委员会首次主持了“学能测验”，试图搞成一种较少拘泥于具体学科的“智力”测验，在此后十五年里，该委员会致力于制订一种考试体制，使其成为大学和入学申请者两方面都能信得过的预测手段。一九三五年，高考委员会修改了整个评分制度，不再按传统的百分制打分。新评分制度规定入学申请者的高考平均分数为五百分，然后根据分数高于和低于平均分数的被录取学生的百分比，按最低二百分、最高八百分的标准给考生打分。这种新评分方法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用机器评分，不必再花费大量经费培训阅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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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高考委员会不仅确定了高考内容考试方式，而且搞出了各种学能测验方法，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在高考委员会主持下，三十一万六千名年轻士兵在一万三千个考场接受了V-12测验和A-12测验。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次对同一类人进行的测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一次，高考委员会成功地主持了这些测验之后，又着手其它工作。海军人事局和这个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合同，由该委员会为一百项海军职务挑选合适的人员，这需要印刷一百三十三种试题、答卷和考试手册，共达三千六百万页。战争结束时，高考委员会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复员军人考试。当时，成千上万行将退伍的军人，有的希望按照美国士兵权利法的规定上大学，有的愿意到威斯汀豪斯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主办的训练班学习，也有的想进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或者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或海岸警卫队学校深造。考试被赋予了新的作用，涉及到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九四七年，高考委员会和其它考试机构并入了新成立的教育领域考试服务中心，其宗旨是“在极需新的服务和考试的领域提供这种服务和考试”，并运用其考试方法对全国的人员加以甄别。一九五○年，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指出，“由于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之间的连续性渐趋消失”，学能测验较之过去更加不可或缺，并且现在这种测验本身似乎就能预测出大学教育的成功程度，在公众要求教育机会均等的压力下，和平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入学人数问题，据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称，一九五一年每个大学年龄组有大约五十二万五千人“智商在一百一十或一百一十以上，因此被认为有足够或出色的大学学习能力”。但是，这些人中只有二十一万上了大学，其余三十一万五千人则显然“由于缺钱或缺乏上学愿望”而没有上大学。既然测验证明许多美国人具有上大学的智能，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那么，只有建立新的全国性体制来资助高等教育，才能使他们进入大学，这种体制有双重目的，一是防止“浪费金钱”（指接纳智商低于一百一十的人上大学），二是避免“浪费人材”（指智商为一百一十五或更高的人未能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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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后，进入了智力测验执行者所称的“人造卫星时代”，这时美国社会对浪费人材产生了新的忧虑，开足马力寻找发现人材的方法；此外还涌现一股为时不长的追求优异学术成绩的热情。美国人能否变得象苏联人那样？有些人建议依照学能测验的格局搞“花费不大的初试”，还有人提议成立“一些学院，专门招收智商在一百到一百一十五之间的学生”；另外，人们又开始强调“大学入学指导”了（到一九六○年，这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拥有自己的协会和刊物）。经过多年的争论，一九六○年终于决定把测验分数告知申请入学者本人。不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步骤，大大加深了人们头脑中按照统计数字划分社会集团的意识。高考委员会主席抨击“分数保密的禁令”，并夸耀说，公布测验成绩乃是“道德的胜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报告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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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非常担心学生知道自己的考试分数后会改变价值观念，但我从我孩子们的谈话中得知，学能测验的分数已经成为测试圈中人的手段之一。随着一声“那个笨货才得了四百二十分！”个倒霉的学生可能会被排除圈外；得分为六百的聪明、稳定的学生会得到赏识；得七百分的是无可置疑的天才，自然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在决定批准高考委员会划分的分数线时，心里想的并非要这样使用这些分数，但是可能会想到许多更糟的用法。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抱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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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目标明确的测验和测验得出的“商数”，渐渐成为职业顾问和职业指导这两种新兴行业以及人事管理部门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了。另外，公务人员的任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种测验，以求做到量才录用。一位专家曾于一九七一年说：”智力测验和其它有关的学能测验，越来越成为社会对人力资源进行选择的工具。不仅是军队，在中学、职业学校和工商界，以及在公务人员的任用上，这种目标明确的测验也取代了传统的选择人员的方法——即根据家庭背景、所属社会阶层，尤其重要的是，是否有钱。”人们开始把“人”称作“人力资源”，这反映出一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倾向。即把美国人与美国其它资源等同起来（此时，“人”也以统计数字为基础进行定量评估了）。人事管理教科书的作者们开始把这类书称为“人力资源管理”指南。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随着机会均等运动势头的增强，从定量角度看待智力的态度受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抨击。杰斐逊及其门徒把他们早期民主信念中的“天赋贵族身份”这种理想奉为神圣，声称这个新国家之伟大在于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天赋能力的新自由。这样，社会就能破天荒第一次开发被旧大陆贵族（他们享受着上辈遗传下来的荣耀）弃之不顾的”人力资源”，新平均主义运动与其说是抨击智力测验过于偏重文化知识和不能精确地按照智力高低将人们分类，不如说是攻击智力本身。一九七二年，智力测验的反对者们之所以郑重其事地论证”反对智商测验的理由”，正是因为智力测验的确可以测量“智力”。他们担心，如果社会偏爱智力较高的公民，就会丧失理想的平均主义美德。一位批评者抱怨说，“当代美国社会把智力视作将成员分等级的基础之一。我们颂扬智力，就象摩洛哥伊斯兰教徒赞美圣战者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禁止一家企业对求职者进行智力测验，理由是公司可能利用测验作为歧视黑人的手段，在这股兴盛一时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热潮中，智力测验成了争议最多的社会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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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七 从“顽皮”到“行为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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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社会才开始普遍把“儿童”视为一个应当并且必须得到特殊对待的特殊社会群体。在近代大部分时期内，“童年”这个词的社会及心理含义是模糊不清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儿童只是未长大的成年人而已。直到“儿童”人数降到不足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人们才改变了对儿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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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二十岁以下的美国人的绝对数字从一八六○年的一千七百万增至一九三○年的四千七百六十万，但同时，这些最年轻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从一八六○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降到一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三○年又降到百分之三十八。正如罗伯特·市伦纳所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超过一半降到三分之一左右，这使他们“变得比较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特殊需要也比较容易得到承认。这样，年轻人也变得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相互间也更容易产生认同感，更要求社会把他们作为总人口中一个独立的类型加以注意。”作为社会群众的儿童要求社会给以特殊注意，其原因只是由于他们成了人口中的少数。与此同时，其它种种力量也出了一臂之力，赋予“儿童”以新的现实性。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运动——改革监狱，改善奴隶生活状况，帮助罪犯获得新生（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和佐治亚的创建者们也投身于这个运动）等等，都在独立革命之后加强了势头。十九世纪初，多萝西娅·迪克斯等人致力于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患者、盲人和聋哑人。与此同时，有些人则想方设法把救济院中的孤儿转送到专门根据他们应享受的福利和教育而筹办起来的机构。费城和纽约为聋哑儿童建立了专设的收容院。一八二五年，纽约建了一所“庇护所”，这是美国第一所主要为少年罪犯而设的机构，随后其它一些地方也纷起仿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了照顾贫苦移民儿童的机构；一八五五年，费城儿童医院成立了，这很可能是美国第一家专为儿童治病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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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院”（reform school）是个美国创用语，意味着一种对待年轻罪犯的特殊方式，这个创用语于一八五九年纳入美国语言，从此便出现了犯罪学的一个新分支、一种新的体制和大量描写“少年犯罪”的文学新体裁。一八九九年，伊刊诺伊州制定了美国第一部“少年法庭”法（这又是一种美国独有的事物），及至一九一二年，已有二十二个州成立了少年法庭。一九○九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召集白宫会议，讨论如何照顾受赡养及被忽视的儿童，这是第一次讨论此类问题的白宫会议。一九一二年，商务及劳工部下面设立了儿童事务局，负责“调查和报告有关儿童福利及生活的一切事项”。虽然有关童工的联邦立法被裁为违宪（哈默对达根哈特诉讼案），但各州却制定了大量此类法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把儿童看作一个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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