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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了一个连结过去与现在的联合体：一个由美好回忆和融洽感情维系在一起的各类移民组成的联邦。这些人凭着他们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方式，孕育了新的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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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 城市移民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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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在旧大陆故土创建的各种体制，幸而适合他们在美国的不同需要。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爱尔兰人更好的例证了，因为美国这个新国家有着大量而正式的政府结构：联邦和各州均有宪法和立法机关，法院更多。美国人长期实行自治的经历诚然是导致独立战争的一个因素。但美国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爱尔兰的独立，它仅仅经过一、二十年的鼓励和未经法律准许的组织工作就实现了。美国独立的成功意味着人民控制了政府。制宪工作在这个国家业已成为过去的事，政党辩论的是在新宪法之下政府应注重什么。爱尔兰人的经历迥然不同。美国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自治，而爱尔兰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连绵不断的叛乱，可是又从未上升到爆发革命。美国人关心的是社会契约、代表权、立法形式，以及权力的平衡与限度；而爱尔兰人关心的是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和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美国人的经历是守法的、正规的，而爱尔兰人的经历是非正规的、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违法的，不过，爱苏兰的经验在美国并非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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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丹尼尔·帕特利克·莫伊尼汉所指出的，纽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百姓管理的大城市。其它城市只是一度暂时由下层阶级的代表管理过（罗马由格拉古兄弟，伦敦由约翰·威尔克斯，巴黎由公社管理过）。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在纽约，由平民百姓管理市政已成了一种固定的正式制度。由于该市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和权力中心，这一点给予人们的印象就更加深刻。平民治理纽约是爱尔兰裔移民的一项成就。因为爱尔兰人发展并完善了大城市的政治机器，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其它城市把权力交给了下层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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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不寻常的是，这种空前的都市成就却是出自一位乡下人的业绩。爱尔兰人给美国带来的政治经验大大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城镇大会、地方立法机关，以及制宪会议。由于爱尔兰的正规法庭是地主进行压迫的代理机构，贫苦的佃农成立了自己的法庭，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当时有人解释道，“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法规，一种是人民不信任的、由法官和陪审员推行的成文法，另一种是人们自己实施的秘而不宣的法规，依靠秘密会社社员和子弹。”贯彻这种未经合法批准的法规的会社有着许多不同的名称：“平均派”，“克莱尔女士”，“莫莉·马吉尔”（后来宾夕法尼亚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煤矿工人秘密会社采用了这个名字）等等。但人们最为熟悉的名字是“白衣党”，这是由套在衣服外面的白衬衫而得名，穿白衬衫是为了便于夜间相互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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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白衣党制订了自己的宗旨及其实施方法。目的是使真正的佃户有地可耕，反对高昂地租和苛捐杂税，并且从一般说来有利于佃农的角度调节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为了对付某个暴虐的地主，当地秘密会社的会议秘密地制订他们自己的“法律”。在违法者的门上或桌上会神秘地贴着一张通知：“弗朗西斯·霍普金斯勋爵，有朝一日会有人带着手枪来毙了你；如果你不改善对佃户们的态度，肯定会被杀死。我们现在及时通知你；如果你不照办，当心后果！”无视这一通知的地主可能被杀死，佃户若被撤佃，谁要是来接佃原有的土地也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外来者”（指的是不住在附近而是来自其它县，趁收获季节来此争工作的爱尔兰人，往往会挨打并被赶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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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党主义同美国西部填补法律真空的自警政策大不相同。爱尔兰人力图对抗现行的法律制度。组织秘密会社、敲诈勒索、行贿、人身残害成了维护爱尔兰农民权利的常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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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爱尔兰进行选举时，成群的佃衣被他们的地主驱赶到投票站，不是“去投票”，而是象人们所说的，“让人进行投票”。一位观察家指出，做这种事是不讲情面的，如同“牙买加的庄园主驱赶奴隶去干卑贱的活儿一样”。身为尊严和法律的支柱的地主，实际上是腐化堕落的典型。公共工程成了他们私人的禁脔。例如，把皇家运河故意朝错的方向开，是为了使某富翁的土地得到好处；兵营设在地主销售产品的地方；地主往往依恃高昂地租和货运制度强迫佃农为他们义务修路，而地主却可藉此领取国家补贴。无论是叛逆的还是顺从的爱尔兰农民，全都是带着丰富的、记忆犹新而又跟当地情况大不相同的政治经验来到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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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命运多舛的移民很快地移植他们的政治体制并在形式上作了些改变。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在旧世界被踩在脚下的爱尔兰人变成了热情奔放的美籍爱尔兰人。现在他们不是纠合在一起反对政府，而是在政府治理下组织起来。他们不再是在半夜召开的白衣党秘密会议上窃窃私语，而是堂堂正工地在市议会、州议会，甚至联邦国会里侃侃陈词。此时，过去受压迫的人已坐在掌权的席位上，他们拥有的爱尔兰经验绝非无关紧要，它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在美国掌权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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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定居的最初型式，甚至他们的贫困，都有助于实现以上所说的一切。爱尔兰人来到东部沿海城市以后，往往缺乏向内地扩散的手段，大多数人在纽约登岸；到一八五○年时，纽约已聚集了十三万爱尔兰移民，占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五年以后，纽约市选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爱尔兰人。在北部一些港口城市，特别是波士顿，也有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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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然置身于异域他乡的爱尔兰移民，十分愿意听到先来者那熟悉的乡音。为了立足安身，他们需要工作、房子、食宿以及朋友，所有这些需求均有助于大城市政治集团的形成。这些政治集团由于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日益蓬勃成长，并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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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政治是移民意识的自然产物。政治集团和政治党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政党是为了较其自身的存在更为远大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则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的首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唯一目标，就是生存。政党通过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而获得成功并且自行消失。政治集团则不是这样，它只要能生存下去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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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移民最为关切的是生存的需要。爱尔兰移民对美国政治的第一个贡献是集团政治，这决非偶然。集团政治不同于党派政治，除去其自身之外无需有其它目的。正是这种集团政治产生了政治机器的“头目”和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能否确保他们的事业有利于他们自己及其依附者，是对他们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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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莫伊尼汉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从纽约的典型例子中看出，这些政治集团是如何“由爱尔兰的农村习俗同美国的城市政治两者结合而产生的”。把现行的政府机构当作不是完全合法的机构，惯于罗致最卑贱的市民，充分运用组织手法，尊崇等级观念，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爱尔兰农村。随之而来的是，为了确保地位低下的失意者的权益，他们不惜行贿、敲诈和使用暴力。对组织的赤诚加强了这种倾向，他们可以容许宗派主义存在而决不容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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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尔兰移民迅速且引人注目地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从他们来到美国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实际上掌管着一座大城市，可是事实表明他们并不擅长管理的艺术，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因为对于逃避贫穷和压迫而来的移民说来，美国政治本身成了目的，成了维持他们自己和本民族生计的事业，这种环境使“政治”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头目”和“集团”成为使人丢脸的称呼，于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名门望族也就越来越经常地把重要的政治职位让给这些不那么吹毛求疵的新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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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移民充分利用的塔姆梅尼大厦甚至在爱尔兰移民大量到达之前就已存在了。一七八九年建立于纽约市的圣·塔姆梅尼协会，是以德拉瓦尔部族印第安人的传奇式首领命名的。据说此人在威廉·佩恩抵达美国时与他邂逅相遇，并且于一七七○年象开玩笑似地被宣告为圣徒。无人知晓塔姆梅尼这个名字的意思究竟是“和蔼可亲”还是“有功之人”，不过，这个首领对自人友善倒是有口皆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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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塔姆梅尼协会的创建人威廉·穆尼是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曾短期服过役的家具商和壁纸经营者。穆尼及其友人的原意是打算成立一个慈善联谊组织，既反对信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制的辛辛那提社那样的“贵族政治论者”，也反对“外来冒险分子”。协会原来的章程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才能当选为协会的头头。穆尼本人的社会生涯远非洁白无暇的。他在主管救济院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八○八年至一八○九年），由于尅扣救济院的供应来为家里买酒及其它奢侈品而酿成丑闻。他帐目上的一个伪造的名目“穆尼夫人的杂物”，很快就在反对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中间传为笑柄。可是，这毫不影响穆尼重新当选为协会的大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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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早期以印第安情调的嫡戏为其会员消闲遣闷，并具有后来美国服务机构的性质。会员分为“猎人”和“斗士”两类，由十二名头头管辖，这十二名头头又由一名大头头统辖；以“月亮”为基准计算时间，并给每个月起个虚拟的印第安名字。总部称为“陋屋”。塔姆梅尼协会的好汉们每年在七月四日和塔姆梅尼节（五月十二日）都要象印第安人那样画着花脸，手持弓箭和战斧游行。纽约的圣·塔姆梅尼协会还批准设立其它塔姆梅尼小“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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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姆梅尼协会在大批爱尔兰移民由于饥荒而移居美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但除去一八○九年提名帕特里克。麦凯进入州议会之外，塔姆梅尼协会从未把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列入其同意的候选人名单之中。一八一七年四月二十四夜，两百名爱尔兰移民列队前往塔姆梅尼大厦，为的是说服协会提名才干出众的爱尔兰爱国移民托马斯·埃米特作为他们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尽管争论发展到挥舞椅腿和投掷砖头这样激烈的程度，固执的塔姆梅尼协会负责人依然拒绝提名这位爱尔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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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一年纽约州制宪会议扩大了投票权，一八二六年通过的一项修正案取消了纳税限制。爱尔兰移民在一八二七年秋纽约市选举中崭露头角。预期次年在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 亚当斯之间进行的全国竞选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爱尔兰移民是“生就的民主主义者”，热情地崇拜杰克逊将军。他是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在新奥尔良痛击了英国人。全副武装的爱尔兰保镖陪同杰克逊的支持者去投票。据目击者说，在第八选区，二百名爱尔兰人“由一名双手持着上了镗的手枪的杰克逊支持者引导走向投票箱，他们在投票箱前每人一连三次投了杰克逊的票”。第四选区的旁观者目击一名爱尔兰人同一名佛蒙特州人之间一场历时五小时五十八分的搏斗，这就给了爱尔兰籍保镖借口，来驱逐反对杰克逊的选民。此时纽约的爱尔兰人已在仿效他们家乡选举时的那种粗暴形式。不过，他们不是由地主而是由他们的移民头头们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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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理所当然激起那些彬彬有礼的老移民的恐惧。《全国鼓动报》抱怨说，”选举中只要出现一个爱尔兰人，他的选票必定会通过……。这是爱尔兰人的胜利。外籍人出了风头。”它警告人们说，爱尔兰移民是“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具有惊人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力的外国集团。”这类警告反过来又促进了爱尔兰移民的团结，他们利用诸如纽约《说实话》之类的报刊维系爱尔兰移民间的团结，从而维系着对民主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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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八三○年代，塔姆梅尼协会已把全市性的体制组织起来，每个移民团体都有自己的专门会议和合适的知名人物充当领袖。一八三二年的全国选举再一次激发了爱尔兰移民对反英将领杰克逊的狂热爱戴和对“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刻骨仇恨。他们指责亨利·克莱策划使美国银行骑在贫苦的美国人身上，就如同英国银行一度骑在贫苦的爱尔兰人身上一样。爱尔兰移民的增多和集中使得纽约的爱尔兰人在塔姆梅尼协会、在纽约市和在全国政治中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纽约市下东区的第六选区成了美国最大的爱尔兰天主教社会的中心，并且除了爱尔兰本身以及英国兰开夏郡和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爱尔兰社会。塔姆梅尼协会想尽办法争取移民，由于共同的感情、对故土家乡的怀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而连结在一起的爱尔兰人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争取到的。爱尔兰人先知学会提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技工互济会和布赖恩·博里赫姆俱乐部（尊崇爱尔兰贤人和英雄人物，也包括圣·塔姆梅尼）这两个团体也已经被理查德·康诺利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人们称理查德·康诺利为“狡猾的狄克”，因为他后来是特威德帮的成员，并且最终成了叛徒。爱尔兰移民、塔姆梅尼协会和民主党已经开始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塔姆梅尼协会的青年委员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的子弟提供政治实习的机会。例如，约翰·麦基翁便曾在这种委员会工作，并且成为依附于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的律师，一八三二年进入纽约市议会，一八三四年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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