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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一场硬碰硬的激烈竞争。黑人不仅继续租住他们能够租到的公寓房子，而且开始购买雷诺克斯大街和七马路之间独门独院的住宅。这一整套活动在白人看来具有“入侵”的性质，他们感到十分恐慌，并且开始象逃避瘟疫一样地搬离这个地区。一家有色人种出现在一个街区，不管这家人是多么有教养和守规矩，也足以加速人们逃离。一所房于接着一所房子，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搬空了。这是人类疯狂逃亡的大表演。没有人会静下来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们不这样做又会如何。拥有这些被搬空住宅抵押权的银行和贷款公司不得不接收下来。它们在一段时间里宁可让这些住房空着，偿付房款，也不愿把房子租给或者卖给有色人种。但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下降，到欧洲战事爆发时，哈莱姆区北半部的房价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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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黑人居住区则日趋稳定，教堂从南区迁了过来，社交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逐渐形成，一个社区逐步建立起来。随着欧战爆发，哈莱姆黑人区进一步得到了新的、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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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地区以前的居民——来自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或其它地方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后裔，搬出一个地区，到城市别的地方或新建郊区去住时，他们原来往的地方马上就被从南方移来的黑人填补上去。哈莱姆区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不仅有来自美国南部的，而且还有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正如一位有洞察力的黑人知识分子所指出，他们中间“有农民、学生、商人、自由职业者、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冒险家、工人、传教士、罪犯、剥削者和无业游民。每类人迁来此地部有其不同的目的和特殊打算，然而他们最有重大意义的经历则是彼此发现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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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勒鲁瓦·琼斯的说法，其结果是，“黑人就是黑人，这一点愈来愈明确了……这是主要的共性，至于这群人的乡土观念、地理和社会的因素则被抹掉了。”黑人的大都市经历向他们表明，他们自身具有广泛而多种多样的前景，而这些是他们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用历史学家内森·哈金斯的话说，他们已经从“乡村的单一性进化为城市的多元性”。然而，他们经历的种种境况既使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形开阔，但同时也使他们发展起一种新的种族意识。哈金斯在他所著《哈莱姆复兴》的编年史中写道：“把他们划归为一个种族的是共同的社会条件和面临的共同问题。然而，一个种族的形成所需要的是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生活。城市的生活、哈莱姆区的生活满足了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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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九二五年阿兰·洛克编写的一本影响广泛的书籍所描述的“新黑人”，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新黑人》。洛克是生于费城的一个黑人，是美国以罗得斯奖学金赴牛津就学的最早学者之一，后来成为著名哲学教授。他从自己在大千世界的亲身经历中发现黑人在美国生活中的新作用。他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按照美国的思想意识，黑人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个惯用语，是一种可以争议的东西，可加以谴责或加以辩护，可以‘压下去’、或‘留在原地’、或‘扶下去’，可令人烦恼或担忧，可加以践踏，或加以保护——总之，是一种社会怪物、或是一种社会负担。”此时，身居城中之城的美国黑人又成了“非洲民族接触二十世纪文明的先锋”。他们的使命是“使黑人种族重新赢得世人尊重”。洛克引用传统的美国信念，即这个国家是一座“山巅之城”；而美国的黑人则应肩负起”黑种人的担子”。哈菜姆区有它自己的“复兴时期”。到一九二○年时，纽约市的黑人绝大部分集中于哈莱姆区，达十五万人以上，成为全国任何城市的最大黑人社区。在这以后的十年里，这里产生了大量杰出的文学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使得这个贫民区举世闻名。抒情诗人康蒂·卡伦把黑人诗歌编纂成集，著作小说，并且翻译希腊悲剧。从牙美加移民来美国的克劳德·麦凯于一九二八年写了《到哈莱姆安家》一书，这是出自美国黑人手笔的第一本小说体畅销书。书中人物贾克由于人们不让他与德国人作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逃离部队，回到他热爱的哈莱姆。哈莱姆的一切问题，它的爱与恨、卖淫和毒品以及数不清的内在烦恼和不幸全部依然如故。麦凯书中的这位主人公狂热他说，“哈莱姆！除了哈莱姆还有哪个地方我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呀！美好的、古老的哈莱姆！巧克力一样的哈莱姆！甜蜜的哈莱姆！哈莱姆，我已经把你牢记在心中。”在哈莱姆的舞台及其两侧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杰出人物，他们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独具一格的艺术家、作家或有创见的学者：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本人；阿兰·洛克；专门论述欧洲和美国潮流之不同的吉恩·图默尔；擅长描写黑人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家杰西·雷德蒙·福塞特；社会学家W.E.B.杜波依斯和E.富兰克林·弗雷泽；时事评论家沃尔特·怀特。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吸引人的要数兰斯顿·休斯，他是个多产作家，以黑人的特殊经历去解释全体美国人遇到的问题。休斯回忆他一九二一年刚抵达哈莱姆时的感受写道，“我永远无法用笔墨描述乘地铁前往哈莱姆区时的激动心情。我走出地铁，来到九月明媚的阳光下。呀，这就是哈莱姆！我站在那里，放下手中的提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欣喜之情又一次向我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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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近聚居在一起的、半解放的黑人不只是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显示了辉煌的才能。移居北方城市虽然使他们从种植园奴隶制的传统和桎梏下解放出来，但只能自由地独成一体生活以及找到黑人自己的社会。他们的彻底解放，即置身于任何社会中，还有待实现。黑人过着城中之城的隔离而固定的生活，这是美国式生活中的一个奇特之处，然而他们确确实实创造了一种迅速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的新音乐，并且很快地被誉为典型的美国音乐。“爵士音乐时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当时全国人口中的城市居民已占绝对多数。这个名称来源于丰富多采的新的民间音乐，它主要是城市黑人的一种创造。历史学家对“爵士”这个词的来源有不同意见：有的说它源自非洲黑人或克里奥尔人，有的说来自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包括H.L.门肯在内的许多美国语言学家把这个词同形容性交的民间口语：“放纵”一词惑多或少地联系起来。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的这一音乐形式是黑人移居城市后最初阶段的产品；爵士音乐主要是凭靠城市黑人的天才、活力和想象力而发展起来的。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也是新音乐的实验时代（如阿诺德·勋伯格和贝拉·巴尔托克的音乐）。不过，正如爵士乐起源的年代史编者冈瑟·舒勒所指出的，爵士音乐是一种更加平民化，也更具群众性的实验音乐形式。旧世界音乐的新形式则是发展沙龙和音乐厅音乐这类“音乐艺术”，也即由作曲家作曲，由演奏家为出钱赞助的听众演奏。然而，按照音乐研究家的说法，爵士乐“不是少数风格创新者的成果，而是一种相对来说简单易懂的半民间音乐——它与其说是音乐，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最近由五、六个支流汇合而成的，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个性，然而却具有鲜明的风格。”早期的美国爵士乐，如同非洲的土著音乐一样，并不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群众性庆典的形式。再说，以消除差异而言，它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平民化的，并且是典型美国式的。爵士乐作为一种卓越的即席创作与即席演奏的音乐，根本取消了作曲家与演奏家原有的区分。它为每一个演奏者同他的伙伴们提供了一种崭新而相互交流的亲密关系。而且作为一种舞蹈音乐，它特别易于引起听众的共鸣，听众在某种程度上是置身于演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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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泰姆调爵士乐的欢快节奏大约在一八九六年以后流行起来，以得克萨斯州黑人斯科特·乔普林的表演最为典型，他的“枫叶拉格泰姆舞”已成为一种新的切分乐曲的样板。这种欢快的乐调同哀怨动人的伤感音乐乐曲结合起来，再配上民间怀旧的心情和非洲节奏，形成一种随心所欲的美国的音乐语汇。它可以演唱或用任何乐器来演奏，它说的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心领神会的音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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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汉迪是伤感音乐之父中的一员，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黑人，善于吹短号，开始时是个漫游演奏者，由于其“圣路易斯伤感曲”（一九一四年）而为人所熟知。据汉迪本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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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乐比今日人们称之为“式调”的东西更为深沉。如同灵歌一样，它源自黑人，涉及我们黑人的历史，我们来自何方以及我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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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乐来自遥远的南方。它产生于空虚、向往和追求。当一个人歌唱或者演奏伤感乐时，他所渴望和追求的东西，有一小部分可以从音乐中得到满足。伤感乐使人们回想起奴隶制和人们当时的期待心情。我父亲是个传教士，每当听到有人唱《到最后审判之日我将见到你》，他总是泪痕满面。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他回答说，“这是你叔父当年在阿肯色州被卖作奴隶时他们唱的歌。他不愿忍受主人的毒打，因此他们就象对待一头牲口一样把他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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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美国人都尝到了我们多年来经历过的辛酸——他们离别家人而被送往远方，有时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下这样做的。于是，伤感乐和爵士乐开始对更多的人具有更大的意义。其后，大萧条对许多人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经历。而我们黑人则早已多年忍饥挨饿，我们体验过饥馑和心灵破碎的苦楚。因此，伤感乐有助于满足各种类型的人内心的渴求。他们也就爱上了它，并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东西。现在，当你听到一个白人唱伤感曲时，你能感到他跟黑人一样动情。伤感乐和爵士乐已经成了整个美国音乐的一部分，并会发展下去，直至永远。城市里的黑人经历了两次流离失所，试图重新在美国建立生活。当初他们被迫远离非洲来到美国南部当奴隶，多少适应了南方的农场和种植园生活；此时，他们又自愿离开其祖先的土地；试图在城市坚硬冰冷的街道上扎下根来。他们两次流离失所，心灵里留下的伤痕为所有其他东奔西走、流离失所的美国人提供了主题歌，这些人在水泥地上寻找他们的先辈只有在地里才能找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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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爵士乐——这个词，这种音乐，最早的作曲家及最早的演奏者——的来龙去脉之难以明确，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爵士乐是一种平民化的乡土音乐，正如勒鲁瓦·琼斯等人所指出，它脱颖于本世纪初黑人在美国各新建城市的聚居经历。爵士乐在新奥尔良很早就出现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那里，甚至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都已能够比较自由地分享都市生活。南北战争以后，那里的黑人拾起军乐队丢弃的乐器，取材很久以前在刚果广场上演奏的非洲音乐，把军乐和哀乐的曲词转变成一种新的相互交融的东西。因为爵士乐和伤感乐产生于“美国黑人投入本国主流文化这个群众运动”，因而它自然而然地在许多城市同时出现。爵士乐和伤感乐作为美国各地黑人的城中之城新社会的一种产物，可能是最早的、非地区性的美国民间流行音乐。新奥尔良、圣路易斯、芝加哥、纽约、底特律以及黑人向北迁徙途中的其它“圣地”，都是盛行爵士乐的中心。各个地方以及各个表演者都有其自己的风格，然而表演者是很容易从一个哈莱姆区迁到另一个哈莱姆区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开始是在新奥尔良表演，后又去芝加哥、纽约和其它地方。爵士乐创造了一个演奏者和歌手彼此了解的全国性大家庭。留声机生来是用于爵士乐和伤感乐的。即席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不可能即刻谱写在固定不变的乐谱上。当一次性的表演连同其自发性和即席性，被唱片捕获时，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情调的。玛米·史密斯的《疯狂的伤感乐》有时被称作最早最畅销的伤感乐唱片，灌制于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它有几个月的销数竟达到每周八千张，主要是卖给城市黑人居民。它树立了一个榜样，显示出这种“种族”唱片拥有极广大的市场。它还表明黑人是大量消费品共同体的对象。勒鲁瓦·琼斯指出，“把黑人视作消费者，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新见解，是美国白人头脑里稀奇古怪的黑人形象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头衔。它对黑人来说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新头衔。巨大的城市中心区，诸如一批象哈莱姆那样的新‘黑人城’、芝加哥的南市区、底特律迅速发展的黑人区，以及南方一些较大城市，都是这种现象的直接见证。星期五晚间下班之后，在这些北方寒冷灰暗的城市里。黑人工人在唱片商店外面排队购买新的伤感乐唱片；随着人们付了款，美国大工业办事处里的销售预测表上所显示的美国人口增加了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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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留声机把爵士乐带给美国全国人民，而收音机又一下子制造了空前大量的音乐听众时，唱片灌制改变了爵士乐和伤感乐的特征。现场演唱伤感乐或演奏爵士乐时，乐曲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它一直拖到表演者筋疲力竭，不能再即席编演为止。然而，留声机唱片只有那么长的时间，正如爵士乐史学家马丁·威廉斯说的灌制唱片的结果是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时限。一位知道他在十英寸的唱片上只能录下四节伤感乐的歌手，往往只唱一组“预先谱好”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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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本尼·古德曼这些美国白人也演奏起爵士乐，成为爵士乐最为成功、最为显赫的演奏家。有些人，例如比克斯·贝德贝克使得爵士乐成为哭诉或抗议他们所摈弃（或他们自己受到遗弃）的社会的一种方式。音乐厅也开始演奏“爵士交响乐”。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新南国爵士乐队”于一九一七年灌制唱片；一九二○年, 宣称要超过“过去年代粗糙的爵士乐”的保罗·怀特曼，在传统的音乐爱好者听众面前，指挥正规的交响乐队演奏。此时，美国自人竟仿效起受排斥的黑人同胞，两者的历史作用居然倒转了过来，这一点很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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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区林立的国家里，标准化的、全国广为宣传的产品迅速地把不同地区原有的风味弄得平淡无奇，但黑人的城中之城却提供了丰富多采的消遣。卡尔·范·维克顿，一个出生于艾奥瓦州的白人记者，发现“黑人的悲惨、堕落的生活……是艺术家新颖、奇异、多姿多采的素材。”一九二六年，他在《黑人乐园》一书中，描绘了哈莱姆区一幅令人同情但又浪漫化了的生活画卷，此书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做贫民窟生意的人把白人旅游者带到哈莱姆夜总会去看《黑人轻歌剧》里“逗乐的黑家伙”和“胜感的巧克力”，它使得哈得逊河左岸的娱乐获得了堪与巴黎塞纳河左岸媲美的名声。对于当地有钱人来说，哈莱姆是“一个大娱乐场”。号称上演市里最性感节目的“棉花俱乐部”以及哈莱姆另外一些只对白人顾客有吸引力的酒吧间，变得非常时髦。黑人在南方时曾是纯朴农民的象征，而在他们的新的城市生活中却扮演着放荡不羁的城市美国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至少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当诺曼·梅勒为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寻觅一个代号时，他称之为“白色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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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聚集在城中之城，使得他们在确能参加选举的全国各地更鲜明地形成一个集团。黑人向北、向西、向城市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在全国政治中发挥更人作用的运动。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各州重建的三十年里，南方先后选出两名黑人参议员（都来自密西西比州）和大约二十名黑人众议员到华盛顿。然而，二十世纪初期，在南方，人们使用各种办法阻挠合格的黑人进行投票选举，更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只有迁徙后，南方的黑人才成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到一九四二年，全国参加投票的黑人选民人数跟在最南方的七个州（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阿肯色、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参加投票的全体白人选民人数相等。一九四七年，黑人民主党人威廉·道森（他的前任奥斯卡·德·普里斯特是第一个进入国会的北方黑人，从一九二八年起连任三届议员）从芝加哥南市区选入众议院，两年后纽约市哈莱姆区的亚当·克菜顿·鲍威尔和底特律的小查尔斯·迪格斯也跟着当选。一九六四年，国会中已有四名黑人议员，到一九七二年增加到十五名，一九六六年，马萨诸塞州的黑人共和党人爱德华·布鲁克被选进参议院。黑人在选举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明显地集中在北部城市），以至于一九六○年黑人选民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在总统选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些颇有见地的观察家把约翰·肯尼迪以十二万张微弱多数票当选总统归功于于黑人选民。一九六四年通过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废除了南方曾广泛用来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人头税。一九六七年，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黑人瑟古德·马歇尔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一九七○年时，全国已有四十八名黑人市长，其中三名是主要大城市的市长。一九六○年以后，一系列保障民权和选举权的联邦法律开始保证，地方的种族歧视性规定不能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即使南方也不例外。虽然开国元勋们曾明确赋予每个州自己确定选举资格的权利，可是一八七○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否定黑人拥有选举权。不过，只是到二十世纪中期，黑人的选举权才成为联邦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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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生活中最强有力、最有深远意义的潮流把黑人连同其他美国人一道吸引到各地社会中去。黑人的住所不断处于被隔离状态，加上那种把黑人排斥在公共设施之外的遗俗，本来就很不正常，现在更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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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潮流固然可以改变，然而许多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所流经的通渠却是不易填没的。黑人在他们进入美国生活的途中被推入一条曲折的、惨遭隔离的通道。城市生活使黑人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同其他美国人却是分开的，这激起了他们的忿懑，并且加深了他们那难以消除的种族感。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其美国同胞中引起恐惧与敌意。其他美国人不了解黑人，不愿与黑人为邻。白人对黑人横施私刑或非法处死，这种紧张的种族紧张关系到大约一八九○年以后，由于集团性的冲突而更形尖锐。黑人涌入美国生活的时代也是“种族暴乱”一词进入美国语汇的时代。由于赤裸裸的、有组织的白人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进一步加深了。一九一五年在佐治亚州重新建立的三K 党扩展到北部和中西部，二十年代时声称已经拥有四百万成员。到了六十年代，在美国生活中长期肆虐的“白人至上”这种口号遇到了“黑人力量”口号的对抗，一种新的黑人种族主义滋长了，并且颇具影响力，新组织起来的、自负且自信的黑人会社脱离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教导，采取各种手段——暴力的、非暴力的，以及自称“非暴力的”——以图确保他们在美国社会上的正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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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人这些做法本身却推迟了他们同其他美国人打成一片的日期，因而损害了他们的正当目标。黑人企图用种族配额、反向歧视行动以及其它手段来“补 偿”历史造成的不公正，这类行径在非黑人社会里引起新的疑虑和反感，因而使黑人难以改变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更加持久，并造成无论通过善意还是暴力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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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区林立的时代里，美国生活中强劲而有深远意义的潮流确实证明了一种希望，那就是：热爱平等的美国人能运用新世界无可估量的资源来实现奇迹。一个创造了无数崭新的消费共同体和统计社会的国家，一个（我们将可看到）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国家，是否可以再一次施展美国人的才能，把种族之间的隔阂消除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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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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