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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消除差异的新方式，没有一种比“瞬息时刻”的意义的改变更为突出了。诗人爱谈“飞逝的瞬间”，因为瞬息之不可复得是再明显不过了，或者象约翰·多恩所描绘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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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去捕捉那陨落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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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寻找曼陀罗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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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哪里去找消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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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一刀劈开魔鬼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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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我如何去听那美人鱼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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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之逝而不返乃是生与死的真实含意。换言之，就是人难免一死。只有上帝才无所不在。上帝在同一个时刻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既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也不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只有上帝能看到一切，就象所有的事件仍在发生或同时发生。只有上帝才能看到变动的形式，听到死者的声音。现在，所有这一切人也办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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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是根据其所不能做到的事来认识自身的。歌德说过：“艺术寓于限制之中”。当美国人突破古老界限的时候，对于生活的意义他们会有什么新发现？历史曾是人类为了适应其所不能而作的努力。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却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它考验人对于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新事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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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一 时间变得可以相互替换：把每个单位的劳动量打捆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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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查的历书》中有一句话：“失去的时间不可复得。”人们在劳动中所依据的准则是：劳动中的每时每刻都是独特的，一去便不复返。工作有早班、夜班之分，个人的劳动也有所差别。人们扛着自己的锹去煤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铲煤，人与人的铲法大相径庭。这种现象不仅天经地义，而且不可避免。人的唯一尺度是人自身。生命就是一连串生活片段，既无法重新体验又不会重现。时间就是独特的瞬间组成的长列——瞬间既存在，转眼又永逝。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去便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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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即使这一古老的哲理也会不成为真理。因为时间已能“互换”，成为由可以互换的精密单位组成的系列。时间不再象源源不绝的长河而成了精密单元组成的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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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钟表在美国仍是稀罕之物。没有清楚、准确的时间单位，单位劳动自然不能以所需要的确切时间来计量。只要以日出和日没来划分劳动时间，劳动单位就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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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并未把守时作为修身养性的内容，这不足为怪。在他那个时代，只有极少数富人才有条件戴表。其他的人除非就在钟旁边，否则根本无法知道确切时间。外出旅行的人也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确切日程动身。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全部根据客人是否在他等候时间内抵达来判断客人迟到与否。当时欧洲城镇广场上音响洪亮而外形美观的大钟是作为一项公用设施建造的（戴手表的美国人如今感到这些钟古朴典雅，十分可爱），这些大钟同时也表明普通市民无力购买自用的钟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表仍是一个家庭的传家之宝，人们给表配上沉重的金链戴在身上。亚伯拉罕·林肯夫人参加丈夫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手腕上佩戴的表被当作一件稀世之宝。快到一九○○年的时候，“手表”这个词才出现在英语中。直到布尔战争（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之后手表才得到广泛应用。在那场战争中，军人都佩戴手表，以便各军事单位同步行动。在此之后，人们才普遍按钟表计算时刻。直到美国大多数人都买得起钟表，并且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批量制造钟表以后，佩戴手表井按分钟来安排生活才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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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二十世纪美国人的信条，它意味着按时间单位安排工作。在劳力经常匾乏而又十分昂贵的国家里，效率之高低不在于“质量”好坏或者劳动者“胜任”与否，而在于令人满意地完成一项工作的速度。计算任何事物都要考虑时间。有效率的美国就是高速度的美国。时间已被精确地划分为一系列均等单位，完全可以循环反复。人们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厂里灯火通明，机器昼夜运转。四季也开始显得不那么分明，因为有了冰箱、暖气和空调设备。各单位工作时间愈来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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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采取特别措施鼓励订立标准劳动时间单位并记录在案。大批量生产就是标准化生产。同一规格的零部件是按同一模式生产的，但这仅是一个开端。美国生产体制要求改进各种单位的计量，推广标准单位。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作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在福特之后，大批量生产也就意味着装配线作业，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为每一道工序确定精确的时间，毫不含糊。现在是工人原地未动，工件就到了手边。持续生产的关键就在于每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以免中断生产过程和浪费片刻光阴。装配线的工作速度也就是生产速度，它取决于动作最慢的工人完成任务的速度。这一切都意味着计时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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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美国效率信条的弗雷德里克·泰勒，是第一个用教义般清晰的语言宣讲这些道理的人。他的一生和他的为人均体现了现代美国的困难决择。一方面，他宣扬一种对待事物的近乎非人性的执拗信念，主张人应全神贯注于效率——只考虑如何生产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物品。泰勒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一九一一年）一书中写道：“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必须成为第一位。”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宣扬从感情上关心，有时要热情地关心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及人与人间的和睦共处。他感到苦恼的是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安于现状，不求挖掘自己潜能的习惯”阻碍了人的发展。对于泰勒来说，一个不讲究效率的人就象“一只能唱歌可又不愿放声歌唱的鸟儿”。因此，泰勒可以不知疲倦地进行试验，耐心寻求更经济的自行车滚珠轴承制造法，而对于依恋使用过多年的铁锹的人，他却显得急燥，很不耐烦。在发挥一个人的个性同发挥其生产能力之间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吗？在人的生产能量得到空前释放的美国，这个问题将得到验证。泰勒的父母都生于教友会教徒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热诚的废奴主义者，曾于一八四二年作为代表同卢克丽霞·莫特去伦敦参加国际反奴隶制大会。遵循着教友会的传统，泰勒直到生命终结之时，仍旧衣着简朴。英国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把他比作耶稣，“他每天要到成千上百的人中间去，这些人每日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既鄙视自己，又鄙视自己的工作，对己对人都悲观绝望。他要求人们把命运交给他，让他来给他们想想办法。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职业。”当年轻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反对泰勒的制度时，泰勒毫无顾忌地把典型的生铁搬运工说成“不过是或多或少象公牛一样的人，四肢发达，头脑呆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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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感情之间的存在着矛盾，对此，泰勒似乎并不感到苦恼，因为他象相信福音书一样地相信效率可以解忧排难，调和矛盾，他的万应良药便是扩大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泰勒认为：“区别国家是否文明以及民族是否繁荣昌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在富强的文明国家，普通人的生产率要比贫穷的不文明国家高五倍至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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