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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采取特别措施鼓励订立标准劳动时间单位并记录在案。大批量生产就是标准化生产。同一规格的零部件是按同一模式生产的，但这仅是一个开端。美国生产体制要求改进各种单位的计量，推广标准单位。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作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在福特之后，大批量生产也就意味着装配线作业，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为每一道工序确定精确的时间，毫不含糊。现在是工人原地未动，工件就到了手边。持续生产的关键就在于每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以免中断生产过程和浪费片刻光阴。装配线的工作速度也就是生产速度，它取决于动作最慢的工人完成任务的速度。这一切都意味着计时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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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美国效率信条的弗雷德里克·泰勒，是第一个用教义般清晰的语言宣讲这些道理的人。他的一生和他的为人均体现了现代美国的困难决择。一方面，他宣扬一种对待事物的近乎非人性的执拗信念，主张人应全神贯注于效率——只考虑如何生产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物品。泰勒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一九一一年）一书中写道：“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必须成为第一位。”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宣扬从感情上关心，有时要热情地关心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及人与人间的和睦共处。他感到苦恼的是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安于现状，不求挖掘自己潜能的习惯”阻碍了人的发展。对于泰勒来说，一个不讲究效率的人就象“一只能唱歌可又不愿放声歌唱的鸟儿”。因此，泰勒可以不知疲倦地进行试验，耐心寻求更经济的自行车滚珠轴承制造法，而对于依恋使用过多年的铁锹的人，他却显得急燥，很不耐烦。在发挥一个人的个性同发挥其生产能力之间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吗？在人的生产能量得到空前释放的美国，这个问题将得到验证。泰勒的父母都生于教友会教徒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热诚的废奴主义者，曾于一八四二年作为代表同卢克丽霞·莫特去伦敦参加国际反奴隶制大会。遵循着教友会的传统，泰勒直到生命终结之时，仍旧衣着简朴。英国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把他比作耶稣，“他每天要到成千上百的人中间去，这些人每日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既鄙视自己，又鄙视自己的工作，对己对人都悲观绝望。他要求人们把命运交给他，让他来给他们想想办法。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职业。”当年轻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反对泰勒的制度时，泰勒毫无顾忌地把典型的生铁搬运工说成“不过是或多或少象公牛一样的人，四肢发达，头脑呆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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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感情之间的存在着矛盾，对此，泰勒似乎并不感到苦恼，因为他象相信福音书一样地相信效率可以解忧排难，调和矛盾，他的万应良药便是扩大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泰勒认为：“区别国家是否文明以及民族是否繁荣昌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在富强的文明国家，普通人的生产率要比贫穷的不文明国家高五倍至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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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条是：科学管理涉及工人思想的彻底革命……也涉及经理人员思想的彻底革命……过去，人们考虑较多并且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对他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盈余进行所谓适当分配。……科学管理引起的这场伟大革命使双方认识到盈余的分配并非头等重要问题，并且都转而注重增加盈余，直到获得巨额盈余以致不必要为了如何分配而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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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泰勒反对工会。他的上帝，和谐而富有效率的上帝，生产率这个上帝，不是已经使工会成为多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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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早就处处考虑效率问题。他测量自己的脚步问距，计算步子，用最省力的办法步行上班。他发明了匙柄形网球拍自用，并在一八八一年同与他搭配的伙伴一起夺得全国双打冠军，从而证实这种球拍的效用。后来当他的兴趣转向高尔大球以后，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轻击棒，并试验改良正规通路与终打地区之间的草皮。在流行高筒带扣皮鞋的年代里，他经常穿的却是一种松紧带边的无带扣便鞋，以节省系扣的时间。他热爱体育运动，不喝茶和咖啡，也不抽烟，因为这些嗜好会影响他的运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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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父母把泰勒送入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让他为将来进哈佛法学院做好准备。泰勒以最优秀成绩毕业于埃克塞特学校，但身体却垮了，只得放弃进入法律界的宿愿。他的医生建议他干些体力劳动，他就当了机械工学徒，最初在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做一名普通工人。与此同时，泰勒还在夜校攻读机械工程，并在一八八三年通过考试，获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颁发的学位。他发现自己很适宜于作工程师，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工厂的总工程师，并且已经有了发明创造，自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搞发明，一生获得的专利有一百项之多，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汽锤的设计。泰勒即使在别的方面毫无成就，也会由于发现一种制造锋钢的合金和热处理方法而留名于世。使用这种钢制造的机床刀具在赤热状态下也不会软化，使用寿命延长，切削金属的速度提高一倍，从而使得全世界机械厂的生产能力翻了一番。然而，泰勒最重要的（虽然不在获得专利范畴之内的）发明却是适用于所有工厂的一种新组织制度。泰勒在一九一一年称之为“科学管理的原则”，以确立新的劳动观念为宗旨。他的基本构思是把埃利·惠特尼以及他之前之后的其他发明家对待美国生产体制中物资单位的做法用于劳动单位。他把工厂的每项作业部分解成最简单的工作，然后测定完成每项工作的时间，从而找出完成工作的最经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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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泰勒的主要尺度，秒表就是他的基本工具。一八九八年，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工作时，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以发现送到车间的各项工作的合理完成时间”。泰勒关于合理时间研究的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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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挑选一些能够特别熟练地完成侍分析工作的工人（最好尽量从不同的单位和地区挑选），例如，可以挑选十至十五名不同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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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每个人在完成所调查的工作时的确切基本操作或动作系列，以及每个人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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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用秒表测量每项基本动作所需时间，然后选定完成每项工作的最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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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消除一切错误动作、缓慢动作和无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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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动作之后，把最快最好的动作组成一个系列，并采用最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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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这种采用最快最好动作的新方法取代十个或十五个原光使用的差劣的系列。泰勒和他的助手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化了五个月时间收集关于最佳铲料方法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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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经过仔细研究提出“铲料的科学”。反对者竭力对此冷嘲热讽，这项成果后来就成为表明科学管理大有希望的典型事例。一九一二年，在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上，泰勒提出，他既然已搞出一门铲料科学，就可以使天下万物都成为一门科学。他叙述了在伯利恒钢铁厂的经验。他刚到该厂时，发现每个工人都扛着自己的锹去料场，又用同一把锹来铲所有其它物料。“我们发现一个一流的装载工在装卸无烟煤未时，每铲装料三磅半，而在装卸产自梅萨巴山脉的铁矿石时，每铲装料三十八磅，那么，每铲的适当的装载量究竟应该是三磅半呢？还是三十八磅呢？不可能两种装载量都是合适的。在科学管理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以任何人的意见为转移，它需要精确而仔细的科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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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在收集了有关伯利恒钢厂每人每天每分钟材料装卸吨数的资料以后，自行设计了各种铁锹发给工人使用。然后，他认真观察改变锹把长度后产生的结果。他发现，把锹把截短让装载工每铲装铁矿石三十四磅（而不是三十八磅），那么装载的日装卸量即可从二十五吨增加到三十五吨。泰勒一次又一次地把锹把截短，直到每铲装载量为二十一磅半，这时，人们的日劳动量达到最大限度。通过这样的研究，泰勒发现，采用十五种不同的铁锹装卸不同的物料，整个钢厂即可获得最佳效益。这些铁锹中有装卸铁矿石的小平锹，装卸无烟煤未的大型深铲以及装卸焦碳的铁叉。他还规定了正确使用每种铁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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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铁锹插入这类材料堆的正确方法只有一种，其它许多方法都是错误的。铲运耐火材料的方法是：前臂压在右腿紧靠大腿根下的地方，就象这样（示范），右手握住锹把未端，把铁锹插入料堆时，胳膊不要用力，那样得不偿失，而是把全身重量压在铁锹上，就象这样（示范），用这种方法不需费力就可把铁锹插入料堆，胳膊一点也不累。十分之九的工人靠臂力把铁锹插进料堆，所用力气要比实际需要的多一倍。泰勒派他的助手在全厂向工人示范铲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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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泰勒的新科学，三年半以后，一百四十人就可以完成原先六百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物料的装卸费可以削减一半，保住工作的装载工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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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和他的追随者不久又尝试把他在铲料作业中采取的做法向全国成百个工厂的所有其它作业推广。在“科学管理”的名义下，时间分析员把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完成各部分所需的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法。工厂的工作被分解为有着精确时间限制的小决活计，“经理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天确定每个工人的工作计划，而已多半要向每人下达全面的书面指令，详细列明应完成的活计，以及工作方法”。泰勒的追随者更进一步，他们分解工厂的整个生产，描述基本的人体动作，甚至测定每一瞬间。在怕利恒钢铁公司，H.L 甘特发明了帮助工人完全按照指令完成工作的新工具，并定出了新方法，指导工人按照唯一正确的途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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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泰勒一起投入这项工作的人们当中，弗兰克·吉尔布雷思要算精力最为旺盛的一位。他子女众多，却通过精心安排把家务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一本名为《一打更划算》（一九四八年）的畅销书以及受欢迎的同名影片都把他当作主人公。吉尔布雷思曾经当过砌砖工人，他同妻子一道，花了三年时间专门研究砌砖的时间和动作。然后，他告诉泰勒他所发现的惊人浪费：“我的上帝……那简直不人道。想想吧？我的体重超过二百五十磅，每次弯要取砖时，我都得把二百五十磅重的身躯弯下两英尺去取一小块四磅重的砖，然后再抬起二百五十磅的身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拿起一块四磅重的砖。想想这种浪费力气的事，真可怕。”吉尔布雷思和妻子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试验如何省掉这个动作。最后，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砌砖法，砌一块砖只需五个动作，而过去是十八个动作。通过这项研究，吉尔布雷思夫妇提出了“动作经济”这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原则有：除了休息时间外，两只手不能同时空闲，两臂应朝两个方向做动作，但应对称。他们把每个基本动作称之为“塞尔布利格”（therblig，吉尔布雷思英文姓名的倒拼）。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去世以后，莉莲、吉尔布雷思写了几本书，介绍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操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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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在工业化国家成了“搞好家务”的同义词。这个名词和这种思想的普及得益于一个似乎不可能成为其推广者的人：“人民的律师”、劳工卫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一九一○年末，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就东部铁路公司要求增加运费的申诉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布兰代斯以维护托运人的姿态出现，反对增加运费。他读过一九○三年出版的泰勒的《工厂管理》一书，并曾会见泰勒本人。他感到泰勒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品德高尚”。布兰代斯用具体事实证明各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因此，只需实行更有效、更“科学”的管理，铁路公司的收益就会高于按它们要求增加运费所带来的收益。这样，布兰代斯反对增加运费的意见获得胜利。市兰代斯大量引证己采用泰勒制的经理和公司老板的名字，以此来支持他的主张。报纸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报道为布兰代斯反复赞扬的“科学管理”制度做了宣传。直到那时，泰勒本人尚未决定他的制度的最佳名称。他曾考虑把这一制度命名为“职能管理”或者“活计管理”。是布兰代斯的雄辩口才和他的胜诉促使泰勒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原则》一书中采用“科学管理”一词——不仅把它作为名称而且把它作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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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关于时间研究和基本活计的观念不久就为厂主和工会所采用。到了本世纪中叶，通用汽车公司在同工人签订的合同中，把每个小时都按六分钟为一期划分成十个单位。然后，又把工作按每期加以分解，工人的工资则按照他一个小时干了十分之几来确定。美国钢铁公司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签订的合同中把“公平的日工作量”规定为：“一个合格雇员在正常速度下所能完成的工作量……而所谓正常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在平整的地面上每小时步行三英里。”在第二年的工资合理化计划中，该公司把一千一百五十种工作划分为一百五十二个类别。美国铝公司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和五十万美元研究如何使五万六千种工作合理化，并加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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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人民富于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而不拘泥于常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生活水平较高的原因。但是，现在泰勒却提醒美国工人注意防止老式的“首创精神”。工人应按所指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完成工作，正如外科医师须遵照规定的最好的方法施行阑尾切除术。泰勒坚持认为，大部分被当成富有“首创精神”的举动不过是浪费而已，纯系无知的人单凭经验搞的无效尝试，是新瓶装旧酒。一个工人若能在一个小时内十分之十地因一丝不苟按规定完成任务而领到工资，他就没有必要也很少有机会来表现其首创精神。如果按照科学管理的新微积分学来分解工作，那么工人所作努力的意义和价值就比以往更加难以为工人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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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十分厌恶凭经验办事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至少会使干活儿的人感到他正在干他所应该干的事。在工厂取消这种做法，工人对工作倾注的感情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个人满足感就会部分丧失。难道现在还有工人不感到他是为别人于工作，或者是听任机器的摆布吗？按经验办事时个人还是自己的主宰。科学管理却把工人变成一个劳动单位，只是根据工人保持工艺流程持续不断的能力来判断工人的效率。工人本身就成为可互换的部件了。科学管理不仅影响生产方式，而且影响产品种类，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成了设计和选择产品种类的标准。“科学的”制度现在代替天真的消费者，自己提出了要求，难道这就是美国生产体制展现的无穷尽生产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难道美国那出色的保存人力资源的新技术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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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了尽量发挥人的才干所作出的新努力自有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和微妙的矛盾，这是不可能长期隐藏而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埃尔顿·梅奥在芝加哥西部电力公司的霍索恩工厂进行的著名实验就揭示了这一点。实验者连续十三周考察从事电话装配工作的六个女工，对每种可能的变数都做了记录和计算：工作场所的温度和光线；前一夜或者前两夜女工的睡眠有多少小时等等，为了做研究，梅奥每次改变一种变数并记录其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变数是决定性因素。不论实验者如何改变劳动条件。六名女工的生产力一直持续上升。梅奥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答案在于实验本身——关心这六名工人，让她们作为一个劳动集体发挥其聪明才智。从梅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管理对动作所作的任何改进都无法超越人们对工作的感情和他们同工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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