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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和他的追随者不久又尝试把他在铲料作业中采取的做法向全国成百个工厂的所有其它作业推广。在“科学管理”的名义下，时间分析员把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完成各部分所需的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法。工厂的工作被分解为有着精确时间限制的小决活计，“经理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天确定每个工人的工作计划，而已多半要向每人下达全面的书面指令，详细列明应完成的活计，以及工作方法”。泰勒的追随者更进一步，他们分解工厂的整个生产，描述基本的人体动作，甚至测定每一瞬间。在怕利恒钢铁公司，H.L 甘特发明了帮助工人完全按照指令完成工作的新工具，并定出了新方法，指导工人按照唯一正确的途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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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泰勒一起投入这项工作的人们当中，弗兰克·吉尔布雷思要算精力最为旺盛的一位。他子女众多，却通过精心安排把家务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一本名为《一打更划算》（一九四八年）的畅销书以及受欢迎的同名影片都把他当作主人公。吉尔布雷思曾经当过砌砖工人，他同妻子一道，花了三年时间专门研究砌砖的时间和动作。然后，他告诉泰勒他所发现的惊人浪费：“我的上帝……那简直不人道。想想吧？我的体重超过二百五十磅，每次弯要取砖时，我都得把二百五十磅重的身躯弯下两英尺去取一小块四磅重的砖，然后再抬起二百五十磅的身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拿起一块四磅重的砖。想想这种浪费力气的事，真可怕。”吉尔布雷思和妻子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试验如何省掉这个动作。最后，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砌砖法，砌一块砖只需五个动作，而过去是十八个动作。通过这项研究，吉尔布雷思夫妇提出了“动作经济”这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原则有：除了休息时间外，两只手不能同时空闲，两臂应朝两个方向做动作，但应对称。他们把每个基本动作称之为“塞尔布利格”（therblig，吉尔布雷思英文姓名的倒拼）。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去世以后，莉莲、吉尔布雷思写了几本书，介绍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操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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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在工业化国家成了“搞好家务”的同义词。这个名词和这种思想的普及得益于一个似乎不可能成为其推广者的人：“人民的律师”、劳工卫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一九一○年末，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就东部铁路公司要求增加运费的申诉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布兰代斯以维护托运人的姿态出现，反对增加运费。他读过一九○三年出版的泰勒的《工厂管理》一书，并曾会见泰勒本人。他感到泰勒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品德高尚”。布兰代斯用具体事实证明各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因此，只需实行更有效、更“科学”的管理，铁路公司的收益就会高于按它们要求增加运费所带来的收益。这样，布兰代斯反对增加运费的意见获得胜利。市兰代斯大量引证己采用泰勒制的经理和公司老板的名字，以此来支持他的主张。报纸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报道为布兰代斯反复赞扬的“科学管理”制度做了宣传。直到那时，泰勒本人尚未决定他的制度的最佳名称。他曾考虑把这一制度命名为“职能管理”或者“活计管理”。是布兰代斯的雄辩口才和他的胜诉促使泰勒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原则》一书中采用“科学管理”一词——不仅把它作为名称而且把它作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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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关于时间研究和基本活计的观念不久就为厂主和工会所采用。到了本世纪中叶，通用汽车公司在同工人签订的合同中，把每个小时都按六分钟为一期划分成十个单位。然后，又把工作按每期加以分解，工人的工资则按照他一个小时干了十分之几来确定。美国钢铁公司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签订的合同中把“公平的日工作量”规定为：“一个合格雇员在正常速度下所能完成的工作量……而所谓正常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在平整的地面上每小时步行三英里。”在第二年的工资合理化计划中，该公司把一千一百五十种工作划分为一百五十二个类别。美国铝公司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和五十万美元研究如何使五万六千种工作合理化，并加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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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人民富于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而不拘泥于常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生活水平较高的原因。但是，现在泰勒却提醒美国工人注意防止老式的“首创精神”。工人应按所指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完成工作，正如外科医师须遵照规定的最好的方法施行阑尾切除术。泰勒坚持认为，大部分被当成富有“首创精神”的举动不过是浪费而已，纯系无知的人单凭经验搞的无效尝试，是新瓶装旧酒。一个工人若能在一个小时内十分之十地因一丝不苟按规定完成任务而领到工资，他就没有必要也很少有机会来表现其首创精神。如果按照科学管理的新微积分学来分解工作，那么工人所作努力的意义和价值就比以往更加难以为工人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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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十分厌恶凭经验办事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至少会使干活儿的人感到他正在干他所应该干的事。在工厂取消这种做法，工人对工作倾注的感情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个人满足感就会部分丧失。难道现在还有工人不感到他是为别人于工作，或者是听任机器的摆布吗？按经验办事时个人还是自己的主宰。科学管理却把工人变成一个劳动单位，只是根据工人保持工艺流程持续不断的能力来判断工人的效率。工人本身就成为可互换的部件了。科学管理不仅影响生产方式，而且影响产品种类，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成了设计和选择产品种类的标准。“科学的”制度现在代替天真的消费者，自己提出了要求，难道这就是美国生产体制展现的无穷尽生产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难道美国那出色的保存人力资源的新技术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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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了尽量发挥人的才干所作出的新努力自有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和微妙的矛盾，这是不可能长期隐藏而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埃尔顿·梅奥在芝加哥西部电力公司的霍索恩工厂进行的著名实验就揭示了这一点。实验者连续十三周考察从事电话装配工作的六个女工，对每种可能的变数都做了记录和计算：工作场所的温度和光线；前一夜或者前两夜女工的睡眠有多少小时等等，为了做研究，梅奥每次改变一种变数并记录其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变数是决定性因素。不论实验者如何改变劳动条件。六名女工的生产力一直持续上升。梅奥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答案在于实验本身——关心这六名工人，让她们作为一个劳动集体发挥其聪明才智。从梅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管理对动作所作的任何改进都无法超越人们对工作的感情和他们同工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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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人们追求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又一种新学说诞生了。其基础就是梅奥的这项发现，如果工人们发现雇主把他们作为人来关心，他们就会生产更多产品的话，那么就必须找出最有效的方法让工人感到雇主对他们的关心。这样，人就朝着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从凭权势控制过渡到凭操纵控制”的转变又迈出了一步。在实行科学管理之后，出现了作为催化剂甚至解毒剂的“人际关系科学”，以及“人员管理”这样一门新奇的职业。但是，这种科学尽管表面上旨在更加充分考虑人的人性，仍然注定（借用埃尔顿·梅奥的话）会成为“人类实行控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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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二 让往事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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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德卡唱片公司做的广告宣传说：“听吧！听吧！他们就在这里，全是诸位喜爱的广播、电影和舞台上的明星。诸位足不出户，随时可以听到他们表演和演奏的最精彩节目。”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已经完善了任意重现图象和音响的许多新技术。事物只能存在一次，这曾是注事的表征。在过去，生活据认为是无法再现的。一个人的音容笑貌与他的短暂生命同在。人死了。音容笑貌也就烟消云散，过去的形象要靠画家和雕塑家的艺术作品方能保留，以往的动作也只有通过演员的模仿方才得以再见。文学作品对于故人的描述算是最为生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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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批大大小小的发明和创造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手段，使人能够完全抓住过去的往事。人仍旧难免一死，但是生活的内容已经改变。人人都可在有生之年享受的图象和音响丰富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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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定作用的创新是摄影。人们经常谈起摄影起源、完善和简化的历程，却无人指出摄影推动了生活的变革。在旧世界的文化中，要想往事重现，主要是通过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之类的贵族艺术，或者吟唱、民间传说、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之类有限的民众艺术。只有通过语言本身、国家典礼和宗教仪式，凭靠反复出现的文字或手势，才能把人民和过去的时代联系起来。摄影的出现使平民百姓都能体验往事再现，这实属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摄影无需假借语言和文学，因此，任何人，甚至不一定识字，都能随意摄取经历中的重要时刻，留作日后纪念用。促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性发现也是来自旧世界，美国人只不过发挥其聪明才智，找出各种办法把它运用于实际，并组织、推广和扩大其用法，使之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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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国人L.J.M.达盖尔一八三九年公布他的银版照相法后的整整半个世纪内，甚至在英国人W.H.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以一张负片洗印多张正片的方法以后，摄影仍然是一种神秘的技术。法国艺术家保罗·德拉罗奇在看到达盖尔的照片后惊呼：“从今日始，绘画已宣告死亡！”摄影已经开始取代并改变艺术家的某些传统作用，但是，在美国，摄影则将走出艺术家的殿堂而在民众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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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北战争时期，许多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摄影的法力。早在南北战争以前，马修·布雷迪在纽约和华盛顿开设的照相馆已经生意兴隆。南北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布雷迪、亚历山大·加德纳等人拍摄的照片曾送美术馆展出，并在书籍和报纸上发表。那些照片既生动又真实地展现了那次战争的景象，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任何战争都不曾有过这样深刻的感受。虽然当时动作摄影尚不可能，但是照片已令人震惊地以崭新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中建筑物的坍塌和人员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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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摄影在当时仍是一件既复杂又累人的事。布雷迪在穿越战场时需要一辆专用大篷车装运器材。直到一八八○年前后，摄影师的装备除了照相机、若干镜头和一副三角架外，还包括装有负片涂层、感光、显影和定影溶液的各种瓶子，以及玻璃板、圆盘、量具、漏斗和一只盛清水的桶，有时还得带上水，和一顶便携式黑帐篷（以便就地完成基本化学程序）。一天所需器材通常重达一百磅以上，没有摄影器材专用大篷车的摄影师就得把器材装在特制的手推车或者摄影用四轮车上推着到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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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当时采用的是“湿版”。只要硝棉湿版法仍是印制相片的最快最好方法，摄影师就必须就地制作照相底版，曝光后立即显影。这套设备的关键是含碘化钾的珂……酊溶液（溶于乙醚的火棉）。拍照之前把这种溶液倒在玻璃版上，然后来回晃动玻璃版，直到溶液形成一层均匀的粘膜，再把粘湿的玻璃版浸在硝酸银溶液里，使其具有感光性。必须在底版仍旧潮湿时拍照，因为珂……酊的感光性能随着溶液的干化而逐渐消失。为此，照片须在玻璃底版变干之前显影。当然，这就意味着摄影师必须随身携带整套暗室设备，这也意味着除非你是个摄影师兼化学家能够熟练地制作照相底版并加以显影，否则就当不了摄影师。由于印像纸感光度不高，照片很少能放大，所以真心搞摄影的人不得不使用大底版（12×16 英吋大小是常用的）。大底版很沉重，不易携带而且需要一架庞大的照相机。尽管装置很巧妙，但是摄影师离了黑帐篷就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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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出现更加简便的照相方法，否则摄影无法普及。一八八○年前后，英国化学家发现一种用光敏化学药品在玻璃版上涂膜的方法，这种化学药品在干燥后也不会失去感光性能。不久，商用玻璃底版就上市了。摄影师无需就地进行任何化学操作即可用这类“干版”拍照。但是这种方法使用的玻璃底版还是很沉重，而且易碎，难于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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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化学在旧世界取得的进展为摄影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但是，摄影的大众化仍然有待于极其实际并且显然比较浅易的改进。在摄影大众化的进程中尚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发明一种后来被称之为“赛璐珞”的新的人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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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斯利·海厄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美国英雄。他是纽约乡下一个铁匠的儿子，一八五三年十六岁时西行到伊利诺伊谋生，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到二十四岁时，他搞出一种新方法，用以制造磨菜刀用的砂轮，从此开始了发明创造生涯。后来，海厄特听说纽约一个厂家愿奖赏一万美元征求一种新物质，能够完全取代制作台球用的象牙，于是他就把夜晚和星期天都用来钻研这个问题。最后，他把纸屑、虫胶、和珂……酊混合在一起，终于获得成功并赢得了那笔奖金。海厄特注意到珂……酊干化后会留下一层可揭掉的“人造皮”，于是又开始研制别的新物质。他不是化学家，因而不知道在压力下加热火棉（硝化纤维）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同时，他也不会由于英国塑料化学家的早期失败而气馁，因为他甚至对这些化学家都一无所知。当时，牙科医生苦于“橡胶业垄断”带来的橡胶制品价格高昂，很想找到一种较便宜的代用品制造假牙模型，这种情况也推动海厄特去试制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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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三年，海厄特发明了一种新材料，并以“赛璐珞”的名称注册。他发明的并不是一种新化合物，而是铸造塑料制品并保持其硬度的新方法。以后若干年，海厄特只用赛璐珞制作坚固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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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厄特一生搞了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是个多面手。一八八二年，他同兄弟一起试验成功一套新的滤水装置。原来的滤水装置是把水引入储水罐，再加入凝结剂清除杂质，杂质要十二小时后才沉淀到罐底。海厄特的巧妙设计是在把水引入过滤器的过程中添加凝结剂，这样就不需要大型储水罐和长时间的沉淀期。他发明的新的甘蔗榨汁机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榨出的蔗渣十分干燥，可用作燃料，他搞的改良缝纫机一次可走五十个双线连锁针脚。他还发明了供学校用的石板的新制作法以及把制作保龄球和高尔夫球棒棒头的木材加以硬化的办法。此外，他还设计了一种滚珠轴承，通用汽车公司后来以这种轴承为基础，对汽车作了多项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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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厄特的赛璐珞在得到另一位北纽约州人的采用之后，才大显身手，促使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此人便是乔治·伊斯曼。他是一位热衷于发明创造，同时又具组织和销售才干的人。他的父亲是书法教师，在罗彻斯特创办了第一所商学院。伊斯曼最初在一家银行供职，对摄影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八七七年，他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却花了九十四美元购置一套摄影设备。伊斯曼预见到新的“干版”将为照相器材开辟一个崭新的市场，因此不到两年就发明了给玻璃版涂层的新机器并取得了专利。他还预见到于版照相术的完善，其作用不仅是方便职业摄影师而已，因为这种技术首次使拍照可以向制作及冲洗底版分开进行。但是，他也看到，要扩大摄影业的市场还须找到代用品替代沉重易碎又难于装运的玻璃底版。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摄影同“胶片”一词并无特别联系（因为相片通常都用乳剂涂层玻璃作底版）。伊斯曼需要一种既柔韧轻巧又不易破碎、同时可以用感光乳剂涂层的物质。一八八四年，伊斯曼获得纸带涂层法的专利，这种纸带可在照相机内使用。以此作为起点，他掀起了一场摄影大众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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