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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来没有观众是从单一的个人角度观看电视的。电视节目总是处于众目腰腰之下，制作人尽量避免节目显得单调乏味，因此就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有限见解。录像机传送的每一图象都比现实生活里的大，也比现实生活里的清楚，并且无人挡住视线。电视屏幕上尽是特写镜头，因而中距离消失了。比起戴着太阳镜坐在看台的人，起居室里的观众甚至看得更加清楚。位于左外野的运动员、本垒上的击球手或者远远角落里喧嚷的观众，全都历历在目、毫不遗漏。象亨弗莱·鲍嘉那样放荡不羁的怪人或者象尼克松总统那样昙花一现的名人整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观台电视节目就象置身剧院，任何演员，甚至一个观众都可以占据中心舞台。由于电视展现了新的前景，美国人自然不愿重返看台，坐在后排或边角的座位上。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电视舞台，莎士比亚打的比喻已成了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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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出售代人体验事物的物品的超级市场里，旧时货架上的小格子不见了。上教堂，去听讲，看戏，看电影，观球赛，参加政治集会，或者在路上停下来听成药推销员兜售商品，都成了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身穿睡衣、手捧啤酒罐便可看到几乎所有的世界大事。从电视频道传出来的事物包罗万象，有文娱节目、课程教授、新闻报道、布道说教等等，随你去猜测选择。编排巧妙的节目寓乐于教，或者寓教于乐，广告宣传中隐含政治说教，戏剧的魁力则用作广告宣传，从前没有机器曾发出这样的毒气，这种毒气在电视世界弥漫，又散布到“真实”世界。美国人已开始习惯于在迷雾中生活，他们呆在家里，在模糊一片的云雾之中感到安然自得，而现实则有些恼人，因为现实的棱角过于尖利，现实中的人物、地点、时间、气候也过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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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播放技术的改进，观众对于事物的体验更加间接，观众也更多的处于看不见的制作人和技术员的控制之下。从前，出席政党提名大会的公众想看什么，把头转过去就是了。但是，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的人却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摄影师、导演和解说员左右了他的视线，镜头时而对准一位凶相毕露的警察，时而又转向一个衣冠楚楚的代表。这些大会便成为摄影机导游下的旅行，因此，解说员获得了可左右公民政治生活的新力量，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为最生动的例证。美国人的间接经验尽管显得更加真实和可靠，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无形的手和导游们的左右，这些人抢主角的戏，使自己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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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看电视就象要生活一样，除生活外，任何事物都难与之匹敌。如果电视机没有打开，美国人总感到错过了什么“真正发生”的事情，活着总比死了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看点儿什么总比什么也不看强。如果“今晚电视没什么可看的”，那人们就会感到空虚和无聊，毫不足怪，美国人已经修改了他们的生活体验标准。即使亲身经历的事不值一提，一旦搬上电视，也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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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电视便征服了美国人，美国感到困惑，它的茫然失措甚于它敢于承认的程度。印刷术用了五百年才在民众中普及学识。而一旦人民的知识不亚于比他“强”的人物，人民便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甚至到了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还为了印刷术尚未传入他的殖民地而对上帝感恩戴德（印刷术是煽动异端邪说和抗拒上级的祸首），他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印刷术传入弗吉尼亚。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贵族和学者已可通过托马斯·卡莱尔记述这样的历史事实：活字版印刷术曾使雇佣军瓦解，王冠落地，并且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现在，电视又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使大众都能体验曾经只有少数人能够体验的事物。同印刷术一样，电视也遭到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其他主张循传统途径获得生活体验的卫道士们的冷遇，这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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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四 海内孤本和保密文件失却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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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政府机密不断泄露给新闻界？”《纽约时报》广见博识的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这样的疑问。自从五角大楼文件（即有关越南战争的多卷背景材料）未经批准便公诸于众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美国。对此，赖斯顿既未从政治的角度，也未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提出了纯科学技术性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的泄密者是切斯特·卡尔森，他发明了静电复印技术，或称·施乐’装置，这种装置现在左右着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影响了我国各大机构的信息流通。”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可立刻复制任何文件。接着赖斯顿的说法，制作这种设备原是为了“扩展信息和真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政府官员已不敢轻易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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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经无法确定哪份文件没有复制件。照相平版术及其它类似技术问世后，珍贵的文学手稿孤本及其初版本就面临复制和翻印的危险。一九六五年，人们只需花十五美元即可买到头版莎士比亚著作集对开本的照相平版印刷件（原本售价三万美元）。复制书籍或书中的部分章节已成轻而易举之事，并且费用低廉，版权法日益变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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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和其它静电复印装置为事物的再现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只要有台简便的机器，任何人都能把孤本文件或机密文件复制出来。现在，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录音机、磁带、录像带及其它装置可以即时放送复制品，把日常生活变成充斥着大批量生产的“瞬息时刻”的世界，现在，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差不多就是无数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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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多份副本的问题同书写一样，历史悠久。印刷机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出现开始把学识传遍千家万户。但是，除非大量印刷，否则排版不合算。印得越多，每份印刷品的成本就越低。显然，印刷机的最高效益在于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印刷品，爱迪生在普及电灯的过程中遇到如何分割光源的问题。复制技术也面临同样问题，在普遍采用印刷机后的几个世纪里，抄写员的行当仍然不衰，这是因为缺乏复制单份手稿的办法。十八世纪发明的“复写器”是项创造性的装置，联结在钢笔上即可在另一张纸上夏现写作者的书写动作，这样，写作者一边写信，一边也就写出了信的副本。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装置很感兴趣，并做了某些改进。然而，复制单份副件通常还是用复印器把写好的信夹在吸墨纸中间滚压，原件上的墨迹就印在另一张纸上。杰斐逊时代尚不存在的复写纸为人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复写纸毋需机械装置，便宜，原件和副件可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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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便利人们少量复制清晰副件的机器是打字机。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发明家们就己在制作书写机器方面获得一些进展。一八四五年，即实用手动打字机问世前的二十年，塞缪尔·莫尔斯及其合伙人推出通过电磁作用书写长篇文字的机器，采用的键盘很象日后打字机的键盘。有位威斯康辛的开拓者莱瑟姆·肖尔斯在密尔沃基当印刷商和编辑。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研制一台印字机，那时，他正在研究自动编码机。一八六八年，肖尔斯获得若干项关键性的打字机专利，”打字机”（typewriter）一词也作为美国创用词进入语言。但是，现代形式的打字机直到二十世纪才问世。这种打字机的键盘上有大小写两种字母，打出的文字完全“可见”（即打字者边打字边可从滑架上看清所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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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是雷明顿·阿姆斯公司大批量生产的打字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家公司的打字机由其缝纫机部门生产，所生产的打字机都饰有花纹，安装在缝纫机的机座上，下面则装有踏板，以带动滑架来回移动。打字机的买主一开始都是作家、编辑和牧师，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机器主要是文人的工具。马克·吐温曾说他十分愿意使用这种新奇机器。《汤姆·索耶历险记》就以第一部根据打字稿排印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到一九三○年，工会印刷工人拒绝排印打字稿以外的任何底稿。）起初人们对打字机能否在商业上得到推广非常怀疑，因为打出来的文件实在太缺乏人情味，又过于标准化。前文已经提到过，由于农民拒收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机器写的信件”，公司只好雇用秘书，手写商业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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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打字机注定会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打字机使妇女能够在商界找到一项获得社会承认的工作，从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办公室职业。打字机连同电话一起帮助妇女走出厨房。投身于事务世界。但是，机器书写还给日常生活带来其它更加微妙的影响。随着打字信件成为商业通信的标准文书，手写信件日趋减少，这也意味着文书所体现的个人风格在逐渐消失。在整个十九世纪，清楚秀丽的书法始终是心怀大志的青年所应掌握的一项有用之技。当时书法学院的地位同日后教授速记和打字的商业学院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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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打字机的使用范围和效果的过程中，复写纸起了其它发明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复写纸的设想很简单，给一张纸涂一层石腊和颜料的特别混合物，用钢笔在上面书写或把铅字打在上面时，混合物便转印在另一张纸上。一八六九年颁发的专利或许是有关复写纸的最早专利，专利证书中写道，“复写纸制作方法的这项改进有突出的长处：人们可用这种纸张同时书写信件原本和副本。”但是，制作这种复写纸的主要目的仍然还是用来替代只能复制手书文字的复写器，因为后者过分笨重。一八七二年，在打字机问世之初，同时出现了专用于打字机的“复写纸”（Carbon Paper）。这个新的词汇进入美国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引诱人们去填塞那无底洞般的文件柜。从长远的观点看，复写纸的特长（副件与原件同时完成）恰恰限制了复写纸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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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版印刷法得到应用之后，少量复制整份原件的简便方法便出现了。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油印机”。“油印机”（mimeograph）一词系艾尔弗雷德·布莱克·迪克于一八九○年创造的。该词来自“mime”（模仿）和“graphein”（书写）。迪克先在芝加哥经营木材生意，后又销售节省劳力的办公室装置。他把几年前取得专利的工艺同托马斯·爱迪生过去的专利工艺，以及另一位发明家已获专利的滚筒式复印机工艺结合在一起，才使“油印机”臻于完善。迪克出售的装置复制文书的费用低廉，不仅有助于商界人士，也有助于教会人士、政治家、改革派，以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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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份同己写好的信件一模一样的副件要靠摄影，这既费时又费钱。人们需要的是既省钱省时又可靠的新复制方法。在历史上以间谍工具著称的缩微胶卷，已于二十世纪中时以前得到学者、档案保管员以及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人士的应用。但是，微缩胶卷技术过于复杂，无法用于日常工作需要的单份副件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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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进展实际上是由一批开拓型的实业家在探索新产品的过程中取得的，这一点非同凡响。一九四六年，纽约州罗彻斯特一家名叫哈洛伊德公司的小商号正为公司的前景担忧。那年，该公司生产了约七百万美元的影印设备，利润却下降到十五万美元。公司领导人约瑟夫·威尔逊和约翰·德索尔博士断定公司非得推出一种新产品不可，虽然他们对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心中也没有底。德索尔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他偶尔在一本过期的《电台新闻》杂志（一九四四年七月）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一项名为“静电照相”的新技术，文章的作者和这项工艺的发明人是切斯特·卡尔森，一个西雅图人，靠半工半读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在贝尔公司实验室供职。卡尔森根据自己在专利方面的经验和他对专利权律师所碰到的问题的研究（他当时正在纽约法学院上夜校），认为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办公设备，用以复制各种文书，他并不相信出路在于使用化学品记录图象的摄影术，因为大公司的巨额研究经费预算已经把摄影术的研究推到了极限。卡尔森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许多漫长的夜晚，刻苦钻研那相对而言尚无人探索的光电导性领域。能否通过某种方式用电取代光制作图象呢？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斯的阿斯托里亚，卡尔森在一位来美避难的德国物理学家协助下，制出第一个静电照相图象。他们在一块2×3英寸的锌片上涂一层硫，然后用一块手帕在锌片上摩擦使之产生静电，再把锌片对着一块题有“阿斯托里亚，1938-10-22”字样的玻璃版曝光十秒钟。曝光后，他们给锌片撒上石松粉，这样，潜象便显现出来，然后再用一张腊纸紧压在撒有石松粉的图象上，图象也就印在腊纸上了。为了同摄影相区别，这项技术就叫“静电复印术”（Xerography）（希腊文，“xero”意为“干”，“graphein”意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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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卡尔森未能取得资助。他找过二十家公司，走访过“全国发明家理事会”和陆军通讯兵团，但无人对此有兴趣。一九四四年，他终于引起“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注意。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这家研究基金会同意研制这一装置，但要求以大部分专利使用费作为交换条件。该研究所只愿意投资几千美元。这笔钱用完后卡尔森又需要获得更多资助，以便继续研究。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威尔逊同德索尔也正是这时来到巴特尔研究所，他们看到了实验情况，选定卡尔森的装置作为他们公司的新产品，并投资一万美元。此后六年，哈洛伊德公司为研究这项装置筹资三百五十多万美元，公司名称也改作“施乐”（Xerox），并在本世纪中叶创造了工业奇迹。施乐公司为了从巴特尔研究所购买该项装置的专利使用费而卖给该所的股票，在一九六五年市面价值即逾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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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以生产线工艺制造的自动复印机“施乐914”（复印面积为9×14英寸）于一九六○年投入市场。这种“施乐”复印机可放在办公室的中心位置，供工作人员大量复制各种文件，并且费用低廉。人们可直接用普通纸张在该机复制文件，毋需腊纸或通过任何中间环节，这是该机优于竞争对手之处。“施乐”公司出租“施乐914 复印机”，复印的份数越多，单位租费越低。崭新的办公体制发展起来了：粮食与药物管理局不必把标签从瓶子上揭下便可用“施乐”复印标签；警官可以很快记下嫌疑犯包里所装物品。必须让人们看到这种奇妙的机器确实管用。但是，复印机的重量有六百五十磅，推销员不能带着到处做示范，于是“施乐”转向电视。这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靠电视做广告，并资助电视台摄制了一系列严肃的、有时引起争议的节目（“克里姆林官”、“总统的诞生—一九六○年”、“古巴导弹危机”和“罗浮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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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伊德公司在采用“施乐”作名称时曾说：“大量处理信息的能力；提供清晰可读的信息的能力；快而省地印制书刊的能力；以低费用复印文书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把业务飞速发展的单位和尚未开始这一进程的单位区分开来。”“施乐”公司在发展和完善了符合上述各项要求的复印技术之后，就以复制天下万物为目标开始了新的探索。不久，协作者和竞争者便纷纷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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