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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四 海内孤本和保密文件失却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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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政府机密不断泄露给新闻界？”《纽约时报》广见博识的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这样的疑问。自从五角大楼文件（即有关越南战争的多卷背景材料）未经批准便公诸于众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美国。对此，赖斯顿既未从政治的角度，也未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提出了纯科学技术性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的泄密者是切斯特·卡尔森，他发明了静电复印技术，或称·施乐’装置，这种装置现在左右着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影响了我国各大机构的信息流通。”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可立刻复制任何文件。接着赖斯顿的说法，制作这种设备原是为了“扩展信息和真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政府官员已不敢轻易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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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经无法确定哪份文件没有复制件。照相平版术及其它类似技术问世后，珍贵的文学手稿孤本及其初版本就面临复制和翻印的危险。一九六五年，人们只需花十五美元即可买到头版莎士比亚著作集对开本的照相平版印刷件（原本售价三万美元）。复制书籍或书中的部分章节已成轻而易举之事，并且费用低廉，版权法日益变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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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和其它静电复印装置为事物的再现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只要有台简便的机器，任何人都能把孤本文件或机密文件复制出来。现在，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录音机、磁带、录像带及其它装置可以即时放送复制品，把日常生活变成充斥着大批量生产的“瞬息时刻”的世界，现在，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差不多就是无数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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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多份副本的问题同书写一样，历史悠久。印刷机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出现开始把学识传遍千家万户。但是，除非大量印刷，否则排版不合算。印得越多，每份印刷品的成本就越低。显然，印刷机的最高效益在于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印刷品，爱迪生在普及电灯的过程中遇到如何分割光源的问题。复制技术也面临同样问题，在普遍采用印刷机后的几个世纪里，抄写员的行当仍然不衰，这是因为缺乏复制单份手稿的办法。十八世纪发明的“复写器”是项创造性的装置，联结在钢笔上即可在另一张纸上夏现写作者的书写动作，这样，写作者一边写信，一边也就写出了信的副本。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装置很感兴趣，并做了某些改进。然而，复制单份副件通常还是用复印器把写好的信夹在吸墨纸中间滚压，原件上的墨迹就印在另一张纸上。杰斐逊时代尚不存在的复写纸为人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复写纸毋需机械装置，便宜，原件和副件可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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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便利人们少量复制清晰副件的机器是打字机。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发明家们就己在制作书写机器方面获得一些进展。一八四五年，即实用手动打字机问世前的二十年，塞缪尔·莫尔斯及其合伙人推出通过电磁作用书写长篇文字的机器，采用的键盘很象日后打字机的键盘。有位威斯康辛的开拓者莱瑟姆·肖尔斯在密尔沃基当印刷商和编辑。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研制一台印字机，那时，他正在研究自动编码机。一八六八年，肖尔斯获得若干项关键性的打字机专利，”打字机”（typewriter）一词也作为美国创用词进入语言。但是，现代形式的打字机直到二十世纪才问世。这种打字机的键盘上有大小写两种字母，打出的文字完全“可见”（即打字者边打字边可从滑架上看清所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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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是雷明顿·阿姆斯公司大批量生产的打字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家公司的打字机由其缝纫机部门生产，所生产的打字机都饰有花纹，安装在缝纫机的机座上，下面则装有踏板，以带动滑架来回移动。打字机的买主一开始都是作家、编辑和牧师，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机器主要是文人的工具。马克·吐温曾说他十分愿意使用这种新奇机器。《汤姆·索耶历险记》就以第一部根据打字稿排印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到一九三○年，工会印刷工人拒绝排印打字稿以外的任何底稿。）起初人们对打字机能否在商业上得到推广非常怀疑，因为打出来的文件实在太缺乏人情味，又过于标准化。前文已经提到过，由于农民拒收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机器写的信件”，公司只好雇用秘书，手写商业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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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打字机注定会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打字机使妇女能够在商界找到一项获得社会承认的工作，从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办公室职业。打字机连同电话一起帮助妇女走出厨房。投身于事务世界。但是，机器书写还给日常生活带来其它更加微妙的影响。随着打字信件成为商业通信的标准文书，手写信件日趋减少，这也意味着文书所体现的个人风格在逐渐消失。在整个十九世纪，清楚秀丽的书法始终是心怀大志的青年所应掌握的一项有用之技。当时书法学院的地位同日后教授速记和打字的商业学院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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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打字机的使用范围和效果的过程中，复写纸起了其它发明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复写纸的设想很简单，给一张纸涂一层石腊和颜料的特别混合物，用钢笔在上面书写或把铅字打在上面时，混合物便转印在另一张纸上。一八六九年颁发的专利或许是有关复写纸的最早专利，专利证书中写道，“复写纸制作方法的这项改进有突出的长处：人们可用这种纸张同时书写信件原本和副本。”但是，制作这种复写纸的主要目的仍然还是用来替代只能复制手书文字的复写器，因为后者过分笨重。一八七二年，在打字机问世之初，同时出现了专用于打字机的“复写纸”（Carbon Paper）。这个新的词汇进入美国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引诱人们去填塞那无底洞般的文件柜。从长远的观点看，复写纸的特长（副件与原件同时完成）恰恰限制了复写纸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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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版印刷法得到应用之后，少量复制整份原件的简便方法便出现了。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油印机”。“油印机”（mimeograph）一词系艾尔弗雷德·布莱克·迪克于一八九○年创造的。该词来自“mime”（模仿）和“graphein”（书写）。迪克先在芝加哥经营木材生意，后又销售节省劳力的办公室装置。他把几年前取得专利的工艺同托马斯·爱迪生过去的专利工艺，以及另一位发明家已获专利的滚筒式复印机工艺结合在一起，才使“油印机”臻于完善。迪克出售的装置复制文书的费用低廉，不仅有助于商界人士，也有助于教会人士、政治家、改革派，以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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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份同己写好的信件一模一样的副件要靠摄影，这既费时又费钱。人们需要的是既省钱省时又可靠的新复制方法。在历史上以间谍工具著称的缩微胶卷，已于二十世纪中时以前得到学者、档案保管员以及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人士的应用。但是，微缩胶卷技术过于复杂，无法用于日常工作需要的单份副件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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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进展实际上是由一批开拓型的实业家在探索新产品的过程中取得的，这一点非同凡响。一九四六年，纽约州罗彻斯特一家名叫哈洛伊德公司的小商号正为公司的前景担忧。那年，该公司生产了约七百万美元的影印设备，利润却下降到十五万美元。公司领导人约瑟夫·威尔逊和约翰·德索尔博士断定公司非得推出一种新产品不可，虽然他们对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心中也没有底。德索尔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他偶尔在一本过期的《电台新闻》杂志（一九四四年七月）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一项名为“静电照相”的新技术，文章的作者和这项工艺的发明人是切斯特·卡尔森，一个西雅图人，靠半工半读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在贝尔公司实验室供职。卡尔森根据自己在专利方面的经验和他对专利权律师所碰到的问题的研究（他当时正在纽约法学院上夜校），认为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办公设备，用以复制各种文书，他并不相信出路在于使用化学品记录图象的摄影术，因为大公司的巨额研究经费预算已经把摄影术的研究推到了极限。卡尔森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许多漫长的夜晚，刻苦钻研那相对而言尚无人探索的光电导性领域。能否通过某种方式用电取代光制作图象呢？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斯的阿斯托里亚，卡尔森在一位来美避难的德国物理学家协助下，制出第一个静电照相图象。他们在一块2×3英寸的锌片上涂一层硫，然后用一块手帕在锌片上摩擦使之产生静电，再把锌片对着一块题有“阿斯托里亚，1938-10-22”字样的玻璃版曝光十秒钟。曝光后，他们给锌片撒上石松粉，这样，潜象便显现出来，然后再用一张腊纸紧压在撒有石松粉的图象上，图象也就印在腊纸上了。为了同摄影相区别，这项技术就叫“静电复印术”（Xerography）（希腊文，“xero”意为“干”，“graphein”意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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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卡尔森未能取得资助。他找过二十家公司，走访过“全国发明家理事会”和陆军通讯兵团，但无人对此有兴趣。一九四四年，他终于引起“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注意。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这家研究基金会同意研制这一装置，但要求以大部分专利使用费作为交换条件。该研究所只愿意投资几千美元。这笔钱用完后卡尔森又需要获得更多资助，以便继续研究。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威尔逊同德索尔也正是这时来到巴特尔研究所，他们看到了实验情况，选定卡尔森的装置作为他们公司的新产品，并投资一万美元。此后六年，哈洛伊德公司为研究这项装置筹资三百五十多万美元，公司名称也改作“施乐”（Xerox），并在本世纪中叶创造了工业奇迹。施乐公司为了从巴特尔研究所购买该项装置的专利使用费而卖给该所的股票，在一九六五年市面价值即逾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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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以生产线工艺制造的自动复印机“施乐914”（复印面积为9×14英寸）于一九六○年投入市场。这种“施乐”复印机可放在办公室的中心位置，供工作人员大量复制各种文件，并且费用低廉。人们可直接用普通纸张在该机复制文件，毋需腊纸或通过任何中间环节，这是该机优于竞争对手之处。“施乐”公司出租“施乐914 复印机”，复印的份数越多，单位租费越低。崭新的办公体制发展起来了：粮食与药物管理局不必把标签从瓶子上揭下便可用“施乐”复印标签；警官可以很快记下嫌疑犯包里所装物品。必须让人们看到这种奇妙的机器确实管用。但是，复印机的重量有六百五十磅，推销员不能带着到处做示范，于是“施乐”转向电视。这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靠电视做广告，并资助电视台摄制了一系列严肃的、有时引起争议的节目（“克里姆林官”、“总统的诞生—一九六○年”、“古巴导弹危机”和“罗浮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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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伊德公司在采用“施乐”作名称时曾说：“大量处理信息的能力；提供清晰可读的信息的能力；快而省地印制书刊的能力；以低费用复印文书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把业务飞速发展的单位和尚未开始这一进程的单位区分开来。”“施乐”公司在发展和完善了符合上述各项要求的复印技术之后，就以复制天下万物为目标开始了新的探索。不久，协作者和竞争者便纷纷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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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五 寻求自然形成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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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生活经验越来越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为了给生活增添情趣，现代美国人在一心寻求，有时是不顾一切地寻求独一无二的、自发的、令人兴奋的事物。难道这值得奇怪吗？二十世纪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猖獗。然而，这种状况的形成井非仅仅由于报刊出版人的贪婪或者病态的公众趣味。一种社会性陋习的产生是由于对人类某种需要——在这里是指社会普遍对“耸人听闻的消息”的需要——作出了反应。这种需要在若干方面得到了满足。通俗新闻的兴起掀起一股对犯罪行为和体育运动感兴趣的新浪潮。对于道德家来说，大众化报刊的这两大支柱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犯罪新闻体现了对社会法律的巨大破坏，而体育新闻则过分强调人们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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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学中出现了一种新风格，强调新颖独特和耸人听闻，这种风格是匈牙利移民约瑟夫·普利策创立的。他于一八八三年接办纽约的《世界报》。普利策向他的读者宣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伟大城市里，有一种报纸是大有可为的。这种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精采，不仅精采，而且规模大销量大，不仅规模大销量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替权贵卖力，它主要报道新世界的新闻，而不是旧世界的新闻，它将揭露所有虚伪和欺骗行为，反对一切邪恶势力和滥用职权者；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战。”普利策的《世界报》被公认为全国第一家大量发行的现代日报，该报每份售价两美分，十五年之内发行量便从一万五千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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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人听闻的消息意味着以突出和生动的新手法来报道罪行、灾祸、艳闻和丑事。旧《世界报》最后一期的头条新闻题为，“美国斗鸡会选举执委”，说明了普利策接办前该报的新闻手法。而在普利策接办后的第一期《世界报》中，头版头条新闻是“致命的闪电”，报道新泽西州的一场火灾使六人丧命，十万桶原油毁于一旦。另一项大新闻描述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临刑前的最后时刻，文章详细报道罪犯如何辩称自己无罪，如何摇撼牢房的门，如何拒绝见牧师，以及在听死刑判决书时的反应。该期头版还刊登一项同类的消息，报道匹兹堡一个死囚受刑的情景，标题是“沃德·麦康基被绞死，从黑帽子下面大喊行刑者是凶手。”其后凡年普刊策使他的报章充斥着有关堕胎、性骚扰、伤害他人身体罪、谋杀罪的报道藉以吸引读者。他的报道通常都有插图，而且少不了犯罪现场图（以“X”标志出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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