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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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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唔，有些人虽未结婚，但生活在一起也关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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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之间没有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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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听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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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你指的是那一种呢？你是说那些受标准石油公司安排并与其协调一致的人和标准公司有婚姻关系呢？还是说他们仍是自由的——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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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要他们都愿意，倒不一定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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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由婚约带来的协调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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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唔，如果不去追问细节的话，我是说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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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是我们想了解具体细节。我们就是想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调一致，它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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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难道人们之间和睦相处是一种铁路运输上的弊端或是一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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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是。协调一致并非恶习。但是法律认为某些形式的协调一致属于共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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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我也听说过。……不过我脑子里思考的问题是，即使泄露秘密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损害，难道这是我应当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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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后来成了马克·吐温的财务顾问和密友，这是丝毫不令人奇怪的。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一八八二年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协定一直秘而不宣。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想大干一番的开拓者也步多德之后尘，组织了美国棉籽油托拉斯（一八八四年），全国亚麻籽油托拉斯（一八八五年）以及酿酒业和牛饲料业托拉斯（一八八七年）。消费者和政治家们对于垄断的的不断发展日益警觉起来，他们于一八九○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反对“限制州际贸易和商业活动的任何契约、联合……或共谋行动。”然而，那些有能力以开拓精神组建大企业的人，靠着他们的法律玄学家的帮助，是不会因此而停步的。对付他们的法律无异于一项禁止刮风的法律。一八九二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确定标准石油托拉斯是个非法联合体，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加入该托拉斯是逾越了自己的法人权限。然而，这一判决只不过是对律师们才智的一个挑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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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被取缔之后，多德又发明了“控股公司”。这是一种新型的公司，其法人权限明确包括控制其它公司股份的权力。多德发现，新的新泽西州一般公司法没有宣布这种方式为非法，就于一八九九年把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建成一个控股公司，其它地方也陆续照此行事。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位能干的伊利诺伊律师埃尔伯特·加里的指导下于一九○一年成立。这是美国第一家按多德控股公司格局建立的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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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据估计，到一九○四年。全国制造业资本的将近一半都控制在大约三百家托拉斯或类似托拉斯的法人手中。尽管禁止合并的法律越来越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八九○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一九一四年的克莱顿法），而且这些法律也一阵阵地付诸实施，大企业还是越发展越大了。彼士顿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曾攻击东北地区铁路效率太低，他使“科学管理”成为全国性的口号。现在，他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九一三年，当他揭露少数人如何躲在幕后利用法律来获得巨大的新权力时，又提出一个有力的、一目了然的口号：“这是别人的钱”。布兰代斯解释道：投资托拉斯所经营的不光是业已存在着的公司的有价证券，实际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还不惜一切凭空制造出股份来。“于是，J.P.摩根公司就建立了钢铁托拉斯、联合收割机托拉斯和航运业托拉斯。这样，投资银行家们便集助产士和承办人的职责于一身，当公司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变成有价证券持有人‘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以整顿管理人的身份使失败的公司得以再生，并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经理。”布兰代斯成为一场运动的喉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专门讨伐“大”的罪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按照市兰代斯的方式提出的“新自由”，就是旨在使人们摆脱托拉斯，也就是说，摆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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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托拉斯和“大”而进行的辩论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一九一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只有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才受到取缔。民多经济学家和热心公益的律师也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大”本身并不足以形成罪恶；并且，没有庞大的和不断发展的企业，工业美国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改良主义者开始转而去寻找保护小投资者和小商人利益的手段。“有关股票买卖的美国州法律”一九一一年在堪萨斯通过，并在各州执行——这是美国另一项新法律，旨在保障无辜公司免受不负责任的公司蒙骗。这些十九世纪钻石骗案大骗子的后辈把他们的宝山深藏在公司法的黑暗王国里，他们用股票交易中的各种好处来引诱受害者。一九二九年十月股票市场崩溃之后，公众强烈要求制定管理证券市场的法律，以防止舞弊行为。一九三四年，继一系列联邦和州的法律之后，又根据证券交易所法设立了一个有价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专门监督股票市场，并要求股票上市公司公布可供核查的事实材料，然而，无论政府进行多少监督，都不能驱散笼罩在那些巨大的和举足轻重的公司企业周围的神秘气氛，以致普通公民根本无法看清其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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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以后，公司（不仅仅是大企业）成了美国十分普遍的工商业实体。早在一九○○年之前，美国所有制成品中就已经有三分之二是公司的产品了。到一九三○年，这个数字已超过百分之九十，制造业职工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受雇于各公司。生产性的财富和生产也越来越集中于最大的公司手中，并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发展，一九二九年，一百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的资产占全国制造业资产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数字已增至近百分之五十。公司以这种形式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所有角落，不仅仅是制造业、商业和建筑业，而且日益进入个人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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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也促成了崭新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不再是少数几个“资本家”、金融家或银行家，越来越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有了财产所有权。一九二九年，大约有一百万美国人拥有普通股份；到一九五九年，有普通股份的人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一九七○年更增至三千一百万人。美国成了一个公民股东国家。公司股票所有者遍及各行各业、各种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他们遍布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地方。“拥有者”再也不是管理者了。早在一九二九年，最大的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拥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个股东，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拥有四十六万九千八百零一个股东，最大的工业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拥有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个股东。它们的股东名单表明各个公司主要大股东所拥有的股份还不足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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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A. A. 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出版了他们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一书。在此之后，人们已毫不怀疑，在当代美国，拥有财产这件事本身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更加大众化了；但与此同时，也更加神秘化了。在这个“人民的资本主义”中，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生产手段。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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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所有权的含义并不明确。在股东的圈子里，“大众化”这种形式只能使他们的所有权变得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当然，很多股东觉得，他们的股份只不过是比银行储蓄有较大投机性的一种方式罢了。但是，从法律上讲，股东掌握着国家最大公司的控制权，而股份的表决权则最终控制着美国工业的命运。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小约翰·洛克菲勒以五百五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票对二百九十五万四千九百八十六票从斯图尔特上校手中夺得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一九五五年，在芝加哥施里纳大厦召开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东大会一次戏剧性的会议上，休厄尔·艾弗里在经营了三十年之后，丢掉了管理权。沃德公司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公司代理人之战不断成为报上的头版重要消息，电视也对此进行报道，而公众却如堕五里雾中。广大美国人只是在伯利和米恩斯称之为“消极财产”的一个硕大新体系中有自己的一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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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而且可能还不是最富有美国特色的那一半，美国民族在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中兴旺发达起来——地域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作为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在现在和未来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当美国股东们拥有连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理解的权力时，财产这种曾经是人的所有物的最具体和最保险的东西，反而变成了滋生含糊概念的一个新源泉。到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只是部分地了解各种可能性：这些被发明出来的实体前途无量，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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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相比.“私有”财产愈来愈不象是私人的事了。只要一个公司同时被几个人所拥有，所有权的职责和归属就很容易为人所知。但是，一旦这个公司变成“上市的”，即成为一个众多股份的公司，它的所有权就分散了，甚至消失了。因此，“上市”同时也可以意味着“秘密化”，因为规模和数量本身——即大众化的程度——就能够产生不确定性和秘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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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七 不明确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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