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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结构语言学主要就是从研究这些异族的非书写语言而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构语言学家以其学说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快速教学法，专门培训审俘军官和占领军人员学习欧洲以外的各种语言，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法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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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只有少数美国人听说过这种新的语言学，但在二十年之内，这种科学却成为对学校中教授美国语言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语言学家马里奥·裴解释说，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对口语极其重视，但对书写语言如果不是轻视也是相应地比较忽视，甚至在书写语言的形式存在并对追溯语言性质、历史和语源具有价值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对语言的语音部分极其注意，而对其同义部分则相应地比较忽视；倾向于接受由多数未受过教育的本族口语使用者通用的语言形式作为该语言的标准形式，而不采用被传统尊奉为‘正确用法’的语言形式。”如果说结构语言学在当时是新的，只传授给少数人，它的概念却是与民主制所强调的人民智慧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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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学者们在精研他们严肃的新科学之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以预言者那种锐利而自信的口吻发表意见了。巴尔的摩市出生的新闻记者H.L.门肯在《美国信使》（一九二四至三三年出版）上写文章攻击美国的“蠢材统治”。他的读者十分广泛。他那富于口语化的文体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使他成为美国语言的先驱学者。一九一○年他已在收集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两者差别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竟敢于表示怀疑，打败德国和绞死德皇是否就能使这个世界安享民主。他于是埋头于语言的研究，结果是写成了一本巨著《美国语言》（共三卷，一九一九至四八年出版）。该书是一个知识宝库，鼓舞着为大众化的美国语而奋斗的人士。门肯为醇厚的口语呼吁，反对女教师使用的那种精粹的语言。门肯著作的第一卷就预言说：美国语言如此迅速地与英国语言分道扬镳，以至在不久的将来，说两者中一种语言的人将难以和说两者中另一种语言的人互相沟通。二十年后他又评论说，英国语言正在成为只不过是美国语言的一种地方话。门肯这一巨著，和他在《美国信使》上宣扬大众愚蠢的论调相反，他在这里称颂美国语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是美国的拉伯雷，对蒙昧主义和浮华辞藻横加嘲笑，其机智有力的程度，不下于他对知识多方维护的程度，他的《美国语言》一书销售量很大，虽则阅读的人并不那么多。这本书尽管部头很大，却可以说是一本很生动的美国家世小说：主人公就是各种各样忙忙碌碌的美国人民，他们使用词语作为武器与崭新的现实作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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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肯本人因而成为自己举办的“美国语研究学会”的光杆司令，他怂恿研究“英语”的美国学者放弃英国文学中的陈词滥调，转而研究他们自己的口语。他协助筹划“美国语言分布图”，成为“美国语言学会”的创始人，并参与创办一本名为《美国语》季刊的富有生气的新杂志。另外一些人步门肯的后尘，树立了一座座学术的丰碑，诸如《美国英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W.A.克雷吉及詹姆斯·鲁特·赫尔伯特，共四卷，一九三八至四四年出版）和《美国用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米特福德·M.马修斯，共两卷，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出版，充分显示出美国语言可爱的特色，这里是没有学究式怀疑的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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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关于一般语言，特别是美国语言的新概念正在发展的时候，美国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学语言教师的任务也在改变。一九○○年时，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大约百分之十进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百分之四上高等院校。到了一九二○年，中学入学率翻了两番；到一九三○年，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孩子超过一半进了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青年进高等院校的也达到百分之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中学的平民化是美国二十世纪一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成就，这项成就使越来越多仅受过极少正规教育的家长得以把子女送进中学，语言学家小雷文·麦克戴维指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对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价值不加重视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根本不懂什么叫标准语言，他们甚至可以视标准语言为一种外国方言。为应付由这种新学生，特别是在中学和高等院校里就读的学生所造成的新形势，于是产生了语言分析的新理论；语法与惯用法的旧理论……不断地受到重新审查，这种审查往往是参照其它学科提供的新根据和新见解来进行的。”既然课堂破认为是起纠正作用的地方，对于地位不稳定而力求往上爬的教员来说，就越加倾向于对地位不稳定也想向上爬的学生施加“优秀英语规则”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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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存在平民化的倾向，讨好人们，肯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好的。教师努力消除新学生的自卑感，向他们表示，他们在家里听到的语言实际上也许并非“不正确”时代日益前进，这种倾向也变得日益有力。十九世纪尚未结束，有些仍自称语言“教师”的人已经认为，他们可以证明“黑人语言”正确，以此增强地位低下的黑人学生的自尊心并缓和其逼人的态度，从而免除其非要学习标准英语不可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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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种平民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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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城市学校的英语教师在语言问题上过分天真无知。造成了街上的暴力行动以及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对立情绪，美国在今后十年内是经受不起这种情况的，教师们必须开始抛弃下述这类有关语言的荒诞论调：南方人说话习惯懒洋洋；波士顿市的英语比布朗克斯区的英语更“纯”；说“ain”就意味着语言低级等等。英语教师必须承认：一个学生能拼写或打标点，能写能认复合的复杂句字，能写二百字语气连贯、意思统一的文章段落：把这些能力与他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能听懂别人的讲话，能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并把自己所相信、所思想和感觉的东西都写出来这些能力相比，那只是次要的，后者更为重要。这些潮流——新的语言科学、美国语言习惯的新资料、平民化情绪的趋势——形成一股洪流，把学校女教师的那一套整个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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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语言学家对那些爱卖弄学问的教师的学究气和浮华辞藻感到吃惊，已决心不再局限于充当超然的语言习惯分类者。在他们的词汇里，“语法”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一九五○年，他们发表了一份由小罗伯特·霍尔撰写的宣言，虽然名为《别干涉语言吧！》，他们却不能不干涉搞语法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些人发动了一次全面攻势，它改变着公众对既成事物的态度，其规模之广泛、效率之强大，也许是极权国家以外任何相应的运动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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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杰出的教授查尔斯·卡彭特·弗赖斯向学校英语教师们指出语言科学的意义。他写了两本影响颇为广泛的书，目的是从普通美国人实际上如何讲和如何写的角度而不是从语法家规则的角度，来揭示美国语言的“结构”。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国英语语法》，编写时间几乎长达二十年。这本著作是弗赖斯精心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属写给陆军部某一机构的三千封信之后得出的成果，弗赖斯在应允删去信中所有人名和地址的条件下终于获得官方同意，准他使用这些信件作为他的一套新术语的素材，用在“特别涉及社会差距或阶级专用语的今日美国英语语法结构”之中。为查核原写信人的社会阶级，弗赖斯使用了陆军部档案中军人宣誓所提到的家庭出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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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资助弗赖斯的这项研究，弗赖斯的目的是要告诉学校教师如何改进他们的英语教学。他这本书坚决主张采用“科学的”观点。弗赖斯指出：“语言学家不必处理可以轻易区分为正与误两大类的大量不同的语言形式，他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实际用法，这些用法必须按照名为‘一般用法’的一套并非十分明确的标准，把它们划分到数目不定的类别中去。”因此，弗赖斯在他的词汇中剔除了“错”、“正”、“误”之类的字眼，并力劝所有英语教师也都这样做。他在提出他自己的一套阐述实际用法结构的方法之后作出结论说，学校中实际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今日英语真正语法的研究”。他敦促英语教师改变方法，对学生教导他们生活中的日常语用法，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学生对实际用法进行观察，并为此目的尽量把切实有用的知识提供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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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斯第二本书名为《英语结构》。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不是根据书写语言用法而是根据口语用法写的。为了确保他所研究的语言不是有意识地思考过的或矫揉造作的语言，弗赖斯偷偷地录下了五十个钟头的电话交谈，这些都是通过他住房内两部电话的一般日常谈话。当时还没有关于电话被窃听就要发出警告声的法律规定，所以，弗赖斯能在谈话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录。在这本书里他完全抛弃了那套“名词”“动词”之类的旧词汇，代之以他自己的一套崭新的客观系统：类一、类二、类三、类四及其余的“功能词”。他这套体系纯粹是按他实际从电话中听到的词语结构加以分类而形成的。按照弗赖斯和他的合作者的说法，这套体系终于使语言课堂得以现代化，从而使学生脱离他们所谓的“科学前时期”。他们编写了新的课本和教师手册。“英语语法”现在成为“英语语型”。新课本彻底抛弃了旧的语法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把语法当作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一套戒律，正如最成功的新课本之一的教师手册于一九五六年所解释的那样，保罗·罗伯茨的《英语语型》“并不讨论句子谬误本身。它完全是描述性的或试图成为纯粹描述性的，描述好的书写语言而不是坏的书写语言。”罗伯茨一开始就提醒学生，他所讲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因为这种诘言有数约三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使用；但他马上补充说：“所有这些讲英语的人没有一个和另一个说得完全一样，我们全部知道，在我们接到电话时，即使对方还没说出是谁在讲话，我们也能辨别得出我们朋友的声音。”罗伯茨解决一个困难用法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明这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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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过教育的讲英语的人，在他们愉快而漫长的一生中或许从来不讲“Whom”这个词，当然，在精选英语写作甲Whom-词的地位最牢固，按手册规程经常使用这词。在精选英语口语里，Whom 一词就用得少些；譬如说，许多电台播音员就完全避免用这词，也许他们感到，一般听众会认为这个同表现出一种傲气。在一般英语写作中这个词更是避免使用的，而在一般英语口语里则几乎根本听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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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避免明确用Whom 的人有两个处理办法。一是用主格形式，即使句中代问是处于宾语地位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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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llow who we use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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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rl who I used to go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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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更常见的办法是根本就省略掉关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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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llow we use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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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rl I Used to go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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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语言的新态度反映对语法知识的轻视，语法知识现在被人称之为迷信。新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宣称：“语法教师的方法和哲理对语言学家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占星学家的占星术推算方法对天文学家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新语言学家对语亨虽不留情面地采用描述的观点，但他们当然明白，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学校受到的教导，是要他们尊重传统语言的规范。当有人对新语言学家说，“语法不好”可能对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所妨碍时，他们并不表示反对，但是他们坚决认为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据此立下语言伦理学的条规，他们举出理由说：“一个孩子讲‘I didn’t see no dog’，你就告诉他，他说的是确实见到了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的话很清楚，一点也不含糊，我们所能对他说的，只是他在社会礼仪上犯了大错，他说的话会使他的社会地位降低。……如果你不说it is not I 而说it am’t me，不说I saw him 而说I seen him，人家下次就不请你喝茶，或者你那部门的首长就会对你印象不佳，你想升级也不行了……[但是]就语言本身来说，抛开一切有关社会利弊的考虑，一种方式的言语与另一种方式的言语是一样的，无所谓好坏。”他们提出警告说：讲话讲得大“正确”也可能会吃苦头，譬如，“那些相对来说文化不高但非常讲实际的人，诸如管子工和汽车修理工”就可能会敲竹杠向你滥开价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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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语言学家们仍然对课堂发动猛烈的攻势。由于拉丁文教学衰落，使得他们的胜利来得更为容易。《英语语型》及类似的反对传统观念的课本开始取代传统的《英语语法》。父辈学到的是“名词乃一人一地一物之名称”，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枯燥无味的句子图解，而他们的孩子说的却是“名词是一个字，样子就象苹果，美人或书桌，”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人们实际讲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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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毫不妥协的对语言进行描述的观点在词典中却反映得比较慢。因为词典编撰者不同于搞语法的人，他们对语言的态度比较现实，而词典使用者对词典有一种假惺惺的尊崇态度，他们对语法则没有这种态度。人们一辈子都习惯于“查查词典”，搞清一个词的“真正意义”，弄明白自己是“对”还是“错”。除此之外，大词典的编纂甚至修订都是耗资巨大、需时多年的工作，如果词典只追逐时尚、昙花一现，不能受到学术界持久的尊重，慎重的出版商是不会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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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一本未经删节的足本大词典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新观点的力量和新颖之处。这本词典以口语为准，毫不含糊地采用描述法。由带绿色护眼罩的词典编纂者制作的成品能具有这种爆炸性也许是空前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G.＆C.梅里亚姆公司出版了《韦怕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这部巨著重十三磅半，厚二千七百二十页，售价四十七元五角。这是二十七年来第一部全新的未经删节的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词典。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词典，但斯普林菲尔德的出版商始终保持着一八四三年逝世的著名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的声誉。如果人们说“查一查韦氏词典吧，”他们总是指“查一下最新出版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足本大词典。”据出版商说，这部新版词典有一个长期雇用的编辑班子，集专家百余人，顾问数百人，耗资达三百五十万美元以上。词汇主体部分共四十五万条，以一千万例证作为基础，包含了以前几版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大词典从未有过的十万个新词或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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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关系学的话来说，这当然是出版界一件大事。出版之前报纸上已经登载了不少有关这本大词典的使人好奇的花絮新闻。出版商颇为自豪地说，这本书的出版“极尽宣传之能事，是任何出版商对任何单独一本书所作的最大广告宣传。”书一出版，各家日报都纷纷以头版报道并发表主要的社论，继之，发行很广的周刊和文学评论刊物又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和社论除极少数例外，都连珠炮似地发动了猛烈攻击。里士满《新闻导报》宣称：“韦伯斯特词典彻底失败。”理查德·埃姆里奇牧师在《底特律新闻》上发表评论文章声称：“新词典粗劣，错误百出，”并解释新的韦伯斯特词典如何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精神”。《纽约时报》副主编向该报工作人员发出通告，说明新闻消息版、星期日版和社论版等各部门的编辑“已一致决定，今后在所有拼写和惯用法方面仍须继续沿用韦伯斯特词典〔早期的〕第二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也告诫读者：“千万不要丢了老韦伯斯特词典。”《大西洋月刊》评论员一本正经地把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名之为“战斗的文献，它要摧毁的敌人是死板语言的一切顽固遗迹，一切坚持规范标准的尚存势力，一切区分优劣用法的准则。”这件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语言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许多人这样说），在当时被人称为“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可敬的新闻界人士和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发出的怒吼，反映了当时已主宰美国课堂的科学语言工作者在学术思想上所进行的未被觉察的革命是多么深刻。当然，这些评论者绝大多数都受过旧的“正误”派语法教育，他们对新的语言科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些有影响力的新闻界人士、传教士和著名评论家对新语言学家的成就虽表慨叹，但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子女却正在受《英语语型》的教育。新语言学家已经在悄悄的胜利中征服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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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多数语言科学家对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是热烈支持的。很少评论者可以否认，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对英语的美国用法作了最新的全面的准确描述，使外行的评论者最感烦恼的是，这部“权威性”巨著却故意对语言的“正”、“误”用法不加指引，他们所企望于韦伯斯特词典的，不正就是这一点吗？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应当可以拿词典，即神圣的韦伯斯特词典，当作指导的权威，即使社会在所有其它问题上都存在着混乱，至少在语言问题上应当对“正”、“误”有个一致的看法。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持强烈的口语观点，其程度之深，使词典中实际上可以不使用“口语”这个标记，这词典极少用那些常用标明“俚语”、“行话”、“诙谐语”、“非标准语”的标记，在旧版韦伯斯特词典中，所有这些标记是用来标志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标准书写语言中所不用的词汇。新版韦怕斯特词典不仅对旧版未收的十万字加以解说，而且收词标准也是极为宽容的，象“ain’t”（词典注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有教养的人口头使用”）“wiseup”。“get hep”、“ants in one’s pants”、“hugeous”、“passel”（代替“patcel”）之类的词全都收入，不加任何表示贬意的标志。作例证的引用语则选自他们存档的一千万摘句，这些摘句不仅引自政治家和著名作家，也引自电影明星。夜总会艺术，棒球运动员、拳击推广者，不仅引自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伊迪丝·西特韦尔、雅克·马里顿。艾伯特·施韦策，而且引自詹姆斯·卡格尼，埃塞尔·默尔曼、伯尔·艾夫斯、威利·梅斯、米基·斯皮莱恩、吉米·杜兰特、比利·罗斯和特德·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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