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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38 古代关于民主的那套老生常谈，现在出现了预料不到的新变化。确实，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人能够听到他们领袖的声音。但是，人民已经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再是欧洲社会学经典著作中所说的或者居斯塔夫·勒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所谓的“一群人”。听广播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比较密集地聚合在同一地点的一大群人”，也不再是“面对面的一群群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广大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其他人左右的情况下，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作出他自己的反应。“事先录制的”笑声和广播室观众的鼓掌声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广播中所缺少的应有现象。即使这样，“人民”也已经更加私人化，至少在一种意义上说是更加个人化了，因为“听众”忽然变成了分别处于各地聆听的很多“个人”的总和。这一情况对于有关民主的种种格言意味着什么，对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的众所周知的力量和弱点，又将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广播电台面对的听众是无法归类的——听众既不固定又无法预测——因此电台就必须为所有各类人都准备一些东西。要知道，如果听广播的人不想听某个节目，他只要转一下旋钮就行了，而且鉴于听众很容易发现更加吸引他的节目，各个广播电台部得拼命想办法，千方百计使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不要转钮关掉本台的节目。于是，他们就推出适合各种口味的大杂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广播节目主要是音乐，中间有时穿插一些现场访问、演说，在适当时候也安排政治演说或总统就职演说。最重要的是节目的综合性。纽约WJZ　电台一九二三年的节目包括：莱茵戈尔德四重奏、舒拉夫茶室管弦乐、沃纳梅克管风琴演奏、书评、服装款式评论以及体育新闻。除了这套精神食粮，WGY　电台的演员还和其它一些广播电台的演员一样，迅速增添了百老汇流行剧目的全剧演出（诸如《阿拉之园》、《生财之道》、《有此傻瓜》、《秃头的七种解释》、《野鸭》），接着又出现了广播剧。广播联播公司（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公司”和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广播系列片节目，如《历史的重大时刻》、《圣垒故事剧”和“真实的故事”。其中最成功的是“阿莫斯和安迪”，有人说，这个节目在使广播成为全国性传播媒介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它节目都大（一九二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广播除外）。总之，广播的声浪是传到市民耳里最多样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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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40 广播模糊了娱乐和其它东西之间的界线，也使付钱登广告和为公众服务之间的界线含混起来了。如我们所知，在电台上“广播”讲话或音乐，究竟由谁付钱，谁可付钱或谁应付钱，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混乱。戴维·萨尔诺夫一九二○年一月发表的看法是：“应鼓励每个购买‘无线电音乐盒’的人订阅《无线电时代》，该刊每期预告一个月的广播讲话、演说及各种音乐节目时间表。”该刊和享有很大发行量的电影杂志相似，其利润来自登载的广告。最初广播电台试图用减少费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付钱给表演者，他们认为表演者因广播而一举成名，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一九二五年WEAF　电台提出：“如果请来播音的是一位女士，那么可以送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派一辆漂亮的汽车去把她从注所接到百老汇一百九十五号来。”有些公司则认为，他们花在广播上的费用可以通过多销售收音机赚回来。一九二二年沃伦·哈定总统召开了一次华盛顿广播会议，由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主持，会上胡佛曾不大明确地提到“播放广告”的可能性。但胡佛接下去就让人放心地说：“把为大众服务的巨大可能性淹没在一片广告嘈杂声中，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有人建议，按照安德鲁·卡内基捐赠图书馆的办法（他对各城市捐赠款项，但当地须拨出相同数额的经费），广播事业也应得到慈善家的支持，由他们在全国各地捐建广播电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行的办法，但都认为“直接播放广告”，即把广播时间出租，用作纯商业宣传，是不恰当的最后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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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42 到了一九二五年，广播电台开始藉“间接”的商业广告而兴旺起来了，即由想获益于宣传的人赞助一个节目或一系列节目的播出，用这种方式制作的节目有《克立果一克勒勃的爱斯基摩人》、《金沙孪晶》、《佳运乐队》、《伊彭纳的行吟诗人》、《A＆P　吉普赛人》等。有一段时间，由于担心广播受到“直接播放”广告的摆市，因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规避现象。达拉斯市的WFAA　电台在广播时就巧妙地把赞助人称之为“监护人”。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直接播放”广告的名声已经不那么臭的情况下，广告在广播中地位含糊的现象仍然存在。好动脑筋的听众在听到“为公众利益”而“赞助”某项节目时，总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搞不清楚（也许这正是广告客户的企图）赞助者究竟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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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44 在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口语语体，它既非来自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也非来自帕特里克·亨利、丹尼尔·韦伯斯特，而是来自比较成功的电台广播员。这种语体还是头一次有机会接触千千万万的人。虽则还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这样少数几个在讲台上演说的佼佼者，但那富于手势表情、令人折服的讲台演说所起的作用已远不如前了。第一位在电台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他继任总统职位后四个月在国会发表开会词（头一篇通过电台广播的这类演说词），为公开演说创立了新的风格，无意之间使柯立芝总统成了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那以典型鼻音发出的无声调变化的演讲，连同他翻讲稿的响声都通过播音器播送出来，清晰可闻。在这以后的十年中，美国人民逐渐习惯于从广播中听到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过去难以听到的声音，政界人物也就与人们更加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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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46 一九二四年各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进行了现场广播，全国人民在会议进行的当时就能及时收听到会场的实况报道。担任报道的主要新任广播员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和安德鲁·怀特少校，前者在任体育记者时已颇负盛名，后者则主持过登普西一卡彭蒂埃决战的报道，以他们两人的个性和风格来广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连续进行一百零三轮投票的情况确是十分恰当，但却颇有点讽刺意味。十八个电台以电话线连接起来，接收WEAF　电台的现场播音，然后再由它们转播给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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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48 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总统时，人们从技术水平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有充分准备，希望能从广播中听到总统友善的声音。好象是天意的安排，意大利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的演唱天才使唱片在音乐领域里广泛流行，罗斯福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使广播成为政治工具。罗斯福和广播好象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互相合作。甚至罗斯福由于身体虚弱不得不坐着发表广播讲话，竟也成为一件好事。在他之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地站着讲的，现在美国的总统却是轻松地坐在客厅里对那些坐在他们自己客厅里聆听的全国人民发表谈话。他当时称呼一亿五千万人民为“我的朋友们”，气氛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总统已经不再是“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说”；他只是和其他美国人一道作一次“炉边谈话”。反过来说，无线电广播对增进总统和人民相互间的感情也起了作用。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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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50 他在发表广播讲话时，就好象看到人们聚集在小客厅里，和邻居们一起聆听。他能觉察到他们的脸部表情和手的动作，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家里的情况。他讲话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就象他是和亲密朋友谈话一样。他担任总统期间，我经常在白宫目睹他发表广播演讲。我感到他完全忘了我们在场的二、三十个人，而全神贯注于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他一边讲话，一边自然地点着头，双手做着简单、自然而舒展的动作。他脸上露出笑容和开朗的表情，就好象真的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和客厅里一样。人们也同样感觉到这种气氛，而这就使他们和总统在感情上水乳交融。有几次，总统发表演说时，我自己也坐在小客厅或走廊里。我曾见到男男女女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和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也都在那儿以友好愉快的心情聆听。他们和他通过无线电的媒介而互相交流了，情景真实感人。当他诉说某个悲惨情况，谈及欧洲被迫害的人所受的痛苦，失业者的贫穷潦倒，无家可归者的苦难，以及阵亡将士家属的悲寂时，我看到听众珠泪盈眶，那泪水发自内心，为总统的话所感动而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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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52 我也曾听到他们的笑声，当总统谈到他的小狗法拉被他整得团团转时，他们笑了。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自然而又简朴。他对待小狗的态度，体现了一般人在家里对待自己宠爱的动物的态度，全国各地收听广播的人发出的笑声是对这个人的纯真、自然而又充满感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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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54 他的声音传给了每个人，而每个人也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罗斯福发表第一次就职演说后，白宫收到五十万封来信。白宫邮件如此突然剧增，说明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个人政治。对每个从政者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衡量尺度。评论员都高度赞扬罗斯福的广播技巧，称他为“真正的内行”——很象一百年前美国人可能称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伟大的演说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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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56 广播一方面造就友善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被煽动家利用的手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处在广播时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却都不是靠广播而是靠面对面的群众大会来开展他们的运动，在大会上人群的歇斯底里情绪和纳粹冲锋队员的纪律两相结合，可以产生他们所需要达到的狂热程度。极权国家老是疑虑公民个人所拥有的收音机，认为它可能成为叛国的工具，因为这种东西是私下用来接收传播的。但是，对私人收音机采取压制或限制使用的办法是从来不可能完全奏效的。自由欧洲电台（美国在冷战时期搞的）以及另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秘密渗透到被压迫的人民家里。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可以私下收听广播，这也有助于那些想当独裁者的卑微小人、散布仇恨的人和蛊惑人心者。他们的话之所以还有人听，是因为听众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内收听，如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让听众参加，人们也许根本不会去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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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58 早在一九二七年，“广播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每周就在底特律郊外他的小花圣祠收到遥远的热心听众来信四千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他发表演说攻击胡佛总统是“有钱者的圣灵，华尔街的护佑天使”后，接到的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二十万封。这位神父不得不雇用九十六位办事员替他处理每周八万封来信。听众描述他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醇厚、雄劲，如此暖人心窝，使人感到亲密无间，又如此感情洋溢，充满迷人的魔力，以至于任何人在拨频道时如果越过他的声音几乎都会自动拨回来听他的讲话……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演讲之声中的一个。”最初他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有力、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一九三四年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反对他提出的通过自由铸造银市而使通货膨胀的计划之后，他成了直言不讳的反犹分子，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社会正义全国联盟”，变成了希特勒在美国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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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60 休伊·朗是另一个早期支持罗斯福而后来反对他的人。他的广播讲话具有亲切而粗俗的风格，这使他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按广播系列节目《阿莫斯和安迪》中的人物给自己取名“头子”，并宣称自己是广播时代的产物。在路易斯安那州，收听深夜节目的听众熟知他广播时那种放纵不羁的个人特色，这种节目有时长达四小时。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他向参议院提交他所拟“关于财富再分配的朗氏方案”（对一切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财富课资本税的方案）后，他确曾向全国广播公司购买播音时间以便在电台上为自己的提案讲话。于是，他成了购买广播时间向全国听众讲话的第一位美国政界人物。他以下面的开场白开始他的广播：“朋友们，你们好。休伊·朗向你们致意。我有重要事情对你们讲，但是在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打电话给自己的五位朋友，告诉他们休伊马上要发表广播讲话了。在你们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先随便讲点什么，大约四、五分钟左右时间想必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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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62 类似的人物如休伊·朗班子里的煽动家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领养老金的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等人，他们各自都在广播上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一九三六年激烈的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为对抗罗斯福广播讲话的吸引力，巧妙地改编了各式各样的“日间长篇广播剧”，将“新政”的可怕后果加以戏剧化，名之为《自由处于十字路口》，在电台上广播；此外还搞“广播辩论”；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出面，对罗斯福讲话的录音片段进行辩驳。到那个时候，广播已实实在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了。美国的民主不再意味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的场面。亲临现场的意义越来越小。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坐在起居室收音机旁就可以成为广大听众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听众比以前最大的会议厅所能容纳的听众还要多得多，也更加公开。大群人变成了“公众”，各个地区形形色色的群体结合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对来自远处的同一刺激物作出了反应。一百年前人们听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总想知道他是否真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尚：现在听众听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或者休伊，朗的广播，也往往自问这些人是否真象他们说话的语音那么友善。美国人放弃辩论修辞学和雄辩术的传统标准时，他们再一次拿“世界原来面目”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本应如何”。“一事成功万事顺”这句法国古谚也许可以帮助小说家讲他的故事，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未见得是可靠的指南。美国文明令人神往之处莫过于它有本领把一度难以设想的名言妙语转化为老生常谈。奥斯卡·王尔德说：“表现自然是一种矫揉造作，”他这样说只不过为了说着有趣，但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教人们如何“轻松自在”、如何“从容自如”竟可以赚大钱。“自然一些”这个品质正在成为人你们愿意花钱购买的稀有商品，而表现得自然（或至少看起来自然）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才能，有了这种才能则高官厚禄可以唾手而得。戴尔·卡内基警告说：“对于自然的事情，即兴想干的事情迟疑不干，一般说来是不对的。至于应该如何做，请阅下面这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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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67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1706292020]

1706301168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二 给所有人以深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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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72 十九世纪的城镇创业者，一方面过早地修建堂皇的旅馆，一方面大量创办他们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表面看来那些院校全都是高等学府，各人创办起自己的新雅典、新罗马或新牛津。但这些院校要具有宏伟规模，尚有待于未来，而这种未来又往往始终未能降临。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按人们的期望以倒转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次序颠倒的奇特发展至今仍可见其痕迹，它一方面创造了出乎意外的大量机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在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美国，这种现象往往会随之改变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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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74 如果教育成为美国的一种新宗教，那么大学就是它的大教堂，正如后来中学成为它的教区教堂一样。美国的大学纷纷采用欧洲大教堂式的建筑决非偶然。“学院哥特式”很自然就成为有条件建造这类校舍的院校的标准形式。正如大教堂超越教区教堂一样，大学也高踞于中学之上。而在这种类型的美式教会中，学术界的教区教堂还没有建起来之前倒先建起了学术界的大教堂了。美国教育的特点是：还没有合乎规格的基层就先有上层结构。美国不同于西欧那些比较定型的国家，美国的教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形。创办“高等”院校是要向全国人民提供学习最先进、最困难学科的场所，这些院校象雨后春笋般地空前发展，但这时国家却还没有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广泛而大众化的合适机构。高等教育已经遍及全国，大量使用公款建立雄心勃勃、炫耀门面的学府，而这时，甚至各地法院对于征税开办公立中学是否合法，仍抱怀疑态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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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76 美国高等院校为何以这种方式发展，没法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其发展顺序并非事前计划好的。那些主张“给所有人以深造机会”的美国热心人士，为了保证这些新的高等学府有足够学生，不得不对高教内容重新下定义。要不然的话，“大学”又怎能为每个男女公民的智力或体力所接受得了呢？如果说，突然兴旺起来的一个西部城镇的“歌剧院”可以设法搞出一些节目来证明其并非徒有虚名，那为什么一所“大学”不能同样搞到自己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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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78 十九世纪初由社区兴办的这类新兴学院成百地建立起来，又成百地消失。南北战争前建立的这类高等院校，到二十世纪中叶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大学和学院，垮掉的却并不多。这些高等院校中有相当多获得公款的优厚资助，谁不同意给它们资助，谁就会在政治上完蛋；至于那些靠大量私人捐款和个人赠予而开办和维持的高等院校，则更获得人们真诚的对待，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抗拒改革，即使在它们　对社会时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民主”要求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时，情况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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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80 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已有的体系而言），到二十世纪晚期时也仍然会是颠倒的。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达到了优异水平，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就整体来说，它们掌握的资源多到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可是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的中小学校却是资源不足，一度是它们靠山的地方管理机构已开始把它们搞得每况愈下，就象五十年前大学碰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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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82 把美国所有高等学府罗列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其发展的速度也同样是任何地方部比不上的。一八七○年时，美国的高等院校不过五百六十三所。到了一九一○年，数目已接近一千所，在校学生约三十余万人。当时，法国十六所大学的学生总数约四万人，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数目就几乎有这么多。一九三五年，美国的高等院校增至一千五百所左右，学生则超过一百万名，一九六○年，又增至二千所，学生超过三百万名；到了一九七○年，高等院校数目接近二千五百所，学生总数超过七百万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提供条件把某些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材。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九五九年指出：“欧洲各国大学设立的院系主要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医生、律师、神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专业学者先在特殊的中学接受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十岁或十一岁的儿童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这类特殊中学，这个年龄组的小学生能获选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进入这种中学也就是进入了大学预备学校……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学生到十四岁就完成了正规教育，接着便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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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84 因此将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入高等学府学生的比数对比是会造成误解的。科南特接着还指出：“不错，我国的青年约有三分之一‘上高等院校’.而欧洲国家则只有十五至二十分之一的男女青年是大学生。但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绝大部分不能叫做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是培养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所以，如果由于欧洲的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而美国则普及到多数人因而加以称赞，是不对的，但如果由于美国大学没有提供欧洲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条件因而加以贬斥，也同样是不对的。甚至到二十世纪中期，欧洲的大学仍然主要是对那些准备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教材的教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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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186 美国高等院校的特点是：与其说它是教育场所不如说它是崇拜场所一一对个人成长的崇拜。大学里课程内容不明确，选择的机会很多，体育与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都界限不清，发生这类现象毫不足奇，因为“成长”这个概念就很难下定义，当然每个美国人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公民如果不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不公平地被剥夺了获得最大限度成长的机会。要想对高等教育的任何其它定义获得一致认识，看来是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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