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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在全州各地组织一系列复兴教育的会议，说服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向国会提出请求，要求拨赠联邦土地在每个州建立一座产业大学。一八五三年，伊刊诺伊州的立法机构正式向华盛顿提出了这项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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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联邦政府仍然掌握大片可以自由赠予的土地，无须征税。独立革命结束后，美国政府曾以土地分给复员军人；十九世纪上半叶，曾低价出售西部大片土地，以吸引人们向该处移居。此外还通过各州拨赠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以鼓励修筑铁路并吸引移民，从而使铁路能够赢利。接着，又兴起了一个分地给定居移民的运动，任何移民均可免费领得一片土地建立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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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廷·莫里尔是那些关心公地的使用及荒废问题的人士之一，他原是佛蒙特州的一个店主，一八五四年靠辉格党的选票进入国会，但不久就参加了新成立的共和党。他希望使用公地“为农民做些事”，并藉此表明共和党是普通老百姓的朋友，这样一来，他也顺带为共和党效了劳。一八五七年，莫里尔草拟了一项法案，使用特纳的浮华辞藻，建议以赠与各州公地的办法来鼓励每个州建立一所产业大学。每个州可以把出售土地得来的款项用于至少开办一所高等院校，该校应该教授“农业和机械工艺……以便提高产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也应开办其它科目，包括军事战术课程。一八五九年，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否决这项法案，但莫里尔又再度提出，一八六二年七月林肯总统终于签署了《莫里尔法》。于是，这样一项以赠与土地兴办大学和学院的计划在战争烈火中开始实行了。联邦政府把国有公地赠与各州，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数目每人三万英亩分配。境内没有联邦公地的州则可发给临时凭证以便在其它地方取得公地。一个州要得到该项法律的好处，必须在两年内接受赠与。根据这第一个《莫里尔法》赠与各州的土地总数达一万六千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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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一八六二年已经开办的高等院校都拼命争夺从赠与土地得来的资金。私立院校如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拉特杰斯大学、布朗大学、那鲁大学所属的谢菲尔德理学院、佛蒙特学院以及佐治亚、田纳西、特拉华、密苏里、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诸州的州立大学，还有密歇根、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艾奥瓦诸州的现有农学院一一所有这些高等院校（其中一部分还只刚刚成立）都凭土地赠与而得到了巩固。一八八○年以前，土地赠与方案协助建立了另一所著名的私立院校，即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又在另外十一个州里协助建立起州立大学或学院，还协助建立了八所新的农业及机械学院，并专为黑人另建了六所学院。这些早期的统计数字很容易使人误解，其实上述靠土地赠与建立的早期院校，有很多只不过是由几位有经验的农民或技工对邻居的青年们讲讲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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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七年，《美国农学家》杂志就如何自己动手建立这种靠赠地开办的院校作了简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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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些能教农艺的热心人士，再找一个有大房子和谷仓的好农庄，然后请一位好农民协助；如果需要，也可盖几间临时房屋作现时用的课室，将来把它们改作马底；发点钱给教师们购买书籍、仪器和设备；告诉他们只要做出成绩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要着眼于未来而进行长期建设；并尽量不干预教师进行的教学和纪律方面的工作，这样，各州便几乎一定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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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目的教学都是在这样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八七五年堪萨斯州的情况可视作这方面的例子。当时所开的课程有：农庄、养殖场、木工、家具制造、镟制工艺、造车、漆工、锻工、制衣、线锯及雕刻。有些课程如电报学、铜版印刷、照相术则需要较为精致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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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地运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能单以按《莫里尔法》而建立的新“农业及机械学院”的数目来衡量，因为其它大学和学院为了要和这些新兴的院校竞争，为了要保持继续获得联邦资助的合格条件，它们中的许多院校都逐渐改变其课程，使之更“平民化”而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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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年，凭赠地开办的院校在校学生总数不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但到一八九五年已增加到接近二万五千人，比一八六○年美国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总人数还高出一倍。到一九一六年，此类院校学生人数达到约十三万五千名，占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十年后，此类院校在校学生几近四十万名。布坎南总统否决莫里尔一八五九年提出的第一个关于赠地办学的法案时，他反对的理由是：如果联邦政府同意这样赠与，各州就会不断要求联邦政府对它们的教育机构资助经费。他的看法是对的，一八六二年的法案只不过是一连串法案中的头一个。第二个《莫里尔法》（一八九○年）规定联邦政府每年拨款支持凭赠地开办的院校，这种经费支援到二十世纪还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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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的赠与刺激了各州，使它们对新的高教体制给予更为慷慨的支援。由赠地开办的院校在一九一○年时从联邦得到的资助占学校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九三二年，这个比率下降到十分之一。使那些对美国联邦主义感觉乐观的人士最高兴的事实是：那些靠联邦资金建立起来的赠地院校，其乡土气味之浓厚，以及其适应当地需要的程度，很少其它美国院校能与之媲美。早先殖民时期开办“哈佛”、“威廉与玛丽”、“那鲁”这些美国高等学府时所具有的那种地区感情和改善当地社会的愿望，又再度体现在开办“农业及机械”学院上。现在的目的当然不是要造就有学问的牧师，而是要帮助任何地方的农民和技工把活干得更好。这种具有新意义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看地方社会的需要而定。主张在学校中“自然学习”的先驱者利伯蒂·海德·贝利一九○七年解释道：“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需要的想法是一种旧观念。我们现在采用略为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应按生活需要来发展教育，使教育基本上是上生土长、具有地方特色。”农业及机械学院已成为研究当地庄稼和改良当地牲口的中心，从那儿衍生出许许多多农业试验站。农业事务所和农民合作社也是从这些学院产生出来的，前者在各地有专人帮助农民解决日常问题，后者则帮助农民解决购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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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强调实际和有用的同时，对传统科目日益产生了怀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能用六、七种语言讲‘我饿了’，但是却赚不到自己吃的面包和黄油，这有什么用呢？”赠地院校的精神以及各种课程须适用于当地和满足当前需要的要求，己将平民化的民主精神体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中，而就在这一领域中，却仍然盛行着修道生活、教权主义和贵族的旧世界传统作风。乔纳森·特纳准确地把这种为人民开办的新式院校称之为“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教育体制”，这种观点使他陶醉于他所谓的“劳动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特纳宣讲道：“万能的上帝把世上第一个人放在花园里而不是放在学院中，让他自己的儿子当木匠而不是当老师，上帝并没有做错。”一八六一年，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曾预言说，特纳的土地赠与方案将是“有史以来人类所想到的最民主的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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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赠地兴办院校的时期开始流行一个美国名词一一“男女同校”，这主要是新教育体制的一个副产品。一八三七年，奥怕林学院（创建于一八三三年）招生时向妇女开放门户，一时公众议论纷纷，认为违背正统，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才有别的学院仿效。西部有几个州（犹他、艾奥瓦、华盛顿）的州立大学早在联邦给以资助之前就已开始招收女生了。但是，对鼓励男女同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莫里尔对高等院校的赠地法。由赠地而建的新院校既然强调为所有人服务，可以开设新的实用课程，不受旧大学那种势利地把人区分开来的社会传统的影响，自然就很难不让妇女入学。在这以前，妇女只是在专门为妇女设立的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诸如瓦萨学院（创建于一八六一年）、韦尔斯利学院（创建于一八七五年）、布赖恩一莫尔学院（创建于一八八○年）、巴纳德学院或拉德克刊夫学院，这些学院的教育是与男子学院协调一致的。但靠赠地而建立的某些西部学院从一开始就兼收男女生；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东部的高等院校也跟着步其后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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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男女同校最有力的荒诞论点是：女人是“弱者”，经受不起严酷的学院磨炼。人们估计她们会因过于紧张而晕过去；她们一方面会丧失“女性娇嫩的花容”，另一方面又必然使男生的学术水平随之降低。一向存在的担心——两性“强迫亲近”的危险、道德的沧丧、两性间浪漫关系受到破坏因而预料结婚率下降、“种族自毁”——所有这些都推迟了妇女入学。可是结果人们发现，妇女在学院的气氛中，不但体质抵受得住，而且变得更加朝气蓬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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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老生常谈认为：高等教育是培训男人搞专业的，对女人没有什么用。这种反对意见也行不通了。这些新院校开设了一些新科目，对家庭主妇非常有用。“家政”（Home Economics，这也是一个美国创用语，最初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了一门高等院校的科目。早在一八七一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在“女子课程”中列有“家庭经济”，由第一任院长的夫人讲授烹好课。堪萨斯和伊利诺伊随之也开设了缝纫和把化学应用于食物的课程。到了一九○五年，由赠地开办的十八所院校（多半是在西部）已设立了正规的家政系。一九二○年时，男女同校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美国制度，大学授予的学位中已有三分之一为妇女所得，这些妇女大都是男女同校的学生。美国南部白人与黑人种族隔离的现象，表现在赠地办学时为黑人另立院校一事上，因为南方的白人认为，比起把黑人吸收到单一的高等教育民主体制中去，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意见会少一些。一九三八年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一系列裁决，维护黑人公民分享高等教育共同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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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不仅有权受到教育，而且有权受高等教育。在独立革命结束后，退伍军人都分得土地；新的美国世袭财产则是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按照《士兵权利法》可以获得联邦津贴（每年学费和书费合计五百美元）及每月补助费五十美元（后增至六十五美元），使其能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参加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按照法律（一九五二年公法第550 号），也享受类似权利。这项方案于一九五六年结束时；已有好几百万美国人由此进了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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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赠地兴办学院的时期，对于教育这个新宗教，还有其它虔诚的行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是私人大举兴办慈善事业的时期。美国最早的私立高等院校如“哈佛”、“那鲁”、“普林斯顿”、“达特默思”、“阿默思特”，开办之时资金都比较少，后来才得到慷慨的公众赠与以及原创办人忠诚的后代子孙有限的慈善捐款。南北战争以前靠捐资兴办的新兴院校只有教派捐助的少量资金，或者地方社会一些零星的资助。十九世纪末叶，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规模。约翰斯·霍普金斯干过代理商、银行家、船主，也是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公司最大的股东，赚了万贯家财。一八七三年他捐赠七百万美元创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他的这个壮举给美国人大量捐助教育事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许多美国大富翁可以拿他当榜样了。安德鲁·卡内基从他在钢铁业赚得的大量财富中出资兴办“卡内基学会”（一九○二年）以促进科学研究，又设立“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一九○五年）及“卡内基协会”（一九一一年）以推动科学和人文学科，他还帮助在全国各地建立数十个公共图书馆。利兰·史但福由于修筑西部铁路而赚了大钱，他出资创办史但福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小利兰·史但福，并在临终时再给大学捐资二百五十万美元。约翰·洛克菲勒从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所赚利润中拿出一千万美元于一八九一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并在后来继续慷慨资助该校。詹姆斯·杜克创办美国烟草公司，于一九二四年成立托管机构，总资金约一亿美元，用以创办杜克大学。诸如此类的人物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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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人外一一洛克菲勒中学毕业、史但福上过专科学校一一所有捐款创办高等学府的人都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创业者，他们本人所受教育极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这样慷慨捐献只能说是出自一种信仰。他们捐钱给大学是他们对欧洲人的“大学”概念表示反感的一种方式。马修·瓦萨曾公开表示，他有一种民主愿望，要证明追求知识无损于妇女的健康，因此他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史但福建校旨在“使学生具有能力获致个人成就并在生活中成为直接有用的人材。”一八九一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裁昌西·迪普在德雷克塞尔研究所成立典礼上，表示不满说；古典高等学府的文化已经成了“江湖骗子的虚饰，归根结底是纨挎子弟装磺门面的东西。”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文化，不管是就其崇高意义来说还是就其降低品格的用途来说……旧教育只培养智慧。新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智慧，也培养筋肉和感官。旧教育给知识分子以大量知识，这种知识只在图书馆里有用，在商店中却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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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了不起的行动模式一一赚大钱的人慷慨资助高等教育事业——证实了美国的一种正统观念。如果新的百万富翁重新考虑他们聚集财富的手段，如果他们受到平民党人、进步分子及专门报道丑闻者的指责而感到内心不安，这或许正是他们解救自己的途径。正如亨利八世把没收修道院得来的钱财建立“三一”学院一样，现代的巨富想要进入民主天国，或至少盼望得到一个荣誉学位以赦免他们在企业中的罪过，于是便对教育事业这个大教堂慷慨地送一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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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三 对“无能者大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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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智力（以及体力）作准备，使其能适应真正的“高等”教育，必须在初级阶段的教育之上设置预备性的教育机构并对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显然，满足这种需求的办法是设立“中学”（high school）。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美国创用语，出现于十九世纪初，用来指高于初级水平的任何学校，这种学校教给学生“使青年适合上高等院校的所有科目”。这些中学必须是普及的、免费的和大众的，这样才能使民主的教育体制臻于完善。任何现代国家都从未有过这样的需求，因为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从来没有这样多、这样广。到了一九○○年前后，美国已有那么多大学和学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至于如何使“每个人”具备入学的条件，这倒使人们开始感到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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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公立中学是美国发明的，这种学校是这个国家最有意义、最具特色但又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种教育机构。实际上它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旨在适应各种实际需要。近至一八九○年时，进入中学的美国人仍然很少；当时十四至十六岁年龄组的少年进入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的人数还不到百分之七，而这个数目的学生中，进入高等院校者所占的比率更是微乎其微。一八九七年，哈佛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阐述“民主社会的教育功能”时，所说的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事实。他认为：“民主教育在世界上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所能达到的目标现在还难以充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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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的希望是解放所有的美国人，让他们受教育，这条教育途径可能使他们走向最有学问的行业。传统的求学阶梯仍然存在，每个学生一旦选定阶梯，便可从易到难、从简到繁地不断往上攀登。民主的使命是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一切事业机会。埃利奥特的方案实际上是托马斯·杰斐逊十八世纪末为弗吉尼亚设计的体制的新版本，其目的是不考虑财富与阶级的差别、把最有才能的人筛选出来以便他们在学术上得到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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