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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强调实际和有用的同时，对传统科目日益产生了怀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能用六、七种语言讲‘我饿了’，但是却赚不到自己吃的面包和黄油，这有什么用呢？”赠地院校的精神以及各种课程须适用于当地和满足当前需要的要求，己将平民化的民主精神体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中，而就在这一领域中，却仍然盛行着修道生活、教权主义和贵族的旧世界传统作风。乔纳森·特纳准确地把这种为人民开办的新式院校称之为“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教育体制”，这种观点使他陶醉于他所谓的“劳动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特纳宣讲道：“万能的上帝把世上第一个人放在花园里而不是放在学院中，让他自己的儿子当木匠而不是当老师，上帝并没有做错。”一八六一年，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曾预言说，特纳的土地赠与方案将是“有史以来人类所想到的最民主的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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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赠地兴办院校的时期开始流行一个美国名词一一“男女同校”，这主要是新教育体制的一个副产品。一八三七年，奥怕林学院（创建于一八三三年）招生时向妇女开放门户，一时公众议论纷纷，认为违背正统，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才有别的学院仿效。西部有几个州（犹他、艾奥瓦、华盛顿）的州立大学早在联邦给以资助之前就已开始招收女生了。但是，对鼓励男女同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莫里尔对高等院校的赠地法。由赠地而建的新院校既然强调为所有人服务，可以开设新的实用课程，不受旧大学那种势利地把人区分开来的社会传统的影响，自然就很难不让妇女入学。在这以前，妇女只是在专门为妇女设立的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诸如瓦萨学院（创建于一八六一年）、韦尔斯利学院（创建于一八七五年）、布赖恩一莫尔学院（创建于一八八○年）、巴纳德学院或拉德克刊夫学院，这些学院的教育是与男子学院协调一致的。但靠赠地而建立的某些西部学院从一开始就兼收男女生；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东部的高等院校也跟着步其后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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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男女同校最有力的荒诞论点是：女人是“弱者”，经受不起严酷的学院磨炼。人们估计她们会因过于紧张而晕过去；她们一方面会丧失“女性娇嫩的花容”，另一方面又必然使男生的学术水平随之降低。一向存在的担心——两性“强迫亲近”的危险、道德的沧丧、两性间浪漫关系受到破坏因而预料结婚率下降、“种族自毁”——所有这些都推迟了妇女入学。可是结果人们发现，妇女在学院的气氛中，不但体质抵受得住，而且变得更加朝气蓬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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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老生常谈认为：高等教育是培训男人搞专业的，对女人没有什么用。这种反对意见也行不通了。这些新院校开设了一些新科目，对家庭主妇非常有用。“家政”（Home Economics，这也是一个美国创用语，最初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了一门高等院校的科目。早在一八七一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在“女子课程”中列有“家庭经济”，由第一任院长的夫人讲授烹好课。堪萨斯和伊利诺伊随之也开设了缝纫和把化学应用于食物的课程。到了一九○五年，由赠地开办的十八所院校（多半是在西部）已设立了正规的家政系。一九二○年时，男女同校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美国制度，大学授予的学位中已有三分之一为妇女所得，这些妇女大都是男女同校的学生。美国南部白人与黑人种族隔离的现象，表现在赠地办学时为黑人另立院校一事上，因为南方的白人认为，比起把黑人吸收到单一的高等教育民主体制中去，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意见会少一些。一九三八年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一系列裁决，维护黑人公民分享高等教育共同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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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不仅有权受到教育，而且有权受高等教育。在独立革命结束后，退伍军人都分得土地；新的美国世袭财产则是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按照《士兵权利法》可以获得联邦津贴（每年学费和书费合计五百美元）及每月补助费五十美元（后增至六十五美元），使其能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参加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按照法律（一九五二年公法第550 号），也享受类似权利。这项方案于一九五六年结束时；已有好几百万美国人由此进了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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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赠地兴办学院的时期，对于教育这个新宗教，还有其它虔诚的行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是私人大举兴办慈善事业的时期。美国最早的私立高等院校如“哈佛”、“那鲁”、“普林斯顿”、“达特默思”、“阿默思特”，开办之时资金都比较少，后来才得到慷慨的公众赠与以及原创办人忠诚的后代子孙有限的慈善捐款。南北战争以前靠捐资兴办的新兴院校只有教派捐助的少量资金，或者地方社会一些零星的资助。十九世纪末叶，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规模。约翰斯·霍普金斯干过代理商、银行家、船主，也是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公司最大的股东，赚了万贯家财。一八七三年他捐赠七百万美元创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他的这个壮举给美国人大量捐助教育事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许多美国大富翁可以拿他当榜样了。安德鲁·卡内基从他在钢铁业赚得的大量财富中出资兴办“卡内基学会”（一九○二年）以促进科学研究，又设立“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一九○五年）及“卡内基协会”（一九一一年）以推动科学和人文学科，他还帮助在全国各地建立数十个公共图书馆。利兰·史但福由于修筑西部铁路而赚了大钱，他出资创办史但福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小利兰·史但福，并在临终时再给大学捐资二百五十万美元。约翰·洛克菲勒从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所赚利润中拿出一千万美元于一八九一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并在后来继续慷慨资助该校。詹姆斯·杜克创办美国烟草公司，于一九二四年成立托管机构，总资金约一亿美元，用以创办杜克大学。诸如此类的人物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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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人外一一洛克菲勒中学毕业、史但福上过专科学校一一所有捐款创办高等学府的人都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创业者，他们本人所受教育极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这样慷慨捐献只能说是出自一种信仰。他们捐钱给大学是他们对欧洲人的“大学”概念表示反感的一种方式。马修·瓦萨曾公开表示，他有一种民主愿望，要证明追求知识无损于妇女的健康，因此他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史但福建校旨在“使学生具有能力获致个人成就并在生活中成为直接有用的人材。”一八九一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裁昌西·迪普在德雷克塞尔研究所成立典礼上，表示不满说；古典高等学府的文化已经成了“江湖骗子的虚饰，归根结底是纨挎子弟装磺门面的东西。”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文化，不管是就其崇高意义来说还是就其降低品格的用途来说……旧教育只培养智慧。新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智慧，也培养筋肉和感官。旧教育给知识分子以大量知识，这种知识只在图书馆里有用，在商店中却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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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了不起的行动模式一一赚大钱的人慷慨资助高等教育事业——证实了美国的一种正统观念。如果新的百万富翁重新考虑他们聚集财富的手段，如果他们受到平民党人、进步分子及专门报道丑闻者的指责而感到内心不安，这或许正是他们解救自己的途径。正如亨利八世把没收修道院得来的钱财建立“三一”学院一样，现代的巨富想要进入民主天国，或至少盼望得到一个荣誉学位以赦免他们在企业中的罪过，于是便对教育事业这个大教堂慷慨地送一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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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三 对“无能者大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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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智力（以及体力）作准备，使其能适应真正的“高等”教育，必须在初级阶段的教育之上设置预备性的教育机构并对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显然，满足这种需求的办法是设立“中学”（high school）。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美国创用语，出现于十九世纪初，用来指高于初级水平的任何学校，这种学校教给学生“使青年适合上高等院校的所有科目”。这些中学必须是普及的、免费的和大众的，这样才能使民主的教育体制臻于完善。任何现代国家都从未有过这样的需求，因为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从来没有这样多、这样广。到了一九○○年前后，美国已有那么多大学和学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至于如何使“每个人”具备入学的条件，这倒使人们开始感到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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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公立中学是美国发明的，这种学校是这个国家最有意义、最具特色但又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种教育机构。实际上它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旨在适应各种实际需要。近至一八九○年时，进入中学的美国人仍然很少；当时十四至十六岁年龄组的少年进入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的人数还不到百分之七，而这个数目的学生中，进入高等院校者所占的比率更是微乎其微。一八九七年，哈佛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阐述“民主社会的教育功能”时，所说的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事实。他认为：“民主教育在世界上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所能达到的目标现在还难以充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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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的希望是解放所有的美国人，让他们受教育，这条教育途径可能使他们走向最有学问的行业。传统的求学阶梯仍然存在，每个学生一旦选定阶梯，便可从易到难、从简到繁地不断往上攀登。民主的使命是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一切事业机会。埃利奥特的方案实际上是托马斯·杰斐逊十八世纪末为弗吉尼亚设计的体制的新版本，其目的是不考虑财富与阶级的差别、把最有才能的人筛选出来以便他们在学术上得到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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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立中学而进行的努力，以及中学在美国民主制度中处于何等地位的论争，使一个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问题重又处于突出地位，直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还不断困拢着美国国民。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平等”的含义究竟指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也是现代民主的中心问题。让所有公民发展其自然差别，包括其自然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是好社会吗？抑或那种试图把人人拉平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好社会？“平等”究竟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还是把所有的人拉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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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比在其它领域更显得尖锐，特别是在中学里。小学所教的只是读、写、算等基本技能，并假定除了智力迟钝或有身心缺陷者外，其他所有人都能接受教益。可是中学“高”了一层，情况就不一样。如果说中学是走向“高等”教育的阶梯，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爬阶梯的同等条件。因此，应不应当把中学看成一把筛子，把有能力进入高等学府的人从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中间筛选出来？对于这两部分人究竟该如何处理呢？是否应将相应的一份教育经费花在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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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意见，所强调的重点有很大差异，它们竟相争取控制美国新办的中学。埃利奥特是继承杰斐逊传统的，他认为，民主教育的职责除了全民扫盲之外，就是要培养自然的优秀阶层，让这些能力最强的公民得到发展以造福全社会。因此教育经费不应浪费在那些不能充分利用这笔经费的人身上。这种观点要求对所有的人树立同一的严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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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以斯但利·霍尔和约翰·杜威为首，他们也热心支持免费的公立中学。前文已提到，霍尔是儿童研究的创始人，也是青春期的首先发现者；杜威是他的弟子，注定会成为新教育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这些人对“自然的优秀阶层”深感担忧，他们在民主化教育方面的新哲学是支持霍尔所谓的“无能者大军”的事业。霍尔同意，埃利奥特校长的中学一律化方案会创造条件，使天资高的穷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这方案是主张对所有学生以同样方式讲授学校科目。但是霍尔提出问题，对于那些“由于遗传原因而智力发展缓慢和智力发展停止得早”的广大人群该怎么办呢？这些人正需要特殊对待。埃利奥特并不否认遗传性的低能现象，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人在学童中“比例极小”。埃利奥特说：“任何学监或校长在拟定教学大纲时如以无能者为主要考虑对象，那么这个人在业务问题上是有不正常心态的。”而霍尔主要关心的正是这些所谓“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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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埃利奥特为一方而以霍尔和杜威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差距的大小，可以衡量出美国教育这种新宗教离开旧世界学校体制有多远，埃利奥特尽管也是个改革者，但他想的和谈的仍然是学习的“科目”。霍尔、杜威和追随他们的人想的和谈的却是学生。埃利奥特的目的是要把学生从狭窄古老的课程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选择”最有兴趣的科目；另一方则是让学生摆脱课程束缚，还他以本来面目。埃利奥特的变革是一种急进的改革，霍尔和杜威的主张则意味着一场革命。这种革命性的教育新观点会把美国的中等学校从一种对少数人提供专门知识的教育机构（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改变成一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下定义，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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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埃利奥特是美国教育这个新宗教中一个不那么激进的教派的传道者。他出生于一八三四年，是波士顿一位富裕的市民领袖的独生子。他先后毕业于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和哈佛学院（一八五三年），后来留在“哈佛”担任数学及化学讲师。一八六三年因“哈佛”不提升他而辞去职务，往国外旅行，回国后就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教授，早在一八六九年，埃利奥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两篇有关“新教育之组织”的文章就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这一年晚些时候，“哈佛”大学选举他当校长，而前此不久该校连副教授都不给他做。这次选举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哈佛”的督学们终于以并非一致的选票通过了这项任命。埃利奥特任“哈佛”校长的四十年间，以及直到一九二六年他九十二岁时逝世为止，一直是知识界的探险者，也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的声音发自“哈佛”这个最受尊敬的美国高等学府，同时也是新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内部圣殿，以他作为发言人来解释美国教育中的民主概念就具有双倍的说服力。他比美国任何其他教育家都更有资格对新教育的趋势赋予崇高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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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九年，埃利奥特写道：“美国的办事条件和生活方式与欧洲的习俗和条件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个普通美国人和一个普通欧洲人在吃喝、睡觉、工作和娱乐各方面都不一样……欧洲学校所表现的精神，在很多方面跟美国习俗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继承了公民自由权、社会流动性和大量的本土资源，我们比欧洲国家 优越之处是难以估量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自由本身能给我们多大好处，而是通过明智的教育我们能给自由多大帮助。”埃利奥特提出这样的论点：如果民主、提高社会地位的自由和表现自己的自由使美国显得与众不同，那么，它们也势必会使美国的教育办得与众不同。因此，埃利奥特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在教育中体现民主：给每个美国人以机会。让他选择他想学的东西：开辟有助于他成长的道路，使所有人摆脱财富和阶级方面的人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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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从“哈佛”开始着手。他反对在课程设置方面的传统贵族作风，即把拉丁文、希腊文、数学等科目置于英语、法语、德语、历史、经济以及自然科学这些现代科目之上。他认为，每个学生均应有机会按其自己的途径发展，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自己利益的鼓舞下奋进。他不顾教师的强烈反对，实行“选科”制，这就意味着各科平等，学生获得新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学科。一八九四年，“哈佛”的本科生除了要学英语和一门现代外国语之外，可以自选课程，只要课程数量符合校方要求，就可取得文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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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埃利奥特让“哈佛”学生享有选择权的那种民主动机，也促使他成为中学教育的改革者。中等教育使人烦恼的弊病是强迫学生和家长很早就作出抉择。因为中等教育存在着两类学校，一种为上大学作准备，另一种为“工作”作准备，学生在十岁或十一岁时就要分别归入上述两类之一，一经区分就无法改变了。埃利奥特声言，他不相信美国公众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在青少年时代以前就被区分为将来要当办事员。钟表修理匠、石印工人、电报员、石匠、卡车司机、农场工人等等，并按这种预先作出的不同职业安排而在学校中受到不同的对待。谁能作出这种预言？家长能吗？教师能吗？……我观察过数以百计的毕生颇有成就的人物，谁也无法……在他十二岁时就预料到他的前途：我一直认为，民主社会的儿童应有权按自己的志向和能力自行预定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要使美国儿童得到解放，要使其不受贫穷和出身的束缚，并容许其能自我发挥，就必须开办单一型式的中学，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上同样的学校。埃利奥特希望实现这一理想，他的作法是首先改变高等院校入学条件，“现代科目”的成绩可记入入学分数，其次改变标准中学课程，使之包括对所有人同样有用的科目，埃利奥特于一八六九年担任“哈佛”校长时，高等院校入学成绩只计拉丁文、希腊文、初等数学、古代史、地理几门科目。三十年后，在埃利奥特影响之下，所有现代科目一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英国史、欧洲史、美国史：物理、生理学——的成绩都列入计算。一八九二年，埃利奥特以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主席身份草拟的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主张提高中学水平井使中学更加整齐划一，认为应给所有学生开设更多的“现代”课程，一切课程对所有学生均以同样方式讲授。这不仅与法国和德国高中那种一向受人尊崇的欧洲传统大异其趣，也和美国的惯例很不一样，当时的惯例仍然是凡不想进大学的男女青年只需受“初级”教育。按欧洲的传统来说，“中等”教育只是为了“准备”青年人上大学，中学教育意味着要学更多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更多的古代史和数学，以便学生能够符合大学的要求，中等教育和大学预备教育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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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着重非实用学科的现象，使得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一七四三年就主张开办一种小学的后继学校，名之为“中等学校”。在这种学校里要开设数学（当时的“古典文科中学”甚至都不教数学）、现代语言、科学、现代史和地理几门课程。富兰克林的目的也是要扩大所有美国青年的知识面，包括那些不打算成为教师、牧师、医师或律师的青年在内。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期间，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中等学校”约一千三百所，一般都是私立，目的在于让那些不上高等院校的孩子在读完小学后接受较好的教育，菲利普斯·安多弗中等学校（一七八○年注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等学校（一七八一年注册）、伊拉兹马斯·霍尔中等学校（一七八七年注册、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学校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这些学校之建立，不仅旨在学术上教育青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懂得谋生这一件切切实实的大事”。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已开始出现另一种新型的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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