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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本人并不在派往海外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中，据说需要他在国内做招募工作。但是，一八一二年他从神学院毕业后，即被国内的传教团体派去调查美国西部的宗教情况，他两度长途跋涉，或步行或骑马，走过了许多人迹罕至的荒漠之地。他报告说，他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缺乏宗教信仰”的现象。由于他的报告，美国圣经学会成立了。他协助组织了向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和南美各族人的传教活动。然后，米尔斯调查了新的城市贫民区的宗教信仰情况，特别是纽约市的贫民窟。米尔斯一贯反对奴隶制，他在一八一六年协助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支持者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亨利，克莱和安德鲁·杰克逊等人）。这个协会除了支持解放美国黑人外，还进行在非洲建立美国黑人移民地，以便“向非洲传播宗教和文明的福音”。米尔斯亲自到非洲帮助挑选移民地点，并与非洲部落的首领们实际谈判土地问题。这片土地后来成为利比里亚。一八一八年，他在乘船回国途中死于热病，葬在茫茫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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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留下的遗产就是美国的传教活动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他对国外传教活动所起的作用，就好象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于毛皮贸易一样，他们都是杰出的促进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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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深入所有各个人洲，并在国内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这些传教活动还获得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干才的参与，其中包括才能卓越而引人注目的艾多奈拉姆·贾德森。此人在安多弗参加米尔斯的兄弟会，是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一八一二年派往加尔各答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在船上潜心阅读了有关浸礼问题的神学著作，准备会见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凯里。结果，贾德森和妻子皈依了浸礼会的教义。他辞去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信仰公理会教义）的传教工作，敦促成立浸礼会海外传教会，并成为该会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士。贾德森夫妇来到他们自始至终最热爱的传教地区——缅甸。他在那里研究缅甸语言并在那里开始他的事业，这个事业主要是以物质生活艰苦和学术成就卓越而著称，并非以其改变人们信仰的活动而闻名。英缅战争爆发后，贾德森虽由于身患疟疾，体质虚弱，仍被囚禁在缅甸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并有一年多时间带着五副重镣。贾德森的妻子和两个襁褓中的女儿都在迫害中死去，但他却继续留在缅甸传教，直到一八五○年去世。贾德森在缅甸工作了二十年——用缅甸语布道，把圣经全部译成缅甸文，编纂博学的语法，并几乎完成浩瀚的缅英词典。尽管他花了五年时间才使第一个缅甸人皈依，但他去世前已领导着一百六十三个缅甸传教士，而缅甸教会则已拥有七千名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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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世界各地，劝导人们皈依宗教的工作都进展得很慢。一位传教士在非洲工作了十一年，才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教会在印度西部的马拉蒂传教二十一年，死去的传教士数目超过了皈依教会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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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宗教皈依并不足以衡量美国人在海外努力传教的意义。传教已成为神化美国民主和美国生活标准的一种手段。况且在整个十九世纪，海外传教活动实际上有助于使美国国内人民的生活蒙上一层真真实实的宗教色彩。教育在美国国内已成为一种世俗性质的宗教，而在海外则是传教的一种手段。美国的传教士把教育的福音带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他们用美国人的钱建起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捐献这些钱的美国人形形色色，钱数也有多有少。例如，约翰·富兰克林·古奇尔是宾夕法尼亚一个卫理公会的教士。他娶了马里兰一位富家闺秀为妻，便协助建立巴尔的摩女子学院（后称古奇尔女子学院），后来又率领教育传教团到远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支助了印度当地的一百二十所小学，在朝鲜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还在中国和日本协助创立教会大学。到一九○四年时，他投入这些项目的资金已达二十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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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杰出、最老练的教育传教士中有一位叫赛勒斯·哈姆林。他出身缅因州一个农民家庭，开始时跟银匠当学徒，后来自学神学，并进入鲍登学院。随后到班戈神学院就学三年，准备做一名传教士。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派他去土耳其办学。他于一八四○年在君士坦丁堡郊区的倍贝克开办了一所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达二十年之久。据哈姆林说，在传教士进行工作的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化中，“几乎一切都象一团乱麻”。因此，他认为，传教士的世俗目标和宗教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一切都迫切需要“解决”，而只有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才能办到。他带来全新生活方式的福音，目的不仅是使个人皈依基督，而且要把铁锹、铁犁介绍给“异教”徒，使他们学会使用汇票，学会“文明生活的整个组织方式”，以便加速“从异教过渡到文明：从彻头彻尾的、毫无指望的懒惰过渡到勤劳：从野蛮人过渡到基督徒。”哈姆林不顾其他传教士的讥笑嘲弄，坚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训练他的亚美尼亚学生制造铁皮炉子和“大量美国式捕鼠夹子”。一八四七年，一位亚美尼亚教授到土耳其来帮助政府建立一所采矿学校，他试图架起一条电报线。哈姆林就在他那神学校的工场里制造电报设施的零部件，还帮助安排了一次在苏丹面前进行的示范表演（线路的一头架在苏丹接见宾客的房间里，另一头架在王宫远处的一个角落）。兴高彩烈的苏丹大声说“赞美真主！赞美真主！”然后，为了表示感谢，他授给塞缪尔·莫尔斯一份皇家证书和一个镶满宝石的勋章。这是莫尔斯得到的第一块勋章。六年以后，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土耳其人架起了他们的第一条电报线，把他们的国家和世界连在一起。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哈姆林看到成堆的英国士兵军服上满是虱子，他就利用空啤酒桶制成了原始的洗衣机。这既为土耳其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士兵们提供了比较清洁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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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林希望他的学生能够自食其力，因此开了一家面包房，很快就因烘制“新教面包”而生意兴隆。和哈姆林一起工作的传教士恐怕他的面包房“会使传教工作失去宗教意义而世俗化”，但哈姆林不顾他们的反对，第一次向土耳其人介绍了用好蛇麻子酵母制造的面包，并附带为市场确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因为他的面包实际上比法定的重量多一点儿。一八五六年，纽约官商、铁路大王克里斯托弗·莱因兰德·罗伯特访问君士坦丁堡。一天，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艘小船上飘来的香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罗伯特知道船上运的是哈姆林的“新教面包”后，便去访晤他，后来两人开始合作，终于创立了罗伯特学院。这所新的教会学校一八六三年在倍贝克开办，一八七一年，学生们迁进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壮丽景色的新校址。这所学院直到二十世纪后期仍然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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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姆林筹办并在初期由罗伯特提供资金的罗伯特学院，遵照哈姆林改造奥托曼帝国的预言性方针：“和平、时间、教育”的方针，为整个中东培养了领袖人才。当哈姆林回到美国要求富裕的美国人为该校捐款时，他收到很多每笔为一百美元或数目更少的小额捐款，却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大笔赠款。他写道：“他们（富人）不喜欢解除负担。他们很富裕，但要他们慷慨解囊，就好象是抢劫他们一样。一个每年收入四万美元的人，由于习惯为生活花四万五千美元，又怎能指望他拿出钱来呢？他已经在生活费用中节约了五千美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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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还在各大洲建立了其它各种传教机构——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医院、教堂。用当时委婉的说法来讲，许多施主“之所以闻名，并非由于他们为取得财富所做的工作，而是鉴于他们的财富分配方式。”南北战争之前，纽约一位商人为五十名去中国的传教士提供路费，然后又捐献一艘船运输一万八千卷基督教文献，以供他们分发。一位身为教友会教徒的企业家，死后为在利比里亚的一个圣公会传教团留下一万美元。一位前南部邦联的牧师因印刷主日学校的课本而发财，他捐献了十几万美元用于宗教活动，包括在墨西哥的科阿韦拉州建立一所女子学校。纽约巨富道奇家族捐钱在贝鲁特建立了美国大学。新伦敦一位银行家一八八九年捐了一大笔钱在日本京都的同治社大学建立了理科研究生部。这样做的人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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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成立一百周年，当时的理事会主席塞缪尔·比林斯·卡彭本人就代表了美国新的传教精神。卡彭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贫苦家庭，最初他在一家地毯公司做勤杂工，年工资只有七十五美元。后来他终于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发了大财。他本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十分热心于教育，并努力把“经营企业”的方法引进教育和慈善事业。他把公理会的主日学校出版公司搞成一个赢利率很高的企业。他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任职（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期间开办了手工课，帮助整顿了管理，提出了建筑计划，并成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校董会的主席。卡彭鼓吹：完善的企业管理方法和坚定的宗教信仰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者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都是“忠诚”——“有了这种良心，就可以做好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有了这种诚意就会去清扫地毯下和角落里的灰尘；也会在波士顿郊外十英里的地方铺低级地毯，其工作的认真象在贝肯街的住宅铺高级地毯一样；也会销售用于地窖里的油布，其工作的热诚象销售用于铺主楼地板的地毯一样。”卡彭认为，威胁美国文明的是物质主义。“到处有商业交易在进行，但是不信基督的商业交易却是一种祸害。那意味着武器买卖、奴隶贸易和销售朗姆酒。”他指出，美国出口一百多万加仑朗姆酒，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酒几乎全部出口到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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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彭说，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是商业的敌人，它不可避免地会为商品带来主顾。“我们的传教士于一八二○年到达夏威夷时，那里的土著不过刚刚脱离原始状态。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和在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下，他们的发展非常之快，以致二十年后，他们与美国的贸易就象我最近在波士顿商会研究的那些表格所表明的那样：进口额为二十二万七千美元；出口额为六万七千美元；与夏威夷群岛的总贸易额为二十九万四千美元。”他指出，土耳其的一个地区买了十台轧棉机，另一个地区买了一百台扬谷机。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无法说服他那个教区的居民——一位制造铁犁的富商支持海外传教活动。后来，这位富商访问了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同时也为铁犁开辟了市场。这位富商大赚其钱，于是决定为四个传教士提供经费。然而，铁犁的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传教士的工资与他所多赚的利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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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卡彭对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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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世界向基督教开放后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当一个异教徒转变为上帝的信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同时他就会要求相应地改变他的外部生活和周围的环境。他希望穿上基督教徒的服装，住上基督教徒式的房屋，用上基督教徒的犁和其它一切使基督教文明与异教徒的狭隘和低级的生活有所区别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了解到基督教的进展怎样促进了世界的贸易，他还了解到，随着基督福音的进一步传播，贸易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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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攻击卡彭是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传教士却和他一起对如此有利可图的上帝大唱赞歌。卡彭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基督教会是物质主义唯一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为唯有基督教能够保持物质繁荣的道德性。“发展对外贸易不是传教士的工作，他对推销现代化机器并不感觉兴趣，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帮助人和拯救人。但是，他使人们皈依基督教、教育人和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工作，也产生了其它效果，就象太阳出来浓雾就会消散一样不可避免。”卡彭回顾说，在一个世纪的传教活动中，美国人为此献出了四千多万美元，而仅在前一年内，在外国皈依的当地基督教徒就捐了相当于三百万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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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医学方面的进步，传教活动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医院和医疗传教机构的形式。这一新的工作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从卫理公会传教士玛丽，里德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缅甸外科医生”戈登·西格雷夫博士。玛丽·里德一八八四年在印度染上麻风病，但她活了下来，并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办了一座麻风病院。西格雷夫医生出生于美国一个浸礼会传教士家庭。他开办了一所“山地医院”，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部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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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世纪初，约翰·洛克菲勒成为美国海外传教活动中捐款最多的捐助人。这位虔诚的浸札会教徒拿出大笔资金支助浸礼会的传教活动，但是在一九○五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帮助过其它教派。一九○五年初，公理会理事会秘书致信洛克菲勒，请求他捐助十六万美元，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洛克菲勒捐了十万美元。他按照惯例，决不公开宣布自己的捐款。但一九○五年三月，《公理会教友》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跟着就有三十名教会人员，多数是牧师，在波士顿集会，联名签署了一份正式抗议书，要求将这笔钱退还。他们说，“由于近来不断有人对洛克菲勒提出有力的控告，指其运用在道德上不义及有害社会的手段聚敛财富”，接受他的捐款就会使理事会受到“置道德问题于不顾的指责”。公理会的牧师们竞相斥责洛克菲勒，言辞最激烈的莫过于公理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华盛顿·格拉登博士。三月二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大肆攻击洛克菲勒：“向我们教会理事会提供的这笔钱，来自一个庞大的财团，而这个财团又是以当代商业史上最残酷的掠夺为基础的。它的成功从开头至今日主要是来自非法操纵铁路票价。”他指洛克菲勒的捐款为“肮脏的钱”，这个词后来值被人们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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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美国突然间充满了卫道士。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洛克菲勒这笔捐款的不妥处是在数额太小，而不在其来源。赞成洛克菲勒的人说，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了些错事就贬低他的善行，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况且按照格拉登博士及其同事们所大声宣扬的美国信条，在尚未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应承认他是无辜的，而洛克菲勒还没被任何法庭判定有罪。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罗伯特·拉福莱特这些有影响的人都加入了格拉登的攻击。拉福莱特在对肖托夸地方的听众演讲时痛斥道：“洛克菲勒用两只手捐钱，却用许多只手抢劫。他即使活一千岁也无法赎回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当代最大的罪犯。”更能说明这种冠冤堂皇的教会道德的就是公理会理事会本身的行动。理事会发现自己请求洛克菲勒捐钱的行动不得人心后，开始一言不发，后来那位实际上劝说洛克菲勒捐钱的秘书詹姆斯·巴顿牧师想逃避责任，就对《纽约时报》说，洛克菲勒这笔钱是“自发、主动地捐献的”。当洛克菲勒的代表弗雷德里克·盖茨牧师威胁要向美联社公布所有来往信件时，巴顿牧师才只得讲出实情，并向公理会理事会取得一份声明，承认这笔钱实际上是他们请求捐献的。在这种竞相虚伪的迷雾下，格拉登博士也改变了立场，理事会最终感激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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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洛克菲勒向耶鲁大学捐款一百万美元，两天后他又向普通教育委员会捐款一千万美元。当这项宣布发表时，三个月前还称洛克菲勒的十万美元为”肮脏的钱”的一片抗议声突然戏剧性地消失了。《纽约太阳报》说，“一千万美元使它的臭味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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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十 乐善好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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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美国的外交都是令人不快的、笨拙的，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美国政治家在外交政策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因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而变得复杂无比。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国内众多种族和民族集团的手中都拥有某种否决权。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各种人的好恶，曾使美国在有违本身意愿的情况下卷入世界的各种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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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人口分布因素曾使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但美国的地理位置却又使它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美国本土处于两个大洋之间，邻国或弱或持友好态度，所以美国没有遭受外国侵略的危险。因而，美国的国际外交表现为一种参与和超脱相结合的奇特产物，这是与任何其它大国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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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人不善于办理外交的话，他们却对各国合作充满了乐观的看法和乐善好施的愿望。几乎其他所有民族部有一部分人在美国。美国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除某些明显的例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表现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白种人的负担”的最坏特征。美国从未拥有海外帝国，因此美国支持外国建立自治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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