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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成立一百周年，当时的理事会主席塞缪尔·比林斯·卡彭本人就代表了美国新的传教精神。卡彭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贫苦家庭，最初他在一家地毯公司做勤杂工，年工资只有七十五美元。后来他终于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发了大财。他本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十分热心于教育，并努力把“经营企业”的方法引进教育和慈善事业。他把公理会的主日学校出版公司搞成一个赢利率很高的企业。他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任职（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期间开办了手工课，帮助整顿了管理，提出了建筑计划，并成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校董会的主席。卡彭鼓吹：完善的企业管理方法和坚定的宗教信仰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者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都是“忠诚”——“有了这种良心，就可以做好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有了这种诚意就会去清扫地毯下和角落里的灰尘；也会在波士顿郊外十英里的地方铺低级地毯，其工作的认真象在贝肯街的住宅铺高级地毯一样；也会销售用于地窖里的油布，其工作的热诚象销售用于铺主楼地板的地毯一样。”卡彭认为，威胁美国文明的是物质主义。“到处有商业交易在进行，但是不信基督的商业交易却是一种祸害。那意味着武器买卖、奴隶贸易和销售朗姆酒。”他指出，美国出口一百多万加仑朗姆酒，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酒几乎全部出口到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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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彭说，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是商业的敌人，它不可避免地会为商品带来主顾。“我们的传教士于一八二○年到达夏威夷时，那里的土著不过刚刚脱离原始状态。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和在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下，他们的发展非常之快，以致二十年后，他们与美国的贸易就象我最近在波士顿商会研究的那些表格所表明的那样：进口额为二十二万七千美元；出口额为六万七千美元；与夏威夷群岛的总贸易额为二十九万四千美元。”他指出，土耳其的一个地区买了十台轧棉机，另一个地区买了一百台扬谷机。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无法说服他那个教区的居民——一位制造铁犁的富商支持海外传教活动。后来，这位富商访问了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同时也为铁犁开辟了市场。这位富商大赚其钱，于是决定为四个传教士提供经费。然而，铁犁的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传教士的工资与他所多赚的利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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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卡彭对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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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世界向基督教开放后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当一个异教徒转变为上帝的信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同时他就会要求相应地改变他的外部生活和周围的环境。他希望穿上基督教徒的服装，住上基督教徒式的房屋，用上基督教徒的犁和其它一切使基督教文明与异教徒的狭隘和低级的生活有所区别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了解到基督教的进展怎样促进了世界的贸易，他还了解到，随着基督福音的进一步传播，贸易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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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攻击卡彭是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传教士却和他一起对如此有利可图的上帝大唱赞歌。卡彭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基督教会是物质主义唯一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为唯有基督教能够保持物质繁荣的道德性。“发展对外贸易不是传教士的工作，他对推销现代化机器并不感觉兴趣，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帮助人和拯救人。但是，他使人们皈依基督教、教育人和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工作，也产生了其它效果，就象太阳出来浓雾就会消散一样不可避免。”卡彭回顾说，在一个世纪的传教活动中，美国人为此献出了四千多万美元，而仅在前一年内，在外国皈依的当地基督教徒就捐了相当于三百万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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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医学方面的进步，传教活动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医院和医疗传教机构的形式。这一新的工作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从卫理公会传教士玛丽，里德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缅甸外科医生”戈登·西格雷夫博士。玛丽·里德一八八四年在印度染上麻风病，但她活了下来，并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办了一座麻风病院。西格雷夫医生出生于美国一个浸礼会传教士家庭。他开办了一所“山地医院”，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部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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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世纪初，约翰·洛克菲勒成为美国海外传教活动中捐款最多的捐助人。这位虔诚的浸札会教徒拿出大笔资金支助浸礼会的传教活动，但是在一九○五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帮助过其它教派。一九○五年初，公理会理事会秘书致信洛克菲勒，请求他捐助十六万美元，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洛克菲勒捐了十万美元。他按照惯例，决不公开宣布自己的捐款。但一九○五年三月，《公理会教友》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跟着就有三十名教会人员，多数是牧师，在波士顿集会，联名签署了一份正式抗议书，要求将这笔钱退还。他们说，“由于近来不断有人对洛克菲勒提出有力的控告，指其运用在道德上不义及有害社会的手段聚敛财富”，接受他的捐款就会使理事会受到“置道德问题于不顾的指责”。公理会的牧师们竞相斥责洛克菲勒，言辞最激烈的莫过于公理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华盛顿·格拉登博士。三月二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大肆攻击洛克菲勒：“向我们教会理事会提供的这笔钱，来自一个庞大的财团，而这个财团又是以当代商业史上最残酷的掠夺为基础的。它的成功从开头至今日主要是来自非法操纵铁路票价。”他指洛克菲勒的捐款为“肮脏的钱”，这个词后来值被人们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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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美国突然间充满了卫道士。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洛克菲勒这笔捐款的不妥处是在数额太小，而不在其来源。赞成洛克菲勒的人说，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了些错事就贬低他的善行，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况且按照格拉登博士及其同事们所大声宣扬的美国信条，在尚未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应承认他是无辜的，而洛克菲勒还没被任何法庭判定有罪。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罗伯特·拉福莱特这些有影响的人都加入了格拉登的攻击。拉福莱特在对肖托夸地方的听众演讲时痛斥道：“洛克菲勒用两只手捐钱，却用许多只手抢劫。他即使活一千岁也无法赎回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当代最大的罪犯。”更能说明这种冠冤堂皇的教会道德的就是公理会理事会本身的行动。理事会发现自己请求洛克菲勒捐钱的行动不得人心后，开始一言不发，后来那位实际上劝说洛克菲勒捐钱的秘书詹姆斯·巴顿牧师想逃避责任，就对《纽约时报》说，洛克菲勒这笔钱是“自发、主动地捐献的”。当洛克菲勒的代表弗雷德里克·盖茨牧师威胁要向美联社公布所有来往信件时，巴顿牧师才只得讲出实情，并向公理会理事会取得一份声明，承认这笔钱实际上是他们请求捐献的。在这种竞相虚伪的迷雾下，格拉登博士也改变了立场，理事会最终感激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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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洛克菲勒向耶鲁大学捐款一百万美元，两天后他又向普通教育委员会捐款一千万美元。当这项宣布发表时，三个月前还称洛克菲勒的十万美元为”肮脏的钱”的一片抗议声突然戏剧性地消失了。《纽约太阳报》说，“一千万美元使它的臭味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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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十 乐善好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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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美国的外交都是令人不快的、笨拙的，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美国政治家在外交政策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因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而变得复杂无比。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国内众多种族和民族集团的手中都拥有某种否决权。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各种人的好恶，曾使美国在有违本身意愿的情况下卷入世界的各种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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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人口分布因素曾使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但美国的地理位置却又使它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美国本土处于两个大洋之间，邻国或弱或持友好态度，所以美国没有遭受外国侵略的危险。因而，美国的国际外交表现为一种参与和超脱相结合的奇特产物，这是与任何其它大国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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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人不善于办理外交的话，他们却对各国合作充满了乐观的看法和乐善好施的愿望。几乎其他所有民族部有一部分人在美国。美国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除某些明显的例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表现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白种人的负担”的最坏特征。美国从未拥有海外帝国，因此美国支持外国建立自治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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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是殖民时期美国人那种天真幼稚想法的继续。如果威尔逊总统更熟悉现实世界，也就是劳合·乔治、克里门梭和奥兰多生长的现实世界，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也许就会签订一个能够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条约，而不是去创建一个国际联盟了。从长远观点看，美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从购买路易斯安那到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往往是美国人天真气质和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世界其它地区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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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飞机把美国这个两洋环抱之国同世界联成一体。这时，美国已形成了一种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新型美国外交方式。这种美国外交方式也象美国其它政治体制一样，显然是美国具体环境的产物，它不仅植根于那种有助于立国并继续鼓舞大量美国人的传教传统，而且也植根于把美国疆土从一个大洋扩展到另一个大洋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起的某些特殊作用。十九世纪时，许多美国人希望政府是一个服务性机构。产生这种美国式观点的根源是北美的富足：这里有如此之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又有如此之多的处女地由于政府的赠与而变为公共财产，每个人都认为他有权得到自己的一份，而且政府既有权赠与就有义务使其有用及具有生产力。十九世纪时，移民、想分地定居的人、农场主、牧场主、修建运河和铁路的人的期望，到二十世纪时就成为卡车运输业者、公路修建者、航空公司创办者这类人的期望。萧条和危机使美国人的信念很容易就从认为政府必须提供有利可图的土地，发展到认为政府有义务将整个经济搞活并使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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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已经创建了一种基于金钱的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不能产生一种基于金钱的外交呢？在外交事务中，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新方针也是新世界神话般的财富和人所共知的乐观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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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表达了一种信念，即认为美国政府在国外也是一个服务性机构，它能使外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这种观点尽管在外交界十分罕见，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它来源于传教士的那种希望，即希望美国的生活标准能够（用传教士领袖卡彭的话来说）“使异教徒的世界变为基督教的世界”。到本世纪中，一种新的传教精神开始主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海外支出预算，“对外援助”（foreign aid）一词带着新的特殊意义，于四十年代后期进入美国的词汇，它很快就被人们简称为“外援”，而且很快就在美国语言词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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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倾向于把这一卓越的新行动视为单纯的“外交政策”事项，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在方针方面的创新有多么巨大，在精神方面与传统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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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起，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受到某些大家都熟悉的习尚和惯例的支配，如战争、结盟、邦联、条约和秘密协议等。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进出口贸易，受到关税、赠金、信贷和贷款的影响与控制。当一个强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时，那强国就要敲诈勒索或要求弱国进贡（包括金钱、物品或特权）。当然，偶而也会出现国与国间的善举：为了救济灾民，治疗瘟疫，减轻火灾、地震、火山爆发或其它灾害所引起的苦难，一国人民向另一国人民赠送钱粮、药品或衣物。一八六四年，日内瓦公约规定亨利·迪南的红十字会协会在战时享有国际豁免权，因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慈善性的馈赠只是偶然的，数量也不大，它们在国际政治和世界贸易中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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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一个个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使这种关系和范畴变得混乱起来。殖民主义使相距甚远的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带有某些国内关系的特征。法律取代了条约，“国际”贸易变成了帝国内部的贸易。十九世纪英国政府用于印度的资金，确切地说，既非进口，也非出口，更不是慈善行为，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帝国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前途与福祉，都与工业进步、开发、发展和慈善行为的强大力量交织在一起。对外援助（即由政府拨款以解除外国人民的困苦、救济灾荒、增进他们的福利）在十九世纪时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把资金用于这一目的，是不符合宪法的。有许多次国会遇到要求这种拨款的压力时，反对意见总是占上风，认为宪法禁止这种支出。例如一八四七年，有人就拨款救济爱尔兰饥民一事向国会施加压力。前已提及，一八四五年及以后几年的马铃薯饥馑使爱尔兰饥鸿遍野，饿殍满道。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爱尔兰后裔，阅读了目击者描写这一场使百万爱尔兰男女老少丧生的大饥荒的文章后，恻隐之心油然而起。这场灾难使美国全国为之震惊，掀起了第一次在全美范围内对海外援助的慈善运动。国会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请愿书，要求联邦政府拨款救济爱尔兰饥民，国会议员中很少有人需要别人提醒此事所包含的巨大政治风险，因为它涉及人数日益增多的爱尔兰裔的选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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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由民主党的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执政，正在进行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战争。辉格党反战派主要人物之一的霍勒斯·格里利尖刻地指出，美国政府有权派兵屠杀墨西哥儿童，却无权救济灾民。但是，即使他本人也不肯在一份请求国会为这种“违反宪法”的目的拨款的请愿书上签名。亲民主党的华盛顿《联合日报》赞同他的观点说：“我们同情她（爱尔兰）那些伟大的、受难的人民，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违背我们的宪法。”有一位国会议员是这样解释他的顾虑的：这里所建议的拨款实际上是“为了向那些贪婪的党棍提供食粮，而不是向爱尔兰饥民提供面包。”波尔克总统本人则向他的内阁宣布，即使国会通过这一拨款，他也会予以否决，因为宪法不允许把公款用于慈善活动。他补充说，当然，他本人对于爱尔兰人的痛苦不乏同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个人将向救济基金捐款五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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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一年，俄国发生饥荒，国会再次受到提供援助的压力。而以宪法为理由（以及其它理由）的反对意见再次占了上风，甚至要求拨款十万美元把捐赠的粮食由海路运到俄国的提案也未获通过。在有关援助俄国的辩论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康斯坦丁·基尔戈回忆说，几年前得克萨斯州遭受严重旱灾时，他呼吁国会拨款一万美元购买种子，总统却以缺乏宪法权力为理由而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时，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这一“放纵慈善感情”的措施，克利夫兰解释说，原因是他“无法在宪法中找到进行这一拨款的授权”。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回忆说，一八九○年夏，内布拉斯加州遭受旱灾，人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也同样因“不符合宪法”而遭到拒绝。相信这些先例都被援引来反对向俄国人提供国会拨款的慈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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