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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对处于危难中的外国人民的援助一般都采取由公民私人及其组织自愿赠与的形式。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甚至这种作用是否合法也受到广泛的怀疑。美国人对外国灾民提供的慈善捐赠数额很难计算,因为募集这些财物的组织很多,运送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仅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到一八四七年七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单是给爱尔兰人的私人捐款大概就有一百万美元。仅一八九二年一艘船载运给俄国饥民的谷物、玉米和面粉就达二十万美元。由于美国人的祖籍遍及全球,因此几乎没有一笔捐款不受到美国国内某一民族集团的反对。英裔美国人说,援助爱尔兰人实际上是对英国人的一种侮辱;许多美籍犹太人对俄国人集体屠杀犹太人感到惊骇,因此把一八九○年对俄国人的捐赠看作是对反犹主义的一种认可。然而到二十世纪初,全世界各国处于危难中的人民都得到数量可观的美国私人捐赠。衣物运往希腊,面包运往爱尔兰,资金送到兰开夏郡贫苦纺织工人手中,衣物和救济品送给逃离土耳其人压迫的克里特难民,粮食和衣服送给亚美尼亚人和近东其他民族,小麦运往加尔各答和孟买,粮食运往古巴和中国。美国人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乐善好施的角色。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然竭力把慈善事业和政府的政策分开。一九一四年,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后,美国给比利时的援助都是由私人捐赠的。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是比利时救济署的赫伯特·胡佛。一位德国官员疑惑不解地问他:“你们美国人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胡佛反驳说:“你们德国人绝对不可能理解,有些人是出于纯粹博爱、无私的动机来办事的。所以我根本不屑于向你们解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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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俄国在战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束后发生饥荒,而不久之前,美国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却曾大肆逮捕及驱逐共产党员和嫌疑共产党员,美国当时采取的行动进一步表明将慈善事业与政府政策分开的做法。赫伯特·胡佛再次出马领导救济工作。这次国会一反遵守宪法的传统,拨出价值四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药品,送给红十字会救济俄国。但是,总数达八千万美元救济中的大部分还是来自私人捐赠。一九二二年,胡佛发挥其组织能力,将药品、食物和衣服运至一万八千个救济站,分发给一千零五十万赤贫的俄国人。胡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例如说服俄国人改变饮食习惯,以便食用玉米等他们不熟悉的美国粮食。他完成了当时史无前例的、最广大的美国慈善工作。当时流亡国外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一九二二年写信给胡佛说:“在人类极需仁爱与怜悯之时,美国人民的慷慨解囊复苏了人与人之间的博爱的理想。”在莫斯科的一次官方宴会上,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千百万得救人民的名义”,向胡佛赠送致谢卷轴。当时美国尚未承认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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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与在海外进行私人救济的那种非政治性慷慨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著名论战,支配了美国就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的辩论达十几年之久。战后,盟国及议和后新建国家欠美国的战争贷款和救济贷款总共超过一百亿美元。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领导的两届美国政府坚持把这些债务作为严格的金钱交易。柯立芝总统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简练口头语:“他们欠了钱,对不对?”这句话概括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不愿取消或减少盟国债务的态度主宰了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防碍了更现实地处理德国赔款问题,因为盟国就是指望用德国人的赔款来偿还欠美国的债务。在国内,这个问题迷惑了美国的政治,加剧了战后美国人退出欧洲和世界的愿望。这场论战表明,当时美国人的思想离对外援助的时代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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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孤立主义者敦促美国在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开始对美国人的对外慈善事业进行法律监督。许多美国人害怕向西班牙等内战中的国家提供大规模赈济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在这些人施加的压力下,国务院开始对海外救济工作实行官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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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领导的参议院军需品调查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大肆渲染的听证会,似乎要表明,美国完全是受了贪婪的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的诱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跟着,出现了一系列“中立的”行动,旨在限制美国的贷款,监督美国的捐款,以防止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联邦政府已有监督和审查美国对交战国各种形式的援助的法定责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中立法》只允许以“现购自运”的方式输出武器和军需品。甚至在迟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过《租借法案》时,美国人仍试图保持其一贯的区别对待的做法,即将公民出于慈善或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进行的自愿捐赠与政府在国际金融和外交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分开。美国对外援助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它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慈善、财政、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动机交织在一起,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对外援助也偶然会把和平时期的技术、态度和制度与战时的技术、态度和制度混在一起,这促使美国对外关系中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国人民既不处于战争中也不处于和平状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行动在一九四五年就结束了,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美国尚未批准与日本或德国的最后和约。同时,杜鲁门总统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创立了一种新的外交,它或许是第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与遥远国家打交道的模式。它之所以具有美国特色,是由于它并非一种新的外交哲学的产物,而是一系列为眼前需要而精心安排的计划。它第一次企图把美国人的才智,事业心、技术知识和财富用于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一九四三年,战争尚未结束,就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来帮助刚得到解放的人民。虽然有四十四个国家加入救济总署,但美国却支付其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二。美国政府通过救济总署提供了二十七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正走向新的乐善好施的外交时代,即使这个数额也很快就变得极其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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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总统从来没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样对于与苏俄长期合作抱乐观的态度。一九四七年初春,他开始相信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马上表明美国制止苏联统治世界的决心。一个又一个的迹象暴露出,斯大林决心利用盟国的胜利来包围和颠覆那些尚未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苏联要求土耳其割让领土,让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新的俄国海军基地,以图进一步在土耳其建立共产党政权,尤能说明这一意图,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的话概括了美国的下一步对策,他了解俄国和俄国人的程度,是他之前的外交官所难以比拟的。他强调,美国和自由世界的生存有赖于“长期而有耐心地,但坚定并警惕地禁制俄国人的扩张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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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美国对世界的意向发表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声明。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起点的杜鲁门主义,将与一个多世纪以前门罗总统的声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尔逊总统的讲话齐名并列,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杜鲁门主义是把两者的目标合为一体的。门罗主义是指美国不能容忍外国干涉新世界各国的内政,现在已将它扩展至全世界;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财富被拿出来保证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杜鲁门总统宣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一小撮武装分子的征服或外来力量的压制……我们的帮助基本上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来进行,那是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运作所不可或缺的。”他要求拨款四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使它们有力量抵抗共产党的接管。他的要求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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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制订它们的重建计划,并向美国提出它们所需要的援助数额。七月,欧洲非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并于九月提出了一份关于欧洲夏兴的长期计划,要求美国提供二百二十四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第二年春天,美国国会为这一新援助计划的头十二个月拨款五十三亿美元。为支出如此庞大的“和平时期”计划提供这样广泛的支持,是历史上罕见的。这项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方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当时共和党的领袖是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以及各农业集团、工会和全国厂商协会的支持。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三年里,供马歇尔计划支配的美国资金共有二百二十亿美元。人们普遍认为,西欧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兴和西欧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应该归功于这个计划。数字表明,到一九五○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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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在欧洲取得的成功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任何其它地区,如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同样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专门用于非欧洲国家的补充计划。后来,这个计划被人们称为“第四点计划”,因为那是他的和平与自由计划中的第四点,亦即“主要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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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先进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必须着手拟定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惨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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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识和技术……。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过上相当富裕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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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古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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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鲁门总统请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科学和管理知识”,并提供“产品和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财政援助”。他最后说:“对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我们给了他们通过民主生活方式达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这种前途的意义,这是至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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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初,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传来苏联爆炸一颗原子弹的消息,这些情况促使美国国会行动起来。“第四点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将援助行动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坏的西欧盟国以外的国家。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复兴”和“救济”的范畴,要在世界范围内为那些最穷国家的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为了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外援(确切数字没有公布)是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向盟国和未来的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这种对外援助的新颖之处则是进一步努力,与世界边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国的技术知识、美国的教育、美国的资源和美元,从而拯救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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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与美国以前的政策大相径庭:从战债心态一跃而为外援心态,从银行家的语言一跃而为传教士、慈善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谈论的是赔款和“老老实实的债务国”,是利率和各国还债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谈论的却是生活水平,他们把不同国家的卫生情况、繁荣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较,研究个人自由的机会和各国政治制度的正确程度。马歇尔计划表明,美国官方对新旧世界之间关系的想法和感情发生了突然而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吸引他们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复兴和繁荣,而且体现在呼吁各受援国采取主动,进行合作和规划。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于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集中于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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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歇尔计划是为战时的盟国制订的,因此它仍然带有某种战争救济的性质。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帮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重整家园,但是对外援助这一巨大的新事业有一种势头,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这些庞大的新事业一样,也有一种由质量和速变混合而成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当美国的援助计划从战争救济转向那些语言、宗教、习惯和历史都是美国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国,并进而扩展到那些不仅以前不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还是遥远和不熟悉的国家时,美国终于在无边无际的希望之海中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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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教,美国以前从未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对外援助计划。不论传教活动在精神上与此多么相似,规模却要小得多。不论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是按照第四点计划或其它计划,对外援助都表明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财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具有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倾向于热爱和平并对美国友好。另一个不言而喻、有补充作用的假设是,贫穷、困苦、工业落后会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变得不那么热爱和平,不那么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更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连串的推理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些大胆的归纳,然而却井非总是直言不讳的。但不论是否明白讲出来,它都是来自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准宗教信仰,并表现出美国人对“应该如此”与“已经如此”这两种概念是一贯混淆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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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对外政策方面所出现的某些比较明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使美国人踌躇不前的。俄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为它的人民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对美国友好起来。俄国的工业化既不是民主的产物,也没有在俄国产生更多的民主。俄国的强大并没有使它变得热爱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俄国人提供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后的冷战时期,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美国。苏联越强大就越好战,在它炮制和支持的许多亚洲小型战争中,它找到了盟国,这些国家也曾是大笔美援的受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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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表明,美国人本以为外援必然会宣传民主或促进和平,但实际上纯属空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接受了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战争物资),但是中国大陆却成了共产党入的天下,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蒋介石则一点儿也不民主。朝鲜多年来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离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亚洲另一个大量接受美援的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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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对外援助计划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四百七十亿美元,东亚二百七十六亿美元,近东和南亚二百五十四亿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亿美元,非洲三十六亿美元。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款额用于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而在经济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额不是以贷款形式,而是以纯粹的赠与形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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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援助计划的扩大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年度预算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它给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和平与战争的古老分界带来了新的混乱。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了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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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十一 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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