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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识和技术……。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过上相当富裕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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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古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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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鲁门总统请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科学和管理知识”,并提供“产品和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财政援助”。他最后说:“对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我们给了他们通过民主生活方式达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这种前途的意义,这是至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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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初,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传来苏联爆炸一颗原子弹的消息,这些情况促使美国国会行动起来。“第四点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将援助行动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坏的西欧盟国以外的国家。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复兴”和“救济”的范畴,要在世界范围内为那些最穷国家的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为了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外援(确切数字没有公布)是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向盟国和未来的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这种对外援助的新颖之处则是进一步努力,与世界边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国的技术知识、美国的教育、美国的资源和美元,从而拯救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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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与美国以前的政策大相径庭:从战债心态一跃而为外援心态,从银行家的语言一跃而为传教士、慈善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谈论的是赔款和“老老实实的债务国”,是利率和各国还债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谈论的却是生活水平,他们把不同国家的卫生情况、繁荣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较,研究个人自由的机会和各国政治制度的正确程度。马歇尔计划表明,美国官方对新旧世界之间关系的想法和感情发生了突然而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吸引他们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复兴和繁荣,而且体现在呼吁各受援国采取主动,进行合作和规划。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于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集中于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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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歇尔计划是为战时的盟国制订的,因此它仍然带有某种战争救济的性质。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帮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重整家园,但是对外援助这一巨大的新事业有一种势头,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这些庞大的新事业一样,也有一种由质量和速变混合而成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当美国的援助计划从战争救济转向那些语言、宗教、习惯和历史都是美国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国,并进而扩展到那些不仅以前不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还是遥远和不熟悉的国家时,美国终于在无边无际的希望之海中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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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教,美国以前从未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对外援助计划。不论传教活动在精神上与此多么相似,规模却要小得多。不论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是按照第四点计划或其它计划,对外援助都表明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财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具有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倾向于热爱和平并对美国友好。另一个不言而喻、有补充作用的假设是,贫穷、困苦、工业落后会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变得不那么热爱和平,不那么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更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连串的推理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些大胆的归纳,然而却井非总是直言不讳的。但不论是否明白讲出来,它都是来自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准宗教信仰,并表现出美国人对“应该如此”与“已经如此”这两种概念是一贯混淆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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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对外政策方面所出现的某些比较明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使美国人踌躇不前的。俄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为它的人民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对美国友好起来。俄国的工业化既不是民主的产物,也没有在俄国产生更多的民主。俄国的强大并没有使它变得热爱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俄国人提供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后的冷战时期,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美国。苏联越强大就越好战,在它炮制和支持的许多亚洲小型战争中,它找到了盟国,这些国家也曾是大笔美援的受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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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表明,美国人本以为外援必然会宣传民主或促进和平,但实际上纯属空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接受了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战争物资),但是中国大陆却成了共产党入的天下,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蒋介石则一点儿也不民主。朝鲜多年来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离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亚洲另一个大量接受美援的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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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对外援助计划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四百七十亿美元,东亚二百七十六亿美元,近东和南亚二百五十四亿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亿美元,非洲三十六亿美元。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款额用于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而在经济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额不是以贷款形式,而是以纯粹的赠与形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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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援助计划的扩大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年度预算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它给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和平与战争的古老分界带来了新的混乱。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了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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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十一 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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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的一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项目都带有人们熟知的某种传教特色。这些庞大的事业甚至使对外援助的开支也相形见继。除用于军事冒险外,整个国家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如此耗费巨大的壮举还是首次。结果是产生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两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质:使原子裂变并产生自持核链式反应。二是成功地到达了不可达到的地方:征服星际空间和登上月球。这两个胜利都表明美国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两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为典型地象征着一个热爱民主的人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因为,说来奇怪,整个国家的成功却会使个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感到自己软弱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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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这两项壮举表现出某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国外的压力引起的,并且由于这种压力而提高了进行的速度。一是战争期间害怕纳粹德国先获得成功,一是“和平”时期害怕落后于苏俄。促成这两项壮举的是移民的智慧、想象力和精力:一种是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的难民;另一种是因纳粹倒台而流亡的难民,两项壮举追求的目标都很明确,尽管这些目标以前从未实现过。同时,两者都根据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时间表进行。为了达到目的,这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美国民主的这两大胜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点:一个是在战争期间进行,另一是在“和平时期”进行。一个是在如此广泛、雇员如此众多的庞大事业中保密最好的项目;另一个是人类历史上宣传最广泛、目击者最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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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两项事业有多少明显的区别(探索原子内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和探索外层空间不可思议的广阔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强了人的趋势感,使他进一步感觉到那种无上权威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与此类似的先例。在美国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与此相比较的或许要算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了。南北战争前,政论家们就把这条铁路说成是“一件使全国人民欢欣若狂的艺术品,如同音乐、雕塑、绘画在其各自鼎盛时期达到的效果一样。”亨利·戴维·梭罗在《湖滨散记》(一八五四年)一书中警告人们:“我们并没有驾驭铁路,而是铁路驾驭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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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本身只是在长度上不同凡响,但许多人对它所感到的敬畏和惊恐却不下于四分之三世纪后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即将接轨从而使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连成一体时,新英格兰的铁路大王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指出(本书开篇卷首就引用过他的话):“从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到一八二九年,国内交通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的变化。”现在却“突然释放出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发挥着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力:并把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骤然抛到我们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旧事物已在废弃;种族反感尚未消除,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盛衰沉浮,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他认为,铁路很可能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巨大、意义最深远的火车头,这种变革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或祸患。”当时,铁路大王对北美大陆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奇绩。直到一八九一年,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才开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达铁路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就象二十世纪美国科技取得的最惊人成就一样,都是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达到一定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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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进行的各种最伟大的合作探索,其目标多少都有些模糊不清,如十五、十六、十七世纪发现美洲,十八世纪在大洋洲探险,十九世纪对尼罗河的考察和二十世纪对北极和南极的考察。从所有这些比较早的探索事业的性质来看,它们追求的目标能否实现一向没有把握,更不用说何年何月能够实现了。而美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现,他们国家的探索事业规模越大、越集中、意义越深远,这些事业的目标就越明确,日程表也规定得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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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建立帝国——原子帝国和外层空间帝国——进行的新竞赛,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前所未有的特征。当微观世界(原子人们看不见的内部)和宏观世界(宇宙——人们看不见的外界)都成为日程表上探索的目标时,所冒风险是难以想象的,失败是难以估量的,而一旦获得成功,则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为了建立这些新帝国,也象以前为了建立那些老帝国一样,出现了疯狂竞争的景象。但是在以往对土地和领土的争夺中,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就必然有所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三年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处划了一道分界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分配新发现的土地),是老殖民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是对地盘、对所要占领和开发的土地,对所要统治的人和领土的争夺。当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向航海探险家敞开大门时,遥远的地域和民族成了神话、民间传说和乐观宣传的主题。当时旧世界知道有美洲这片土地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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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十世纪供人类探索的新天地却无处不在。一切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入太空。一个国家跨进那个新天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不能跨进去。与到处都有社会群体这一现象相呼应,现在到处都可以成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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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为了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因逃避希特勒统治而流亡英国的伟大德国核科学家进行军事方面的研究。由于不能从事雷达研究等“实际”工作,他们便有足够时间思考制造原子弹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证明正是现代技术中最富爆炸性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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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子弹的概念而言,曾经存在着不可能攀登的高峰。“分裂”原子从同意上讲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英文原子(atom)一词来自希腊文atomos,意为“不再可分的东西”〕。这些不可分的单位曾经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十九世纪产生了原子理论后,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元素”确实是不能再分解的,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公分母,一种元素的原子永远不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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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末,柏林市威廉大帝研究所的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当他们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时,获得了一定分量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较轻的元素钡。这种十分明显地把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过程,第一次公开暗示了“不可分”的原子毕竟可能是并非不可分的;因而完全可以设想,一种元素的原子可“分裂”成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哈恩的合作者,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及其外甥奥托·弗里希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驱赶出祖国,当时正在瑞典避难,他们大胆地接受了原子可分这个新的可能性,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裂变”(来自拉丁语findere,意为“分裂”),类似细菌藉分裂来繁殖的生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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