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01915
1706301916
奇怪的是，这些证明美国人无所不能的新手段和新论据，却使美国人对前途产生一种无能为力之感。命运、天意和定数已被一种日益增强的趋势感所取代，或者至少说是被趋势所压倒。人们越来越相信，事态将不可避免地沿着它已经走上的道路走下去。“趋势”一词从多方面说明了这种新的感觉。与上帝的意志、自然规律、进展或命运不同，它是中性的。它表示对这种力量的承认，表示面临这种力量时人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表示对这种力量是善或恶无从把握。在现代史中，人类可能从未对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产品所具有的威胁力如此感到恐惧、疑虑和不知所措。人类对事物发展的方向仍然很清楚，也许甚至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但是他们对改变这个方向的自由感，对判断方向的权力和义务感却已萎缩了。
1706301917
1706301918
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未来的浪潮》（一九四○年）一书得到了广泛的宣扬，该书的主题就是暗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未来的浪潮正在涌来，势不可当。”未来是由人们可以预见、但却无法予以左右或扭转的力量所控制的。当美国人丧失了奇迹感，看到组织起来的人的力量越来越无法驾驭，而又突然面对庞大技术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爆炸力后，这种观点就开始形成了。
1706301919
1706301920
原子武器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艾伯特·爱因斯坦、利奥·西拉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就曾敦促罗斯福总统加紧制造原子弹，当时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害怕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制造这种炸弹了。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有些物理学家（据与这些人有私人交往的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后来回忆）就“希望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能够证明制造原子武器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这种希望中寻找慰籍。”但是到一九四三年为这项工程聘用大批科学家时，这种武器不可能制造之说看来已不能成立了。于是，“人们反而说，如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706301921
1706301922
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担心他们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恶果。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人部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项使基础知识和科学艺术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项工作如果成功，一定会载入史册。这种兴奋感、献身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终于占了上风。”或者象参加这项工作的另一位科学家所回忆的那样，“我之所以为制造原子弹工作，是因为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干这项工作。”
1706301923
1706301924
到一九四五年暮春，某些物理学泰斗已经深信，他们有组织的努力业已大功告成，一颗能用的原子弹即将问世。其中一些人，包括几位六年前最热衷于倡导这一项目的人都被吓住了。面对自己工作的成果，最初倡导和推动制造原子弹的人中，有一些现在竭尽全力想防止它实际用于战争之中。才华超群的利奥·西拉德拟写了备忘录和多份请愿书，在自己的同事中散发。他还不顾一切地试图把自己的不安直接传给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后来又试图传给杜鲁门总统。例如（就象某些物理学家最初预想的那样），他建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使用原子弹，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它的威力，爆炸显示出来的巨大摧毁力一定会使敌人折服及投降。有一次，他甚至提议，为避免战后与俄国的核武器进行竞赛，美国根本不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应该极力使俄国人相信，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西拉德这些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建议，只使他获得了反复无常的名声。他提出的建议越多，就越没有说服力。当西拉德和另外两位原子科学家呼吁詹姆斯·贝尔纳斯（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顾问，后任国务卿），敦促约束使用原子弹时，贝尔纳斯却认为原子弹可以使俄国人感到美国的威力，他担心的只是怎样向国会证明已经用于原子弹的二十亿美元是合理的。
1706301925
1706301926
詹姆斯·弗兰克是最著名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参加这项工程时是有明确前提的，即如果美国首先制成原子弹，他能有机会就其使用问题向美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他的看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弗兰克向总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上签名的还有他的六位著名的同事，其中包括西拉德。
1706301927
1706301928
因此，即使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就防止核战争达成一项国际协议的话——使用原子弹突袭日本所造成的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和对美国人生命的拯救，也会因随之而来的丧失信心，席卷世界其它地区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国内舆论的分歧而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意义。
1706301929
1706301930
从这种观点看，最好的办法是在沙漠或荒岛上当着联合国所有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进行一次爆炸。如果美国对全世界说：“你们看到了我们业已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它。我们乐于在今后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只要其它国家也同我们一起这样做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这就为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创造了最佳气氛。
1706301931
1706301932
此后，如熊获得联合国（和国内舆论）的同意，或许可以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但最好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或至少疏散某些地区，以免全部毁灭。这听起来似乎异想天开，但核武器的摧毁力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想充分利用我们拥有这种武器所取得的优势，我们就必须采取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措施。
1706301933
1706301934
芝加哥实验室的原子科学家也是意见分歧，而且时有流露，因而主持原子研究的康普顿指示他们就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进行意见测验。一次匆匆进行的意见测验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原子科学家赞成在军事上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百分之四十六赞成先进行有限的军事示威行动，其余的人则赞成对其使用进行其它形式的限制。在有关使用的最后决定作出之前，格罗夫斯将军向陆军部长递交了科学家对使用原子弹的意见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表明。只有极少数人赞成在无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1706301935
1706301936
这种趋势的最明显实例是，尽管最先提出制造原子弹的人是那些极其仇恨纳粹并害怕纳粹统治世界的人，但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却根本不是纳粹，而是日本人。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所说，日本人代希特勒服下了这口苦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投降前儿个月，美国人就已不再怕纳粹能制成一颗原子弹来了。而在太平洋，尽管美国军队正向敌人围拢，但人们仍普遍认为，美国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结束战争。然而缩短对日战争时间，甚至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与防止纳粹统治世界仍然是目标不同的。但是一颗原子弹业已制造出来，而且耗资巨大。最后，一切主张谨慎和认真考虑长远后果的声音，几乎都被淹没在周密组织而规模庞大的工作所发出的一片喧嚣的声浪中。
1706301937
1706301938
杜鲁门总统负起把原子弹引入世界的全部责任。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认为，“但是他的决定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作出了一项选择，决定不去制止三个月前业已发展了的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如果他不听信自己最信任的同事们的劝告，而去制止这项工作，那就需要自己单独采取一种惊人的独创性行动。”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回忆说，总统的决定“是一个不干涉的决定是基本上不推翻原有计划的决定。”
1706301939
1706301940
一九四九年，苏联拥有“超级”原子弹（即氢弹）的消息刺激并大大促进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趋势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人们一旦不再怀疑是否可能制造新的、更大的炸弹时，那种囿于道德而犹豫不决的心态（它曾短暂地推迟制造新炸弹的决定）也就随之消失。当制造热核弹（以聚变而不是裂变为基础）看来已有可能时，人们就更普遍地认为着手制造这种炸弹是必要的了。只要“能够”就没有什么“应该”可言。美国的太空事业与原子弹一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科技挑战的副产品。当然，美国探索人空的全部历程可以追溯到飞机的问世，罗怕特·戈达德在新墨西哥州的实验，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飞行，甚至更久远的时候。但是刺激美国人作最新阶段的努力并使其得以贯彻的，则是德国v-2 火箭充分显示了火箭技术在战争中的用途。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军队逼近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场，德国的火箭专家们决定逃往西方。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使美国获得最高级的火箭科学家，并同时得到了记录德国人以前在火箭试验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后者更为重要）的技术文件。于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军队在一次以“回形针行动”为代号的行动中把这批人和文件运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这些人和文件是世界上火箭学和太空探索这两门新兴科学的最宝贵资源。这批因希特勒战败而不是因胜利而逃亡的外国科学家很快就参加了美国的太空事业，他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另一些科学家在原子弹方面发挥的作用。
1706301941
1706301942
美国太空事业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从发射火箭的改进，一九五八年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上天，一九六二年第一个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水星计划）和第一颗美国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一九六五年美国双人飞船（双子星座计划）飞行一直到美国人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这些历史上令人注目的具体事实已在人们中间广为传诵，并将永远传诵下去。本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业绩，不如说是这个事业的本身，这个事业所显示的美国人决心干其所想干和需要干的事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个事业对美国人掌握自己的现状和前途所具有的意义。总而言之，从当时日益加强的趋势感的角度看来，这一事业说明了什么。
1706301943
1706301944
在美国大空事业的初期阶段，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也不是由美国科技人员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晨，全世界震惊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俄国人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按俄文字义讲是地球的同行者）是一个直径不到二英尺、重一百八十四磅的铝合金圆球。然而，如此小型、如此无害的物体竟造成举世这样大的惊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世界竞争的舞台已经揭开序幕。四年的准备活动使世界各国都注目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将是和平探索外太空的一个象征。一九五五年，当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发射一颗卫星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还在争夺对太空事业的控制权。美国人一直认定这不会影响太空竞赛的结果，因为苏联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制度显然不如美国，它的技术也就注定会永远落后下去。这是美国人有一种信念，即百家争鸣的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共产主义”不可能击败“民主”。因此，“斯普特尼克”的突然出现，使美国人震惊和慌乱并使美国人的外国朋友困惑不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1706301945
1706301946
美国感到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则不难于理解。“斯普特尼克”是由洲际导弹发射的，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解释的那样，这种导弹可以从苏联准确地向“世界任何地区”发射。专家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美国目标发射一颗原子弹头或氢弹头。但是美国官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由两个政党的方针决定的。
1706301947
1706301948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通常有先见之明的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卫星“斯普特尼克”说成是“天空中一个骗人的小玩意儿”。他轻蔑地把它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办的一个美国超级市场展览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力量相比较。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局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对一位一起进餐的人说，六个月之内，“斯普特尼克”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对此，珀尔·梅斯塔回答说：“而六个月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全完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则试图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说成是一个对军事实力毫无影响的噱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那颗卫星本身而言，它丝毫没有使我多一分担忧。”
1706301949
1706301950
然而，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一席话却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的想法。他说：“斯普特尼克使美国人面临一种新的、可怕的军事威胁，它也是对我们声望的一个灾难性打击。”过去，美国希望拉拢的一些国家尽管讨厌美国，但美国总是挟其技术上的优势而令人敬畏。现在，即便这一点也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苏联于十一月三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二号”。这颗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磅，上面载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十二月六日，设计来发射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先锋号导弹，刚升离发射台就起火焚毁了。世界新闻界大哗，报纸大标题中屡屡出现毁贬之辞“kaputnik”（伦敦《每日快报》）或称之为“美国科学的珍珠港”（东京《读卖新闻》）。
1706301951
1706301952
这些表明苏联在太空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种种证据，引起美国人对美国教育质量，特别是数学和科学方面教育质量的一连串近似歇斯底里的担忧。苏联的挑战的确影响了某些学校的课程安排，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人们同样歇斯底里地要求降低学术标准，以便大学向所有人“开放”，这种强烈情绪又取代了对美国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心。
1706301953
1706301954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虽在压力之下仍对太空事业保持冷漠态度，特别是对登月计划。但在一九五八年，国会为了解决三军之间的竞争，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宇航局）后，发展大空活动的势头开始加强。一九六○年八月，宇航局要求预算局为一九六二财政年度拨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便推进载人太空飞行。总统要求任命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此提出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一九六○年十二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报告说，“在人类进入太空的计划中，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将是登上月球。”他们的费用估计是：完成水星计划需要三亿五千万美元；阿波罗绕月航行计划需要八十亿美元，登月需要二百六十亿到三百八十亿美元。为了说明这一支出的合理性，委员会明确地把它比作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旅程。资助那次旅程的是伊萨贝拉女王。据传，为了取得足够的资金，她不得不典当自己的珠宝手饰。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唇相讥道，他可“不打算当掉自己的珠宝”去把人送上月球。一位与会者后来透露说，从这次关键性会议的气氛来看，“如果任何人考虑进行这件事，那会令人不可理解，甚至滑稽可笑。有人说，‘即使这样做也不会使每个人部感到满足。等他们上了月亮，又会想到行星上去。’这一想法引得人们哄堂人笑。”
1706301955
1706301956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认为在军事上和科学上有进行这种太空计划的必要，他认为，为了提高国际声誉而花费这样大一笔钱实在是太轻率了。然而，宇航局的预算还是从成立后第一年的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第二年的九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一九六○年十一月，宇航局实际上又把其预算要求提高了一亿美元，从八月份的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提高到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艾森豪威尔在接近结束其总统任期时，格外重视自己载入史册时的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实现他的信念，即政府应该降低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削减预算，把冒风险的经费（难道还有什么比飞向月球更冒险吗？）保持在最低水平。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着古罗马将领辛西内特斯那种困难时期献身，和平时期让贤的精神，因而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信念。由于他时刻因自己的军人背景而不安，便决心使美国人的生活尽量非军事化、和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仅仅还有凡星期他就要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拒绝批准继续进行登月计划所需的经费。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要“提防受到军火工业界有意无意的不正当影响。处于不适当地位的势力不幸得势的可能性现在存在，今后仍将存在……我们还必须警惕……政府政策本身受到科学技术界控制的危险。”
1706301957
1706301958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他对太空事业没有特别的了解，对人空政策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他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关心世界事务，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与共产党竞争的观念，他下了极大的决心：绝不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只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足以证明一项代价高昂的太空计划是合理的，他不相信提高国际声誉这种借口：而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的却是美国的威望和怎样使美国的声誉压倒苏联，我们回忆一下便可肴出，美国的太空事业，特别是登月计划，完全是为了提高美国的声誉，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望。因为尽管太空探索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太空事业完全可以作为美国爱好和平以及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象征。同时，把人送上月球这一行动本身又是如此容易使人倾心，以致它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热烈欢迎，为人们所景仰。经过周密规划和安排的登月壮举会占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肯尼迪总统对登月计划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直到他自己的顾问能够对此作出简要的汇报，美国的太空技术无可争辩地落后于苏联，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声望上的竞争己到达危急关头，他才有所行动。这些紧迫的情况，在他入主白宫后的四个月内迅速接踵出现。国家科学院太空科学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是个献身于太空探索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太空探索在科学上的好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太空探索，肯尼迪总统任命担任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韦布极富观察力，又具有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他很快就彻底了解这件事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并卓有成效他说服了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们和犹豫不决的总统。
1706301959
1706301960
同时，苏联人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宣布：
1706301961
1706301962
四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并已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第一位宇航员是苏联公民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空军少校。赫鲁晓夫在打电话向加加林祝贺时洋洋得意地欢呼：“让资本主义国家来追赶我们吧！”
1706301963
1706301964
四月十四日晚，肯尼迪总统召集其主要顾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会议，并接受了《时代—生活》杂志记者休·赛迪的采访。这一配合行动意义重大。据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统与其主要顾问讨论加加林飞行的意义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据赛迪报道（总统本人曾亲自审阅这篇报道内容是否正确）：
[
上一页 ]
[ :1.7063019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