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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他对太空事业没有特别的了解，对人空政策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他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关心世界事务，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与共产党竞争的观念，他下了极大的决心：绝不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只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足以证明一项代价高昂的太空计划是合理的，他不相信提高国际声誉这种借口：而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的却是美国的威望和怎样使美国的声誉压倒苏联，我们回忆一下便可肴出，美国的太空事业，特别是登月计划，完全是为了提高美国的声誉，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望。因为尽管太空探索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太空事业完全可以作为美国爱好和平以及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象征。同时，把人送上月球这一行动本身又是如此容易使人倾心，以致它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热烈欢迎，为人们所景仰。经过周密规划和安排的登月壮举会占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肯尼迪总统对登月计划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直到他自己的顾问能够对此作出简要的汇报，美国的太空技术无可争辩地落后于苏联，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声望上的竞争己到达危急关头，他才有所行动。这些紧迫的情况，在他入主白宫后的四个月内迅速接踵出现。国家科学院太空科学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是个献身于太空探索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太空探索在科学上的好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太空探索，肯尼迪总统任命担任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韦布极富观察力，又具有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他很快就彻底了解这件事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并卓有成效他说服了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们和犹豫不决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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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人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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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并已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第一位宇航员是苏联公民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空军少校。赫鲁晓夫在打电话向加加林祝贺时洋洋得意地欢呼：“让资本主义国家来追赶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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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晚，肯尼迪总统召集其主要顾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会议，并接受了《时代—生活》杂志记者休·赛迪的采访。这一配合行动意义重大。据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统与其主要顾问讨论加加林飞行的意义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据赛迪报道（总统本人曾亲自审阅这篇报道内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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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肯尼迪不耐烦地说，“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搞绕月航行？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新星计划和漫游者计划进展如何？土星计划何时能准备完毕？我们能不能向前跃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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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局官员〕德赖登解释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美国搞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应急计划。但是这可能需要花费四百亿美元。即便如此，也只有白分之五十打败苏联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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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韦布插话说：“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尽力而为。由于你的领导才能，我们现在进展得比以前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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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沉思着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正是费用问题。”他有所期待地转身去望首预算局长贝尔。贝尔解释说，太空科学的费用已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了……〔总统的科学顾问〕威斯纳告诫说”“现在可不是犯错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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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又转向他周围的人。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如有人告诉我怎样赶上他们……”肯尼迪又停了一刻，端详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然后平静地说：“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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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加加林上天后的第四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发动了突然袭击，先是从空中攻击卡斯特罗的飞机，四十八小时后在猪湾侵入。但是不到两天，全世界的人都清楚看到，猪湾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人的自尊心和美国在海外的声望一落千丈，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需要提高。正如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解释的那样，总统现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必须拿出别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当时，他可以利用的是一场“太空奇观”。不到一星期，肯尼迪总统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经要求一个以副总统为首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太空事业的投资提出建议，并制订“任何不惜代价的计划”，只要它能够使美国有希望在太空方面胜过苏联。沃纳·冯·布朗四月二十九日对副总统说：“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比苏联人先派一个三人机组环绕月球运行。而在首先登月方面（当然，也包括返回地球的能力），我们极有可能赶在苏联人前头。”其他专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在太空事业上，登月将是美国可以赶在苏联前头的第一个壮举。五月五日，水星计划获得第一次公认的胜利，宇航员艾伦·谢泼德进行了一次载人太空飞行。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副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极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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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使整个世界向往的是进入太空的不仅仅是机器，而是人。所有大规模的计划部需要在全国范围调动资源：需要研究并成功地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太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组织能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太空事业上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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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苏联人刚刚做到的那样把人送入轨道，这项巨大成就可以提高国家的声望，即使用通常标准来衡量，它在科学、商业或军事上的价值都不足称道，或者从经济角度说并不合理……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于美苏两国在制度上的竞争也具有重大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象月球探索和行星探索这类非军事、非商业、非科学但属“民用”的计划，是变化万千的冷战前线的一部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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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下午，同一备忘录送交肯尼迪总统。次日，新闻界根据透露的消息得知，总统正批准一项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韦布—麦克纳马拉备忘录成了总统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太空预算增加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数字高百分之六十一），并在以后五年中再增加几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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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国家的紧急需要》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布了自己的太空计划：“美国应致力于在这个十年结束前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国会几乎未经辩论就批准了肯尼迪总统的太空计划。参议员罗伯特·克尔解释说，这一计划“将使美国人实现自己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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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东部时间下午四时十七分，确实有一位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人类技术的这一最雄心勃勃的目标由美国人实现了，而且是按时实现了。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萨金特·施赖弗在“阿波罗二号”发射之时感触地回忆道，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在宣布全国致力于登月计划时曾说过：“我坚信这一努力能够达成。如果在实现之前我死了，在座的各位都要记住，那时我将在天国，坐在现在这样一把安乐椅上，我将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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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与未来的关系中，趋势的地位已变得愈来愈突出，它当然也主宰了太空事业。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增加太空探索的经费是否明智这一点深感怀疑，尽管他对这一事业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想象力，他仍然批准了超过十亿美元的宇航局预算。回过头来看，肯尼迪总统决定进行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与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战时的趋势已不存在，但还有其它的趋势：与苏联人的竞争，尤其是太空事业本身日益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尽管肯尼迪总统宣称及时作出登月决定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而他本人也确实应该因此而受到赞扬，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决定仍然同过去一样，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决定不去制止另一项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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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越来越多的科技渗入美国文明，它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不断发展的知识的内在逻辑的支配。科学技术有其自己的惯性：每走一步都是由前一步决定的。不走这一步就是浪费了以前所有的努力。美国一旦走上了光明的科学之路，也就会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方向和速度的是开辟道路的工具和载人向前的车辆。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家按照知识和发现所引导的道路前进的自由，说明了社会是没有自由为其它原因而自选道路的。人们觉得自己可以使变化的速度放慢，例如可以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推迟一两年，但他们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制止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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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美国是如此民主，所以旧世界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所设的界线，即传统上把思想的人与行动的人分开的制度，全部被打破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由抽象大师艾伯特·爱因斯坦敦促而成的原子事业，使理论物理证明了它的实践性，而登月计划却导致了一个根本上是抽象的目标。历史上耗资最多的科学冒险事业（到一九七二年时，耗资已超过原子弹的费用许多倍）竟是由一个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其“实际”目的的国家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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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感使总统们不得不折服，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负担，研究与发展的节奏，广告宣传的节奏，以独创的、遍布全国的和必然出现的新方法生产并向几乎所有人推销几乎所有东西的节奏，使美国文明的前途和日常生活的形式看来不得不取决于已经进行的事业的质量和速度。这种情况渗透到公众对所有工业发展的观念中，例如包装的改良（从纸袋、折叠纸盒、玻璃纸、双层玻璃纸，到以后无奇不有的包装），汽车（从T型、每年一个型号、半年一个型号，到以后各种无法预料的型号），以及其它无数大大小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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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策方面，看来有关“是否要做”的决定越来越少，而有关“速度及何时动手”的决定则越来越多。我们难道可以使趋势的速度放慢吗？难道可以阻挡趋势的发展吗？这里所说的是包装的趋势、汽车生产的趋势、通讯交流的趋势、树立形象的趋势、增加大学的趋势、修建公路的趋势或人口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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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动地做出决定的气氛，这种新的不自由，已被工业领域以外的各种力量所证实。因为制造原子弹和进行太空冒险，以及成千上万较小的日常事物——汽车和飞机、收音机和电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以及研究与发展的无数产品——都在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是有指导地进行或任其自由发展，都会控制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决定美国人前途的不再是法律或政治家的智慧，而是别的东西。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中，知识的增长仍是最自发、最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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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未知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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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为了登月计划而辩论的三百五十年以前，威廉·布雷福德就曾报道那些暂时在荷兰避难的清教徒如何为他们去北美的旅程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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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不同看法，并在他们中间造成严重的恐慌和疑虑。有些人出于本身的原因和愿望，竭力煽动和鼓励人们都这样做；另一些人出于恐惧，反对这样做，并试图把它改变一下，提出许多既非有悖常理又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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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除海上伤亡（任何旅行在所难免）之外，这次旅行之漫长会使妇孺和其他因年龄及旅途劳顿而精疲力竭的人（人数一定很多）无法忍受。即使活了下来，他们行将生活的地方的艰难困苦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很可能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所有人会逐渐哀萎，最后全部灭亡。因为他们必须在荒漠野地中生活，忍饥挨饿，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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