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01900
政府对原子研究的大规模支助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开始，但是此后的行动就非常迅速了。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新成立的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瑟·康普顿已经全面调查了最近的研究对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对他的物理学家同事们宣布了一个预定的时间表：（1）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以前确定产生链式反应是否可能；（2）一九四三年一月以前完成第一次链式反应；（3）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前制造出一颗原子弹。这一宏大计划的另一个名称是“研究与发展”，它需要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的全国性巨额投资。
1706301901
1706301902
从开始行动那天起，每个阶段的问题就不再是能否做到，而是何时做到了。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尚无把握的东西并没有冲淡对于原子弹定能制成的信念。但是战争的压力使得这项工作十分紧迫，需要采取一种代价十分巨大的工作方式。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科学家们仍然无法肯定，在想象中的五种能产生裂变物质的方法中，究竟哪一种最为有效。在一般情况下，就会逐一试验每一种方法，从看来希望最大的方法开始，直到找到最佳方法为止。但康普顿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德国人目前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他们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大力实行他们的计划，而我们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作同样的努力。”甚至只是几个月的耽搁也可能使德国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科学家规划委员会决心齐头并进，同时着手对五种方法进行试验，即使这意味着要为每一种试验修建一座耗资巨大的工厂，而且从长远来讲，预计这些工厂中只有一座是必要的，也在所不计。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规划委员会已经可以将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他们建议修建的四个工厂需要约四亿美元的资金。
1706301903
1706301904
这些工厂的规划与修建，以及政府对整个原子弹工程的管理都是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负责的，他曾任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负责监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国防部五角大楼。格罗夫斯是一位随军牧师的儿子，是在军营中长大的。他进西点军校前，曾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读一年半。一九一八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第四。他对物理和原子并没有特殊的了解，但是作为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他要对每月支出的约六亿美元负责，而且还以能够迅速完成任务而闻名。
1706301905
1706301906
在制订原始计划（以及作出花费数以亿计美元的决定）时，试验尚未表明究竟是否会出现核链式反应。以前的实验只表明，铀原子以分裂为其它元素的原子，但并没有表明铀原子裂变后释放出来的中子可以被控制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再释放更多的中子，以至不停地循环下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子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那么原子的裂变不论对物理学家来说是多么有趣，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如果可以产生自持的链式反应，那就是发现了一个无可限量的新的能量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临时从墙球球场改建的秘密实验室里。恩里科·费米进行了第一次核裂变，证明反应确是可以自持的。规划者们决定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中心，而不是在边远乡村的实验室进行这一危险的试验，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计算（以及费米所作的能够防止反应失控和爆炸的预言）充满信心。
1706301907
1706301908
但是在费米提出他的决定性证据之前，政府业已投入大笔贫金，并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和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修建了新的城市。这些秘密的“荒野之城”就是二十世纪的“山巅之城”：在这些城市里进行的生产和试验对人类充满了威胁，又充满了希望。历史上这项意义最深远、耗资最巨大的技术性工作是为了完成人类对其能触及的范围之内最小物质的控制。
1706301909
1706301910
这项计划基本上是按预定的时间表进行的。为制造原子弹提供可用的原材料所需采取的所有各种措施，全都齐头并进，而且与此同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已开始对原子弹本身进行设计。生产足够的可裂变物质是一项巨大的工业任务。尽管总的来说，各种判断、猜测和预言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风险最大的预言莫过于制造出一颗原子弹的可能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也就是康普顿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所指定的时间的六个月之内，第一个原子装置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爆炸了。《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从二十英里外的观察站目睹了这次爆炸，他写道：“就象一部宏大的元素交响曲壮丽的最后乐章，既迷人，又恐怖，既令入激奋，又令人压抑，险恶，毁灭，既充满巨大的希望，又充满灾难性的凶兆……在那一瞬间，永恒降临了，时间停止了，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天崩地裂，人们似乎目睹了世界的诞生——见到那创造夭地的一刻，当时上帝说：‘出现光亮吧！’”仅仅三个星期后，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方圆四英里的市中心区夷为平地，伤亡超过十六万人。三天后，美国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次日（八月十日），日本人投降，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竞争对象德国人，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投降了。
1706301911
1706301912
原子可以再分的新世界既带来了新的灾难，也带来了新的知识层面。美国制造并由美国人首先使用的原子弹的摧毁力，使美国对人类社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但是许多美国人却害怕，在笼罩广岛的蘑菇云中，他们召来了第五种灾难。难道除了《启示录》中的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外，现在科学也变成了灾难吗？整个世界将要灭亡的感觉超过了对新力量巨大威力的茫然心态。美国人能够制造原子弹，这意味着别人也能制造。铀弹是毁灭性的，那么氢弹或将来其它什么弹的威力必将更大。
1706301913
1706301914
以前的任何发展，甚至历次大移民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美国人感到如此严重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四十年代末，陷入第五种灾难的恐怖也把那些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带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成立厂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后来扩大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试图把人类从他们成功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在美国，他们促成了由文职人员控制原子能，并且组织了一个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运动。
1706301915
1706301916
奇怪的是，这些证明美国人无所不能的新手段和新论据，却使美国人对前途产生一种无能为力之感。命运、天意和定数已被一种日益增强的趋势感所取代，或者至少说是被趋势所压倒。人们越来越相信，事态将不可避免地沿着它已经走上的道路走下去。“趋势”一词从多方面说明了这种新的感觉。与上帝的意志、自然规律、进展或命运不同，它是中性的。它表示对这种力量的承认，表示面临这种力量时人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表示对这种力量是善或恶无从把握。在现代史中，人类可能从未对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产品所具有的威胁力如此感到恐惧、疑虑和不知所措。人类对事物发展的方向仍然很清楚，也许甚至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但是他们对改变这个方向的自由感，对判断方向的权力和义务感却已萎缩了。
1706301917
1706301918
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未来的浪潮》（一九四○年）一书得到了广泛的宣扬，该书的主题就是暗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未来的浪潮正在涌来，势不可当。”未来是由人们可以预见、但却无法予以左右或扭转的力量所控制的。当美国人丧失了奇迹感，看到组织起来的人的力量越来越无法驾驭，而又突然面对庞大技术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爆炸力后，这种观点就开始形成了。
1706301919
1706301920
原子武器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艾伯特·爱因斯坦、利奥·西拉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就曾敦促罗斯福总统加紧制造原子弹，当时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害怕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制造这种炸弹了。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有些物理学家（据与这些人有私人交往的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后来回忆）就“希望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能够证明制造原子武器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这种希望中寻找慰籍。”但是到一九四三年为这项工程聘用大批科学家时，这种武器不可能制造之说看来已不能成立了。于是，“人们反而说，如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706301921
1706301922
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担心他们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恶果。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人部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项使基础知识和科学艺术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项工作如果成功，一定会载入史册。这种兴奋感、献身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终于占了上风。”或者象参加这项工作的另一位科学家所回忆的那样，“我之所以为制造原子弹工作，是因为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干这项工作。”
1706301923
1706301924
到一九四五年暮春，某些物理学泰斗已经深信，他们有组织的努力业已大功告成，一颗能用的原子弹即将问世。其中一些人，包括几位六年前最热衷于倡导这一项目的人都被吓住了。面对自己工作的成果，最初倡导和推动制造原子弹的人中，有一些现在竭尽全力想防止它实际用于战争之中。才华超群的利奥·西拉德拟写了备忘录和多份请愿书，在自己的同事中散发。他还不顾一切地试图把自己的不安直接传给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后来又试图传给杜鲁门总统。例如（就象某些物理学家最初预想的那样），他建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使用原子弹，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它的威力，爆炸显示出来的巨大摧毁力一定会使敌人折服及投降。有一次，他甚至提议，为避免战后与俄国的核武器进行竞赛，美国根本不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应该极力使俄国人相信，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西拉德这些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建议，只使他获得了反复无常的名声。他提出的建议越多，就越没有说服力。当西拉德和另外两位原子科学家呼吁詹姆斯·贝尔纳斯（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顾问，后任国务卿），敦促约束使用原子弹时，贝尔纳斯却认为原子弹可以使俄国人感到美国的威力，他担心的只是怎样向国会证明已经用于原子弹的二十亿美元是合理的。
1706301925
1706301926
詹姆斯·弗兰克是最著名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参加这项工程时是有明确前提的，即如果美国首先制成原子弹，他能有机会就其使用问题向美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他的看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弗兰克向总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上签名的还有他的六位著名的同事，其中包括西拉德。
1706301927
1706301928
因此，即使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就防止核战争达成一项国际协议的话——使用原子弹突袭日本所造成的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和对美国人生命的拯救，也会因随之而来的丧失信心，席卷世界其它地区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国内舆论的分歧而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意义。
1706301929
1706301930
从这种观点看，最好的办法是在沙漠或荒岛上当着联合国所有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进行一次爆炸。如果美国对全世界说：“你们看到了我们业已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它。我们乐于在今后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只要其它国家也同我们一起这样做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这就为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创造了最佳气氛。
1706301931
1706301932
此后，如熊获得联合国（和国内舆论）的同意，或许可以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但最好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或至少疏散某些地区，以免全部毁灭。这听起来似乎异想天开，但核武器的摧毁力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想充分利用我们拥有这种武器所取得的优势，我们就必须采取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措施。
1706301933
1706301934
芝加哥实验室的原子科学家也是意见分歧，而且时有流露，因而主持原子研究的康普顿指示他们就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进行意见测验。一次匆匆进行的意见测验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原子科学家赞成在军事上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百分之四十六赞成先进行有限的军事示威行动，其余的人则赞成对其使用进行其它形式的限制。在有关使用的最后决定作出之前，格罗夫斯将军向陆军部长递交了科学家对使用原子弹的意见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表明。只有极少数人赞成在无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1706301935
1706301936
这种趋势的最明显实例是，尽管最先提出制造原子弹的人是那些极其仇恨纳粹并害怕纳粹统治世界的人，但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却根本不是纳粹，而是日本人。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所说，日本人代希特勒服下了这口苦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投降前儿个月，美国人就已不再怕纳粹能制成一颗原子弹来了。而在太平洋，尽管美国军队正向敌人围拢，但人们仍普遍认为，美国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结束战争。然而缩短对日战争时间，甚至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与防止纳粹统治世界仍然是目标不同的。但是一颗原子弹业已制造出来，而且耗资巨大。最后，一切主张谨慎和认真考虑长远后果的声音，几乎都被淹没在周密组织而规模庞大的工作所发出的一片喧嚣的声浪中。
1706301937
1706301938
杜鲁门总统负起把原子弹引入世界的全部责任。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认为，“但是他的决定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作出了一项选择，决定不去制止三个月前业已发展了的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如果他不听信自己最信任的同事们的劝告，而去制止这项工作，那就需要自己单独采取一种惊人的独创性行动。”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回忆说，总统的决定“是一个不干涉的决定是基本上不推翻原有计划的决定。”
1706301939
1706301940
一九四九年，苏联拥有“超级”原子弹（即氢弹）的消息刺激并大大促进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趋势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人们一旦不再怀疑是否可能制造新的、更大的炸弹时，那种囿于道德而犹豫不决的心态（它曾短暂地推迟制造新炸弹的决定）也就随之消失。当制造热核弹（以聚变而不是裂变为基础）看来已有可能时，人们就更普遍地认为着手制造这种炸弹是必要的了。只要“能够”就没有什么“应该”可言。美国的太空事业与原子弹一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科技挑战的副产品。当然，美国探索人空的全部历程可以追溯到飞机的问世，罗怕特·戈达德在新墨西哥州的实验，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飞行，甚至更久远的时候。但是刺激美国人作最新阶段的努力并使其得以贯彻的，则是德国v-2 火箭充分显示了火箭技术在战争中的用途。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军队逼近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场，德国的火箭专家们决定逃往西方。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使美国获得最高级的火箭科学家，并同时得到了记录德国人以前在火箭试验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后者更为重要）的技术文件。于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军队在一次以“回形针行动”为代号的行动中把这批人和文件运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这些人和文件是世界上火箭学和太空探索这两门新兴科学的最宝贵资源。这批因希特勒战败而不是因胜利而逃亡的外国科学家很快就参加了美国的太空事业，他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另一些科学家在原子弹方面发挥的作用。
1706301941
1706301942
美国太空事业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从发射火箭的改进，一九五八年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上天，一九六二年第一个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水星计划）和第一颗美国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一九六五年美国双人飞船（双子星座计划）飞行一直到美国人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这些历史上令人注目的具体事实已在人们中间广为传诵，并将永远传诵下去。本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业绩，不如说是这个事业的本身，这个事业所显示的美国人决心干其所想干和需要干的事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个事业对美国人掌握自己的现状和前途所具有的意义。总而言之，从当时日益加强的趋势感的角度看来，这一事业说明了什么。
1706301943
1706301944
在美国大空事业的初期阶段，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也不是由美国科技人员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晨，全世界震惊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俄国人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按俄文字义讲是地球的同行者）是一个直径不到二英尺、重一百八十四磅的铝合金圆球。然而，如此小型、如此无害的物体竟造成举世这样大的惊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世界竞争的舞台已经揭开序幕。四年的准备活动使世界各国都注目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将是和平探索外太空的一个象征。一九五五年，当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发射一颗卫星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还在争夺对太空事业的控制权。美国人一直认定这不会影响太空竞赛的结果，因为苏联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制度显然不如美国，它的技术也就注定会永远落后下去。这是美国人有一种信念，即百家争鸣的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共产主义”不可能击败“民主”。因此，“斯普特尼克”的突然出现，使美国人震惊和慌乱并使美国人的外国朋友困惑不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1706301945
1706301946
美国感到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则不难于理解。“斯普特尼克”是由洲际导弹发射的，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解释的那样，这种导弹可以从苏联准确地向“世界任何地区”发射。专家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美国目标发射一颗原子弹头或氢弹头。但是美国官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由两个政党的方针决定的。
1706301947
1706301948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通常有先见之明的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卫星“斯普特尼克”说成是“天空中一个骗人的小玩意儿”。他轻蔑地把它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办的一个美国超级市场展览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力量相比较。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局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对一位一起进餐的人说，六个月之内，“斯普特尼克”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对此，珀尔·梅斯塔回答说：“而六个月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全完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则试图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说成是一个对军事实力毫无影响的噱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那颗卫星本身而言，它丝毫没有使我多一分担忧。”
1706301949
[
上一页 ]
[ :1.70630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