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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答复说，所有伟大、光荣的行动必然伴随着艰难险阻、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它们。当然，危险巨大，但并非没有希望：困难很多，但并不是不可克服。况且，很多困难仅仅只是有可能出现，人们惧怕的事情，有些或许根本不会发生。人们如能谨慎对待或采用适当的应付方法，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化险为夷、预先防止的。在上帝的眷顾下，只要不屈不挠，就一定能够忍受或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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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要进行这些工作必须有合适的根据和理由，不应象过去很多人那样，单纯出于好奇或希冀捞到好处，而草率行事或轻举妄动，但他们的条件非同寻常，他们的目标光荣伟大，因此，他们的呼吁是合理的、急迫的，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可以期望得到上帝的保佑。是的，即使他们在这一行动中失去了生命，他们同样可以得到慰藉，他们的努力会受到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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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旅——不论是前来北美，不论是美国人在国内迁徙，还是从美国到国外——都从来停止过。自那些清教徒登上北美大陆之日起，美国这一新兴民族就在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危险而丰饶的边缘地带生活。一个新文明的巨大轮廓逐渐形成。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这片上地仍没有“安定”下来。美国真的会有静止不变的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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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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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市尔斯廷博士的《美国人》三部曲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套内容新颖·幅度广阔·可读性较强的文化思想史著作，在现代美国学术史上很有代表性，可以作为了解和研究美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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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大学义理研究院攻读美冈文化思想史时，曾经读过这套书，并且在导师指导下将此书同其它同类合作作过比较评析，大致得出过如下两方面的意见，现整理概述出来，谨供读者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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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美国文化上及思想史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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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设想，是在本世纪初由美国哲学家A·O·洛夫乔尔·史学家J·H·罗宾逊等人提出并加以们导的。前者强调以精密细致的哲学方法，去分析把握思想后动·信仰体系与时代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过，后者则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狭隘定义，发展一种能够综合解释历人事件与思想运动的“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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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十年代，有关思想史和新史学的号召合力促进了“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学术运动。原因是，一批思想激进的左翼学者登上学术舞台，改变了史学教研队伍的结构与倾向，造成了全国性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势，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研究”系科，吸引人批史学家·文学教授·社会学与政治学专家相互交流合作，从而促成首批现代美国思想史的诞生。其中如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1942），V·L·帕灵顿《美国思想主潮》（1927—1930），以及默里·柯蒂的名著《美国思想的成长》（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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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上述首批思想史著作大多倾向激进，篇帐浩大，立论统一而带有简单化与粗糙的经济决定论色彩，作为左翼学术运动的产物，比尔德·帕灵顿等人的贡献是提供了宏观而简明的美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冲突线索，并且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美国文明的特证。他们做得过于匆忙草卒，以致于后来的学者挑出许多毛病，怀疑这种多卷本大工程是否值得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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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五十年代的“美国研究”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把以往重视 “思想主潮”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势头，逐渐转向更加具体细致·而又综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来。这便产生厂新一代美国文化思想史的大师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兰意识》，R·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H·N·史密斯《处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国天真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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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著作基本上是特定命题的断代思想史，有着专门性强，主题鲜明，解剖深入，氛围丰厚的特点。与早朗的庞杂通史相比，它们显示出难得的深厚学养与精密件质，而且带有突出的个人风格与先进方法优势。缺点确也比较明显：虽然血肉丰满，但很难涵盖全局，也不可能在作者有生之年发展出系列性的成套史书。另外一个受时代影响的不利因素是，由于二战之后美国地位的空前提高，导致一股盲目乐观与颂扬本民族文化优越性或“特殊性”的潮流。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研究的进展，提出了紧迫的自我认识任务，另一方面也确实造成对美国文化的过分推崇与自我欣赏，在五十年代一些自由派学者的著作里，美国民主与自由传统成为解释一切的准则和中心命题，同时较多地强调了民族的同一性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和谐进步。这些特征在现在的文化思想上专家眼中也成为攻击与修改的东西，他们指出矛盾差异的存在，斗争与冲突的现象，以及比较批判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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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化思想史的工作几经剧烈的改造创新，在专题与断代研究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相当完备与细致的研究网络。然而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他们至今缺乏具有规范或仅威性质的成套思想史著作。目前影响较大·但又颇有争议的几位代表人物，如H·S·康马杰，斯托·柏森斯与丹尼尔·布尔斯廷等人，不但在思想倾向上多有差异，他们在学术方法与风格上也各不相同。下面简单评说一下其间的长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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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马杰与柏森斯作为学界有名望的文化思想史专家，分别于1950和1958年出版了同名的《美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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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康马杰的一本承接了帕灵顿的左倾学术传统，强调激进与保守两大思想主流在美国历史上不断的冲突和斗争。作者本人也在书中公开颂扬与拥护美国民主与自由传统，并认为这是美国文化赖以发展进步的根本价值。与康马杰的自由派激进态度不同，柏森斯属于冷静而精细的学院派。他较多地重视环境对于思想的制约影响，突出了美国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比较，按照他颇有代表性的分段方法。美国思想史被描绘成五个各有重心的集群式思想结构，从“殖民地思想”、“启蒙思想”、“十九世纪民主思想”、一直演变到“自然主义思想”与“现代新民主思想”。而每一段思想结构的转换原因，则是采用环境决定论的方法来予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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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马杰与怕森斯的两部《美国思想》因其完整性与不同侧重点分别在通俗读者群和学术界拥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冲突论”与“环境论”这两种方法的代表性著作。至于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三部曲（1958，1965，1973），相比而言不能不说是目前最为新颖完备的美国文化思想史著作了。这套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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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跨度宽广，编排新鲜，面向民众，与以往的思想史专著不同，它不单单涉及政治与经济思想，而是兼容了众多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侧面，注入普通民众的风情习俗和心理态度。这在学术风格上明显地是受到欧洲新史学和美国新兴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即把研究目光从传统的伟人传·大事记转向民俗·民生和民族文化赖以形成的从本格局上来。这个重要转变，使得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更具有文化思想史的色彩（用文化研究包含引导思想研究）而且亲切易读，大受民众欢迎，成为六十——七十年代畅销的国民教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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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学术方法上较前人有所突破和改造。应当说，布尔斯廷本不属于正统的美国思想史学派。早年他兼修法律·历史，并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多种不同的训练与爱好使得他视野开阔而不拘泥。在《美国人》书中，我们看到他文笔生动，知识广博，而且借用人类学·行为科学与制度发展史（History of Institutions）的眼光发掘出许多罕见的文化现象及演变规律。他对环境背景是重视的。但他强调的是环境作为思想与文化的生发条件，对于美国民族不断提出挑战，使得后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用主义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从而主动积极地改造变革环境，并且在此互动关系中促进了民族义化的发展。这一基本方法兼顾调和了“思想冲突”与“环境决定”两派观点，走出了一条迄今较为人接受的学术途径。在编排体例方面，他以三卷（即三个文化思想时期，分别是“开拓历程”，“建国历程”与“民主历程”）的方式比较集中妥贴地解决了分期问题——这比柏森斯的五段区分要来得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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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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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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