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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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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与英国殖民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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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殖民地与母国英格兰的关系中，七年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殖民政策，促成了美利坚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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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1756—1763）本是英法之间战争，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法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普奥持续进行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冲突：在欧洲战场，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匈、俄国、撒丁王国、瑞典之间的战争；在北美和印度战场，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63年2月10日，法国将北美和印度交给英国，以英国对法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胜利，对北美殖民地来说，却并非全是吉祥之兆，反而引出一系列矛盾。这些问题可概括为土地问题、驻军问题和征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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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问题。这里说的是西部土地。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断移民和拓殖，使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西洋沿岸已基本上被移民占满和垦殖。1748年由一些弗吉尼亚商人、土地投机家、官员成立的俄亥俄公司，是以西部土地为目标的大规模土地投机活动开始的标志，表达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关注。为了和法国争夺在北美的控制权，在七年战争前英王曾许诺，把西部土地作为对殖民地参战官兵的奖励，以便加快西部移民的速度以抵御法国人。但随着七年战争的结束和法国威胁的解除，英国内阁改变了西部土地政策并作出决定；在安抚了印第安人和制定出明确的土地政策以前，阿利根尼山以西地区禁止移民。这一决定被载入了1763年10月7日的英王诏谕，谕示“严禁朕之所有忠良臣民在该地区购买土地或定居”，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从而建立了所谓“诏谕线”。这就彻底打消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希望。从此，西部土地问题，就成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帝国政府之间矛盾的一大焦点，是引起殖民地人不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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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驻军问题。除了上面介绍的土地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驻军问题。七年战争之后，随着殖民地疆域的扩大，边界的防务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英国防务大臣问贸易局：“要有怎样的军事编制才能满足需要？哪几处新的堡垒应当修建？”贸易局提出了从圣劳伦斯河到佛罗里达、从尼亚加拉到密执利麦基诺建立一系列卫戍要塞的建议，据估计守卫这些要塞需1万士兵。这就产生了驻军问题。这个问题当初本是对外问题，但由于殖民地和英帝国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又增加了对内问题。英国议会的《驻军法案》（即《惩治叛乱法案》），要求王家军队驻扎处的地方当局提供宿舍或兵营，并对士兵负责提供各种日用品和每人每天5品脱的啤酒，或1/4品脱的糖蜜酒。对此，殖民地议会，或马萨诸塞议会、纽约议会开始进行有限抵制，但在保守派掌权后又答应了驻军的要求，结果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770年1月纽约发生严重骚乱，英军砍倒了激进派树立的自由竿，随即在戈登山爆发了战斗，结果一公民被英军杀死。纽约成为革命的“首次流血”的圣地。1770年3月5日发生的“波士顿惨案”，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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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税问题。这是由两方面的情况引发的：一方面，七年战争耗费了英国大量财力，战争结束时国债已达到1.3亿英镑，为战前的两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在殖民地的民政和军事开支，英国花在这方面的费用由1748年的7万英镑增加到1764年时的35万英镑。在这种状况下，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提出，从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有必要而又正当的，这一建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于是产生了对殖民地的征税问题。1764年通过的《糖税法》和1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成为对殖民地征税的两次最新尝试，糖税法对过去每加仑征6便士的外国糖蜜税减为3便士，但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欧洲奢侈品（如酒、丝和麻）却课以附加税。撤销各殖民地原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如富裕的美利坚人喜爱的免税输入马德拉酒的待遇，两豪格海（Hogshead）〔1〕就须纳税7英镑。而印花税则是首次课加于殖民地内部的直接税，是关税以外首次出现的一个税种。它规定，报纸、证书、票据、期票、债券、文告、历书及一切印刷品、小册子、法律文件，均须贴上票面为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税票，牵涉面极广。当局声称，征收这两种税都是供当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之用，但却不征求殖民地人民的意见。问题在于，殖民地人民认为，各殖民地的权力，是直接来自英王的特许而不是来自英国的议会，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又无代表权，因而英国议会根本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对此作出决定。在他们看来，向殖民地征税，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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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七年战争胜利所引发出的这3个大问题，尤其是英国议会决定对殖民地征税的问题，涉及殖民地人民的根本问题，即他们的自由和权利问题，不能不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关注。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反抗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而从英国逃出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其思想及生活方式都与英国本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会容忍强加于他们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七年战争很自然地成为殖民地和英帝国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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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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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美利坚民族的初步形成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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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与母国有很大不同，其中以新英格兰最为突出。在新英格兰，实行民选长官、土地分配和平民教育，这和英国专制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1647年5月，马萨诸塞议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国民学校的议案规定：“各镇人口增长至50户时应责令一公民担任教育之责。凡儿童欲求读书写字者一律不得拒绝。”所以，詹姆斯·拉塞尔：科维尔说：“第一所小学开幕的时候，对付教会专制或国家独裁的第一道壕沟，也就筑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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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殖民地人民的真正自觉，是在进入18世纪以后才开始的，特别是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哪些因素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觉醒呢？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18世纪人口增长很快，1702年才有27万人，1770年已超过220万人，大约每过25年翻一番，这为殖民地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力。当时的农业、工业、商业都获得了重大进展。波士顿的手工业、马里兰的铁矿、费城的造纸、罗得岛的布匹，都已很有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尤其突出，18世纪初马萨诸塞、纽约、新罕布什尔，都建立了完善的邮政，由波士顿发出的信件6天即可抵达费城，从波士顿到查尔斯顿都开辟了公路，这样，各殖民地就可以互通有无、交流信息、联络感情。这对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文化的形成，即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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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人认为，在“彻底悔罪”之后往往就是“皈依宗教”，因此1740年起他巡回于南卡罗来纳与新英格兰之间，在布道中逼真而又详细地描述在地狱里等待着的罪人经受的苦难，使听众惊恐而悔罪，终于成为他的信徒，由此开始了所谓“大觉醒”运动，即信仰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很复杂，既有反清教寡头统治的倾向，也有某种反文化的倾向。但它带有明显的群众性，传播了“自然神论”的思想，建立了一些带有较民主倾向的宗教团体，如美以美教会和浸洗礼教会，还创办了一些新的教会学校，如新泽西学院（1746），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启蒙运动。正因为如此，当欧洲以伊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传到美洲后，信仰复兴运动中的“新光”派和“旧光”派牧师，均能使自己的神学理论与之相适应。但北美第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却非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莫属。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而发迹于费城，从14岁起就开始写作和投稿。对多种科学专题作过观察和实验，是最先从事电学实验的先驱之一。从1732年起，他编发《穷理查历书》，将科学和民主思想以谚语形式随历书向广大群众传布，对美洲人起了巨大启蒙作用。他的格言是：“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自助者，天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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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年6月，为了应付由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由7个殖民地派出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以组成某种殖民地之间的联盟。会议通过讨论，最终通过了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的著名的“阿尔巴尼计划”，该计划规定设置一个由各殖民地议会委派的代表组成的“大参事会”，并由一位由国王任命的总主席来领导，该大参事会有组建军队、对付印第安人、控制公共土地和征收一般税务的权力，计划还包括一个总财务库。该计划虽然后来遭到不愿放弃权力的各殖民地议会的拒绝，但作为后来召开的“大陆会议”的先驱，它是各殖民地走向联合的又一次尝试，因而是美利坚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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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后，由帝国政策的改变引发的问题，是促使美利坚人走向联合与觉醒的转折点，1765年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法大会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而召开的，有9个殖民地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接受了当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的观点：“无代表即不纳税”，通过了《权利与不平等宣言》，要求英王及其议会废除印花税条例，宣称只有殖民地自己选出的议会，才有资格对他们征税，“没有代表的征税是专横”。“无代表即不纳税”，本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中确立了的一个原则，但在殖民地和英国本土都引发了争议，争论的焦点在究竟怎样才算有“代表”：一些人认为，英国议会是帝国议会，它也可以代表它的殖民地，因而殖民地已拥有“实质性的代表”；而另一些人认为，如果“实质性代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全体英国人就可以任何一个选区的成员来代表，可何以苏格兰在与英国合并后还要向议会派代表？无论如何，殖民地人民的结论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无代表乃是不争的事实，英国议会不能代表北美居民，也就无权决定对殖民地征税，能够决定对他们征税的，只能是殖民地自己的议会。这次大会表明，征税问题已把殖民地与英帝国的矛盾，由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双方之间的权利之争，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改变了，民族意识急剧提高。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Americans”（美利坚人）的概念。他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之后，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的秘密组织在波士顿诞生，其领导人是塞缪尔·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这种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各殖民地几乎都有了类似的组织。（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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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为英国征收印花税的代理人被吊在桅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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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3月5日，驻扎在波士顿的两团英军，以保护执行关税条例的英国官员为由，向进行抗议的一群男人和男孩开枪，死5人，伤若干人，是为“波士顿惨案”。（图3-5）1773年，英政府颁布“茶税法”，企图给东印度公司以殖民地茶叶进口垄断权，向殖民地倾销剩余茶叶。为了阻止茶叶上岸，波士顿人组成了“茶社”（Boston Tea Party），于12月16日化装成印第安人登船，将价值9万美元的342箱茶叶抛入海湾。为了加强各殖民地之间意见和情报的交换，早在1772年就在塞缪尔·亚当斯（图3-6）的倡议下，由波士顿市民大会通过决议，建立了第一个通讯委员会。1773年，马萨诸塞其他城镇，以及弗吉尼亚、罗得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均先后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在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这个组织迅速成为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纽带。这一系列事件，尤其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使英议会在1774年通过5个“不可容忍的法令”，规定受殖民地人指控的英国官员只能在英国受审，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将俄亥俄以北的土地划归魁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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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770年波士顿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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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塞缪尔·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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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论由上述法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1774年9月5日殖民地派出的55名代表在费城召开美国历史上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通过的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代表们虽然对英国议会的5个法令不满，但还是提交了一份给英王的请愿书，不过在经济上决定停止进出口并抵制英货，为此决定在各地建立“联合会”，负责检查经济制裁的执行情况。这本来是一种有限的反抗，却被英王乔治三世称作“叛乱”，他在1775年8月23日的诏谕中宣称：“新英格兰的那些政府现在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可以认为，在实际上，英王对事变的看法，比殖民地人民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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