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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通过的宪法的最后定稿，系由古维纳尔·莫里斯起草的。不过，由于这部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即联邦制，是出自詹姆斯·麦迪逊起草的“弗吉尼亚方案”。詹姆斯·麦迪逊在整个制宪会议期间为协助华盛顿开好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还成为联邦宪法的主要解释者。在历史上，麦迪逊被尊称为“美国宪法之父”。（图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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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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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通过时，出席会议的39名代表签了字，但宪法明文规定13州中须有9个州批准方可以生效，实际上承认各州在当时是享有主权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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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各州在批准宪法过程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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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9月28日，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邦联国会决定将宪法交由各州去批准，并否决了指责邦联国会越权的动议。就像在制宪会议上一样，在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斗争，这在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纽约尤为激烈，无论在选举出席批准宪法会议的代表过程中，还是在批准宪法的会议进行中，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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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乔治·梅森就在费城出版的《邮报》上发表文章，将其不同意见公之于众。10月10日，埃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之原因，并坚决要求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10月18日，埃尔布里奇·格里在马萨诸塞陈述其缘由。他们的目的，在于先发制人，争取公众的支持，延缓通过宪法的时间。尽管如此，在当年之内，仍有特拉华、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3个州，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新宪法。特拉华、新泽西都是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也以2∶1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先后批准宪法的州实际上已达到法定的9个州，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因为还有关键性的两个州未能批准，一个是弗吉尼亚，一个是纽约。弗吉尼亚是北美殖民地的发源地，在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无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均势力强大。纽约处于南北交界之处，如果它被排斥在联邦之外，将严重影响合众国的完整。而当时的州长乔治·克林顿恰恰是该州反联邦派领导人，他的追随者大多是当地大地主，害怕失去征收关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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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邦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乃托马斯·潘恩之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们在各州进行的反联邦活动和言论，不外乎集中于这样3个问题：费城会议有越权行为，宪法中缺少《权利法案》，拟议中的宪法会毁掉各州。为了反击反联邦派言论，汉密尔顿在1787年10月21日以“联邦党人”名义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与汉密尔顿一起，或以“联邦党人”或以“普布利乌斯”为署名发表论文，到1788年8月16日发表论文共85篇，关于1788年以文集形式结集出版。这些论文系统阐述了将要建立的联邦制既不是单一联邦制而是联邦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单一共和国而是复合共和国，对人们所说的“民主”提供了双重的保障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宪法的批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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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联邦党人的文章还没出完，在1788年6月弗吉尼亚和纽约就通过了新宪法，但两州通过时双方的票数都很接近，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只多出10票，纽约只多出5票。两个州的斗争都很激烈。在弗吉尼亚，不仅有退出制宪会议的反联邦党人，反对派还得到理查德·亨利·李等人的支持。不愿放弃征税权的大地主们宣称：“我决不放弃那个可爱的字眼——征缴！”在纽约州，不仅州长克林顿是反联邦党人，而且到6月7日通宪会议中，联邦派和反联邦派的人数还是19∶46，反联邦派甚至在其首府发表了“阿尔巴尼宣言”。直到联邦党人威胁说，如果纽约州不能批准新宪法，纽约州就将作为单独的州与联邦脱离，才迫使一些反联邦党人改变态度，最后以30∶25的票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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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的通过，由于中央收回了由各州保留的“主权”，并在中央政府内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又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都置于共和原则基础上，使美国成为“最完善的”现代国家，从而最终完成了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任务，它反映了当时美国朝野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全国政府的要求。但这一结果，既不意味着联邦派的绝对胜利，也不意味着反联邦派的完全失败。不仅联邦派的许多意见，如实行州权平等原则，关于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关于赋予行政长官否决权，等等，都已载入1787年联邦宪法之中，而且反联邦派关于在联邦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的要求，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也已为联邦派认可，并达成在联邦政府建立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时兑现的共识。因此，应该说，无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都是合众国的缔造者，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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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宪法的规定，邦联国会安排了合众国总统的选举，1789年2月4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其就职仪式4月30日在纽约联邦厅举行，纽约市被宣布为合众国临时首都。第一届联邦政府组成是非常精干的，当选为副总统的是革命的重要领导人约翰·亚当斯，众议院议长是弗雷德里克·A．米伦伯格。《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被挑选担任国务卿，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主持了财政部的工作，独立战争时期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担任陆军部长，埃德蒙·伦道夫是总检察长。设立副总统是联邦宪法的一个重要安排，目的是在总统一旦亡故或不能行使职权时，无须举行特别选举即能有一个代理元首，副总统还兼任参议院议长，以便在两院双方票数相等时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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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美国联邦制的结构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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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利坚合众国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来看，美国的立国经验是很独特的。首先，和西方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完成的，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先有州府而后才有国家，这就使立国者在作出某种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把地方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其次，“州”的地位的演变，一直是这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州先由殖民地上升为独立之“邦”，后又降格为从属于联邦的成员，不管其地位如何演变，但始终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州权”的处理成为美国立国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再次，由于合众国直接脱胎于“联合殖民地”，因此这种联合的程度和方式作为一种标志，不仅划分了这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组织和结构的形成，而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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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在独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如何使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配置合理与运转正常的问题，是整个立国问题的中心。它又包括3个层次：（1）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其实质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涉及的层面最广，因而是立国的根本。（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州权”问题，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涉及的层面比前一个小，但因州是承上启下的主要环节，是整个立国问题中的关键。（3）中央内部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关系，由于它有关国家最高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应该说是立国问题的核心。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在《合众国宪法》中精心安排，并为之定下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美国立国经验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美国国家体制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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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赋予总统以很大的权力。其表现有3点：（1）由于联邦宪法中未设置总理这一职位，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实际的行政首脑；（2）由于总统不是由立法机关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以总统为首的内阁得以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3）迟迟才形成的内阁也不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只是总统的一个集体顾问班子。在一般的议会制度下，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阁是立法机构的执行机关，但在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下由于总统是独立于立法机关的，被赋予这一职位超乎寻常的权力，所以这一制度一般被称为“总统制”。但反联邦派指责总统为“君主”也不对，因为美国的总统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其任期在联邦宪法中有明确的限制，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制和联邦制，都是建立在共和原则基础上的，是受共和原则制约的。但联邦制建立之时，美国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总统还不能通过直选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先由各州选举出“选举人”组成“选举团”，再由选举团来选出总统，各州选举人的名额等于该州参众两院代表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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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又给各州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在合众国建立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的问题。实践证明很难，“阿尔巴尼联盟”计划的搁浅，第一个国家体系能以“邦联”形式出现，都说明了“州权”的不可忽视。因为各州在此之前曾拥有“主权”，而这种“主权”是它们分别从英帝国手中夺得的，把全部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各州就很难批准宪法。所以，即使要在美国确立联邦制，也只能把主要权力如立法、征税、军事、外交等权收归联邦政府，但凡是没有明文列举给中央的权力还必须把它们保留于各州和人民。这就在美国形成了“两级权力”结构，或日“地方分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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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行行政、司法与立法互相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则。按联邦宪法规定，中央政府权力是分立的，即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及其内阁，司法权归最高法院，立法又分参众两院。不过，国会虽掌握着立法大权，行政部门不得向议会提出议案，但法案须由两院分别通过方能成立，不仅总统对已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判其“违宪”。掌握司法权的最高法院，拥有裁决中央和地方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纠纷的权能，并有权裁决联邦宪法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案件”，其大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即可终身任职，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国会则有权规定法院的管辖权。总统虽然权力很大，但作出的否决还可由国会以2/3多数票再否决，甚至行政经费的使用也需遵守限制。这样，分掌某一权力的该部门同时又混合了不同的职能，从而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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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美国议会民主制的最大特点，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地方分权，并且在其分权的幌子下又隐藏着集权的本质，即通过相互制衡把权力集中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大多数人手中。但宪法第五条规定，若两院议员2/3多数认为必要，或2/3以上的州议会提出请求，可提出对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经适当方式批准后即可生效，又赋予宪法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增加了联邦宪法的生命力。其最大意义在于，由于联邦宪法关于“修正”条款的制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美国立国所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得以在体制内解决。它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致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其1796年《告别词》中，认为有必要特意提起国人注意：合众国体制“本身就包含着修正自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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