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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早期贸易，以俄亥俄地区及中西部的农产品为主，本质上是西部与南部之间的交易。据1823年《尼罗河周报》报道，头年通过俄亥俄瀑布的农产品，大概是烟草、火腿、玉蜀黍片、猪肉、牛肉、威士忌、豆粉、豆子之类，总量达77750吨，约值300万美元。在19世纪初期，西部所能提供给南部的，其实主要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真正以粮食（小麦、玉米）为主的贸易并不多。在西部和南部之间的交易中，新奥尔良港始终是它们的主要窗口，所以通过该港的贸易档案可以大致看出两者交易的水平。据统计，从1816—1826年，新奥尔良港所接受的来自密西西比河上游的产品总值，由9749253美元增加到20446320美元，增加了一倍以上。有人估计，在1812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西部80%的产品都是经密西西比河运往新奥尔良的。新奥尔良城的人口，1810年时只有17242人，10年后扩张到27176人，说明它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临时区际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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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10月26日伊利运河的正式开放，应是美国区际贸易发展中的划时代的大事。（图6-22）这条全长363英里的运河，由于把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相连，向东可以经哈德逊河通往东方第一大港纽约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向西可以经过五大湖及俄亥俄河与整个中西部发生联系，成为当时西部与东北部之间的主要交通和贸易渠道，由此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角贸易”体系，或商品循环系统。商品循环在这个“三角贸易”中是按两个方向进行的：一种流向是，俄亥俄河流域的粮食和食品经密西西比河运往南部，这些东西在新奥尔良被变换成棉花和蔗糖，再将棉花和蔗糖运往北部卖给新英格兰人，在新英格兰又换成纺织品之类运往西部；另一个流向是，新英格兰的手工业品用船经海路运往南部，在新奥尔良被换成蔗糖、咖啡等西部缺少的东西，然后运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游，在那里与西部的粮食、食品交换，再将它们经伊利运河运往东北部。据艾伯特·费什洛估计，国产货的区际贸易量在1839年就超过了对外出口量，在此后的20年中这种差额进一步扩大：美国国产货的对外出口额由10200万美元增加到31600万美元；而同时期在区际贸易中交换的美国产品从10900万美元增加到41600万美元。它说明美国的国内市场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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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825年建成的伊利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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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国内“三角贸易”的最后形成和区际贸易的发达，无疑是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也是当时美国国内市场发展的主要特点，它标志着美国区域经济关系的新进展。此后，各区域的经济专业化得以迅速发展，大致可分为走向工业化的东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部和垦殖农业的西部。它们作为3种社会经济模式鼎足而立，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斗争，决定着当时美国历史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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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urtis P. Nettels,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62.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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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伯尔在1800年与杰斐逊竞选总统，与杰斐逊所得票数相等，后因未获汉密尔顿的支持，杰斐逊最后当选为第三任总统，他因一票之差屈居副总统，1806年阴谋推翻杰斐逊政府，在西部搞“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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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建国之初，首都原在纽约，1800年才迁都于华盛顿，新都位于波托马克河畔，地址为乔治·华盛顿总统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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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七讲 三大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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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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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税问题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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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各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中，关税管制是一种必要和重要的政策。但究竟实行何种关税政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要视这个国家当时经济上的需要而定。根据关税率的高低，人们又常常将其划分为“保护关税”或非保护关税，保护关税即高关税。美利坚合众国首次实行关税，是在联邦政府建立的1789年，其目的主要在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作为保护措施，所以税率只在5%—15%之间。这说明，当时在美国还不存在一种明确的保护关税政策。及至1791年，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才第一次提出应当把“保护性关税”即“对那些同我们打算鼓励的国货进行竞争的外国货征税”，作为鼓励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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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当西欧各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高潮（如英国）或工业革命前夕（如法、德）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也面临着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任务。然而，工业的起步在美国却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把它作为倾销产品的市场，因此能否保护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发展民族工业并实现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由此可见，汉密尔顿在上述报告中提出确立“保护性关税”，乃是一项明确的和正确的政策。但汉密尔顿提出的政策当时并未得到实施，因为它受到了来自南部的强烈反对。据统计，1814年从外国输入美国的商品只有1300万美元，而到1816年竟增加到14700万美元，即增长了10倍。面对这种情况，在1815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的首届国会上，麦迪逊总统提议要把进口关税作为“岁入和保护”的手段，并认为“关税对制造业的影响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国会才在1816年通过了一个新的关税法案，即1816年关税法。这个由财政部长A．J．达拉斯起草的法令把制造品分为3类：（1）供全国消费的工业品；（2）虽不能供全国消费，但可适当发展以供部分之用的工业品；（3）尚未制造而全靠外国供应的工业品。法令规定对进口的第一类工业品课以30%的关税，而对进口的第二类工业品课以25%的关税，从而在美国第一次确立了保护关税制度。正如J．门罗于1817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制造业将获得政府系统性的和保护性的关怀。”从下表可知，1816年关税法之通过，主要得力于大西洋中部和西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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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关于1816年关税法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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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区域利益的不同，美国保护关税的实施充满了矛盾，并反过来加剧了区域的分化。保护关税政策所代表的是东北部工厂主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制造业者上升为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主体。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的，汉密尔顿“认识到，商人和公债债权人这个基础还过于狭窄，不足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因此，保护关税政策理所当然地得到东北部、特别是大西洋中部各州工厂主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政策来限制英国和欧陆工业品的大量流入，以增强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在1816年开始的绝大多数保护关税法案的表决中，大西洋中部各州代表都能以绝对的优势通过，因为这里是新兴工业最早的集中地。但在新英格兰，保护关税政策却常常得不到全力的支持，因为这里的工业势力虽然有相当的发展，但占优势的还是商人资本家（船主和商人），他们的利益主要基于商业而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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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南部种植园主与北部工厂主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1）由于南部的经济是建立在单一作物种植的基础上的，它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经济，甚至在农业领域中各部门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南部不仅需要来自北部和欧洲的工业品，也需要来自西部的农产品。（2）南部的经济不仅是建立在单一作物种植基础上的，而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大于国内市场。例如，1859—1860年，南部销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棉花分别为2344000包和1069000包，而销往北部的棉花只有943000包，因此保持与欧洲市场的贸易往来，在南方奴隶主看来是极为重要的。（3）南部的奴隶主一方面离不开欧洲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与欧洲的交易又受着东北部特别是纽约商人的控制，并受这些代理人即“中间商”的盘剥。由于这些“中间商”的压价，1818年时每磅棉花尚能卖到31美分，到1831年就只能卖8美分了。（4）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奴隶的平均价格上涨了大约5倍，即从大约300美元涨到1500美元。奴隶价格的上涨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了种植园经济的成本，二是造成产品和成本之间的倒挂。据U．菲利普斯研究，19世纪上半叶，棉花与奴隶平均价格之比分别是：1805年为4∶1；1819年为2∶1；1837年为1∶1；1860年为0.6∶1，形成两种价格的反向运动。在上述情况下，正如L．哈克所指出的：“只有当奴隶劳动的固定成本、利息及劳务上的开支能与棉花的世界市场价格经常协调时，方能维持不坠。”因此，南部的纲领是：第一，减低奴隶成本，必要时以重开非洲奴隶贸易为手段；第二，实行自由贸易，以便英国的制造品输入美国市场；第三，在运输、销售、保险及信用方面，挣脱北部商业及银行资本的束缚。总之，南方需要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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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垦殖中的西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上还依附于南部。但在关税问题上，东北部的工厂主却可望得到西部的支持，这是因为西部的农业与南部的农业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小麦而不是棉花，主要依靠的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而国内最有发展前途的市场是在东北部而不是在南部，因为东北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早在1816年，西部利益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来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莱，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的方案，这个体系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美国体系＝保护关税＋国内改进。所以，在历次保护关税法案的表决中，西部代表差不多都是以东北部工厂主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对保护关税政策几乎采取完全支持的态度，反对者极少，有时甚至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其意见比东北部还一致。（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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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关税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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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的每一组数字，前面的数字为赞成票，后面的数字为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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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在争取实施保护关税的斗争中，尽管充满了区域的矛盾和冲突，但东北部的工厂主仍一再得手。因此，平均关税率由1816年的30%上升到1824年的40%，又由1824年的40%上升到1828年的45%。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有超乎区域和阶级利益的重要性，因而保护关税还可得到大体一致的支持。诚如A．汉密尔顿所言：“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好像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息息相关。”甚至南部利益的重要代表约翰·卡尔洪，当他还是“国家主义者”的时候也认为，保护制是“一种新的和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将使各个部分附着更加紧密”。但南部奴隶主对保护关税上升的趋势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致把1828年通过的关税率诅咒为“可憎的关税率”，并且在南卡罗来纳形成了以“取消原则”（nullification）为纲领的“州权党”（States’ Rights Party）。这项原则认为，州代表大会可以宣布国会某一法案违宪，因而在该州无效。该州还威胁说，如果国会通过任何法令，要对该州使用武力，该州将不惜退出联邦。主张“自由高于联邦”的南方参议员罗伯特·海恩，把南部的“取消原则”带到国会，在参议院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北部工商业家利益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针对海恩所宣扬的“自由高于联邦”的观点指出：联邦是由人民建立的，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自由和联邦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各州无权“自我授权”，自由退出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