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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如前所述，早在1804年，联邦政府曾决定，以北纬39°43’为分界线，北部为自由州而南部为蓄奴州。密苏里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是原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一部分，也是大河以西最早投入开发的地区之一。由于它地处上述“分界线”的两侧，从拓殖之初起就有两种劳动制度移入，到1818年该地区已有56000个白人和10000个黑奴。结果，在密苏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它的居民多数为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自由民，而它的土地又大部分位于北纬分界线以南。无论是北方的废奴派还是南方的蓄奴派，都希望在密苏里加入联邦问题上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的主要发言人——肯塔州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从马萨诸塞州划出缅因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把原定的南北分界线改为36°30’。这才使双方的冲突暂时得以解决，而这个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在国会通过后，亨利·克莱·也因此名声大振，被称为能“独当难局”的3位大师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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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0年妥协案与“威尔莫但书”。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以后，虽然加入联邦的新州不少，但大体维持了南北双方平衡的局面，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摩擦。但随着40年代美墨战争的爆发和结束，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等地是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并引起更为激烈的辩论，而此问题在1846年国会通过的“威尔莫但书”中似乎是已解决的问题。当初，在国会同意波尔克总统所提秘密拨款200万美元，用以贿赂桑塔·安纳割让加利福尼亚时，曾附有由民主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提出的修正案，即所谓“威尔莫但书”：在从墨西哥取得的任何新领土上，“不得实行奴隶制或强迫劳役”。此话直接引自1787年《西北条例》。尽管有已通过的“威尔莫但书”在案，但国会仍在1850年9月分别通过了一系列妥协案，这些法案虽然同意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加入联邦，并决定在首都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但却同时决定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加入联邦时奴隶制问题由其自行决定，并居然允许南部奴隶主到北部自由州搜捕逃奴。这些妥协案也是由亨利·克莱提出的，它虽然使南北冲突得到缓解，却又因此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因为它从“密苏里妥协案”划定的分界线又退了一步。按以往的规定，奴隶逃到自由州即为自由人，而“逃亡奴隶引渡法”却要把这些自由人重新变为奴隶。（图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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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850年时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的划分黑色部分是自由州，白色部分属奴隶州，浅黑部分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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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块领地位于普拉特河流域，是美国辽阔的中部大草原的中心，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的一部分，于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被移民占领，到1850年时居民依然十分稀疏。由于这里冬季寒冷，所以很少有人想到它会成为蓄奴区。但南部种植园主仍然企图控制这片富饶的农业地带，并进而把奴隶制扩大到大草原的畜牧业中去，因而才引起北部废奴派及广大自由民的注意，并促使南北双方加快了在该地区殖民的步伐。而当时参议院领地委员会主席，即来自伊利诺伊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竟很快在南部奴隶主的压力面前让步，提出了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于1854年5月30日在国会上下两院顺利通过。正是在这个法案中，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并运用著名的“居住者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规定把奴隶制问题留待两个地区的人民去自行决定，实际上就是禁止在这些地区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原是土地投机家，又与铁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参与过1850年妥协案的起草工作，显然代表着北部向奴隶制妥协的那部分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广大自由土壤派的利益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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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妥协总是有限度的。因为：（1）上述每一次妥协案“实际上都是南部蓄奴派的猖狂进攻”，因为每一次妥协实际上都是南部奴隶主的胜利；（2）在三次妥协中，除了第一次在表面上维持着某种政治上的“平衡”外，其余两次南部的得分都比北部要多得多；（3）南北双方为了利用“居住者主权”原则，均加快了各自向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移民的速度和规模，因而两种社会和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的激烈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也正是如此。还在法案未通过之前，国会里的一些“独立民主党人”已在其宣言中表示：“我们将回到选区，重新树立起自由旗帜”。法案一通过，甚至地段还未出售，“堪萨斯整个地区已为成千成百的占地者家庭所占”，他们之中既有来自中西部的自由农民，也有来自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的“名门望族”；前者得到了由伊莱·塞耶领导的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及整个自由土壤派的支持，而后者则有代表奴隶主利益的F．皮尔士总统为之撑腰。结果，在堪萨斯，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两个首府：一个在托皮卡，一个在莱文沃思。然而，自由土壤派成立的立法机构却被皮尔士总统宣布为“伪”立法机构（bogus），从1854年11月的国会代表选举开始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就不断，1856年5月21日自由土壤派的据点劳伦斯城甚至被拥护奴隶制的军队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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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内战”标志着妥协的终结，同时也是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的预演，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由此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几次冲突和妥协中，都是那些看来是西部利益的代表人物（如亨利·克莱和S．道格拉斯）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甚至几次妥协案也是直接由他们起草和提出的。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时的西部还远不是东北部的同盟者，而只是它的潜在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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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南北平衡的丧失及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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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三十年代以来南部在政治上的攻势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美国整个政治经济发展的优势是在北部，而不是在南部。大约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北部在政治上就开始逐步由守势转入攻势，而废奴运动的蓬勃发展，反奴隶制的共和党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林肯的当选，应该说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是什么促成了美国政治斗争中的这一转变呢？究其根本原因，在此期间西部和东北部在经济上实现了“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部和东北部在政治上的联盟。只是，这里所说的西部，当时主要还是指中西部，即从俄亥俄到达科他的地带。如前所述，当时只有中西部，真正代表着西部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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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这一时期东北部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变动，这就是典型的工业资本家的初步形成。一般认为，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在美国是发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在此之前有一个大约60年的过渡期，美国学者把它称为“中间期”（middle period）。在这个“中间期”，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建立在商业资本主义的组织上，资本的使用以非生产性企业如土地投机、运河挖掘和铁路建设为主要对象，甚至制造业（棉织业除外）的生产组织亦多带商业意味。这时的许多大企业家与其说是生产者，毋宁说是金融家及商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工厂及设备等生产手段，而只是向独立的小生产者购买他们在家庭或作坊里制造的成品，或是向这些人提供贷款以便把他们的成品纳入商业领域。在“中间期”结束之前，美国东北部的若干重要工业，如制鞋业、肉类包装业、毛织业及生铁业中的企业家，都是来自商人或中间人。正因为如此，查尔斯·比尔德把这个时期的北部称为“商业的北部”，是有其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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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典型的资本家即现代的工业家便开始形成。与此同时，更多的商人资本逐渐转向工业生产领域，商业资本主义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推动这一转变到来的动力是多方面的：（1）各种实业公司在州政府的特许下陆续在各地组成；（2）自由农业当时正处于顺境，农民可以让他的次子投身工业活动；（3）欧洲1848年革命后大批移民进入美国，给美国带来大量有技术的工业劳动力；（4）三四十年代之交的严重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商人和商入资本，使他们觉得在流通领域无利可图转而寻求在生产领域的发展；（5）由于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改善，国内市场得以迅速扩大；（6）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增加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使其可以向欧洲购买发展工业所需之铁轨、机器及原料。由于这些原因，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东北部尤其是新英格兰迎来了“工业革命”的决定性阶段。美国资本主义开始发生着质的变化。据统计，到1850年，整个东北部工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已占全美国的3/4；从1850年到1860年，新英格兰的工业产值差不多增长了62%，而同期大西洋中部各州只增长了7%，西部只增长了10%。1860年，一份调查报告断言，全美国大约1/3的人口都是由“制造业”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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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部也逐步由“南部的孩子”长大成人。据统计，1830—1860年，仅中西部（包括中央东北部和中央西北部）的人口，已由161万增加到将近910万，差不多增加了4.7倍；与此同时，西部人口在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也由1830年的23%提高到37.8%，并且在1840年就超过了南部而位居第二。从经济实力上说，西部在全美国的地位也大为增强。1850—1860年期间，整个西部地区（包括中央北部、中央南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其农场数在全美国农场数目中所占比重，由49.1%增加到57%；这些农场的土地面积在全美国农场总面积中所占比重，由49%增加到58.8%；其资产在全美国农场资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由39.7%增加到54.1%。而且，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或正在走出“拓荒时代”，昔日的拓荒者已积累起相当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并使“传统”的自给经济逐步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其中一些拓荒者已演变成真正的农业资本家，他们开始雇佣劳动力以便扩大其生产规模，向市场提供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包括粮食、肉类及奶酪等等。“中西部”已成为另一个巨大的农业专业区，而与南部的棉花专业区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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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成长壮大的西部，对东北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来说，已不再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的状态，因为运河和铁路的发展，已把这两个建立在同一劳动制度上的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1825年10月，伊利运河的开放，在五大湖与东部第一大港纽约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之后，在五大湖与内地之间又陆续建成了几条运河：（1）1832年建成的“迈阿密—伊利运河”，它从辛辛那提到代顿（Dayton）；（2）1833年建成的“俄亥俄—伊利运河”，它使俄亥俄河与伊利湖相连接；（3）1843年建成的“沃波什—伊利运河”，从俄亥俄河上的伊文斯维尔到伊利湖；（4）1848年建成的“伊利诺伊—密执安运河”，从芝加哥通往拉萨尔。1845年以后，铁路网逐渐由东部扩展到中西部，先后建成纽约中央、宾夕法尼亚、伊利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之间的数条铁路线，整个19世纪50年代西部完成的铁路线几乎达到了1万英里。上述运河和铁路线的延伸和发展，正如美国经济史家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不仅有效地建立了东北部与西部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贸易的变化，给西部的经济结构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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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根本改变了西部与东北部、西部与南部的经济关系。这种改变的突出表现就是，在美国国内日益活跃的“三角贸易”中，昔日西部这个南部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变成了北部的主要贸易伙伴。据统计，直至19世纪30年代，西部输往南部的商品总值仍然高于输往东北部的总值，到1839年西部输往北部的商品价值（710万美元）也只稍稍超过它输往南部的商品价值（550万美元），但还很不明显。然而，到1860年，即内战爆发前夕，西部输往北部的商品已达10760万美元，而输往南部的商品只有3640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2〕正因为如此，早在19世纪中叶，一位南部的经济学家已经在抱怨：“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各自用人造的路线渗入内地，直接夺走了航道通畅、运输并不繁重的密西西比河的沿岸商业。”他还具体谈到，“伊利诺伊运河不仅已经席卷了沿伊利诺伊河到东部的全部产品，而且正在通过同一渠道把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的物产吸引过去，从而不但使新奥尔良而且使圣路易斯丧失了一部分获利丰厚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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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种类看，西部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包括小麦、面粉、玉米和猪肉等。其中，面粉、玉米和猪肉主要输出对象是南部，而小麦则主要运往东北部。以1840年为例，据统计该年西部输出的小麦，98%是输往东北部，只有2%是输往南部；但西部输出的53%的面粉、98%的玉米、69%的猪肉，是输往南部的。与此相适应，输入西部的商品量，也主要来自东北部而不是南部。据统计，1840年西部输入总量是170000吨，其中来自东北部的商品为110000吨，而来自南部的只有60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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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部对南部输出的下降是相对而言的。在1815—18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新奥尔良仍是内地产品的重要输出港。早在20年代，它获得的棉花、烟草、蔗糖的数量就超过了该港输入总数的一半，到50年代这类产品就构成了输入总数的3/4，但主要来自新南部的内地。尽管如此，运往新奥尔良的产品在西部各类输出品中的比重仍很高：玉米为2/5，面粉为1/3，腌肉为3/4，威士忌为2/3。然而，这类商品并不全部留作南部消费之用，其中很大部分转运到外国或北部地区。因为在粮食和食品消费方面，南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给的。据统计，南部输入的小麦，1842年为96万蒲式耳，1850年为260万蒲式耳，1860年为425万蒲式耳；而南部本身的小麦产量，1839年为2500万蒲式耳，1819年为2000万蒲式耳，1859年为3800万蒲式耳。即使在粮食歉收的1849年，从西部输入的小麦也只占南部本身小麦产量的13%。到了五六十年代，南部的输入是增加了，但南部本身的粮食产量在此期间也增长了。当然，西部和南部之间的贸易，从密西西比河进入新奥尔良并不是唯一通道，正如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W．福格尔所指出的，这里还有几种可能常常被研究者忽视：（1）大批牛和生猪可能经由陆路从西部进入南部；（2）中西部的大量粮食和食品可能经由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转运南部；（3）西部的大批牛还可能从得克萨斯直接进入东南部。因此，经由新奥尔良港进入南部的西部产品，并不能完全反映西部和南部的实际贸易水平。即使如此，新奥尔良所获得的来自内地的产品的价值，从总的来看，在1815—1860年间是呈上升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在这种贸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1849—1850年度只有96897813美元，而且在此之前其价值一直低于这个数字；而1850—1859年度一下子上升到了196924083美元，而且在整个50年代一直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换言之，50年代才是南部和西部贸易中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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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各区域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西部与东北部之间关系的加强而与南部的联系相对减弱。据著名西部史家F．默克研究，新奥尔良港接受的密西西比河上游的贸易，由1812年的80%下降为1860年的23%；换言之，到1860年，密西西比河上游的77%的贸易已不再经过新奥尔良而是直接运往东北部了。这说明西部对东北部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应该说，这是西部与东北部、西部与南部这两对经济关系中的重大转变，四五十年代三大区域政治关系的演变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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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西部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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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12日开始的南北战争，严格地讲是南部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爆发的。从史料来看，南北战争爆发时，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很大。在当时全国33个州中，有22个站在北方一边，它们占有全国3/4的领土，只有11个州参加了叛乱。根据186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北方各州共有人口2100万，而且在战争期间还有大量移民流入，而南方总共只有900万人口，其中还包括100万左右的黑奴。北方占有工业生产的9/10，并集中了全国2/3以上的铁路线，而南方只拥有工业生产的1/10，以及1/3左右的铁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部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有关北方实力的统计中，西部的力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占了22个州中的11个（包括2个中立州），在当时北方占有的22503英里铁路线中，有12489英里建在西部，甚至超过了东北部铁路线的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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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部之所以能在这场美国史上最大的战争中取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西部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结盟。如前所述，这种结盟的经济基础就是西部与东北部在劳动制度上的一致，以及四五十年代东、西两部之间商业和贸易的迅速扩大。这两者在政治上结盟的趋势，在1854年发生的“堪萨斯的战斗”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发生在堪萨斯的那场战斗，本质上只不过是南北两种社会和劳动制度在西部的第一次直接较量，因为在那里代表南部奴隶制度的正是来自南部的奴隶主。正如1854年8月3日《圣路易共和党人报》发表的由堪萨斯人维希德写于6月26日的信中透露的：在堪萨斯的那些新城区内的“占地者是由弗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各州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构成的。他们在上个星期六曾举行集会，在会上成立了警备委员会为首的占地者组织。这个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他好些地方，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人武力破坏国会代表选举，捣毁北方自由移民的家宅，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悬赏200元”捉拿一个叫伊莱·泰勒的人，只因他到堪萨斯为废奴主义者移民选择地段，可见他们与北部自由移民势不两立的立场。而反对把堪萨斯变为蓄奴州的社会势力则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因此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堪萨斯的废奴主义者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北方人身上，并直接向俄亥俄、纽约、罗德岛等州的州长发出了求援的信息。早在1854年4月26日，在马萨诸塞就成立了“出境移民协会”，以便在拟议中的领地一旦建立时，帮助废奴派的移民前往堪萨斯，使之不致成为蓄奴州。协会在第二年改名为“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公司”，表明援助活动已越出了马萨诸塞州的范围，成为整个东北部地区的普遍性活动，并具有了经济上的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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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与东北部在政治上的联盟，在1854年诞生的共和党的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西部是这个新的政党诞生的真正摇篮，因为早在1854年2月28日斯蒂芬·道格拉斯提案的50名反对者，已在威斯康星里彭一个校舍内举行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新政治组织的要求，并拟将该组织命名为“共和党”；而且，共和党的第一个机构，又是在密执安的杰克逊城建立的，时间就在1854年7月6日。可见，西部是这个新政治思潮的温床。（2）从组织上看，1854年诞生的共和党有几个主要来源：①北部辉格党人，它以东北部新兴工业家为核心；②北方民主党人，它以北部中小资产阶级为核心；③自由土壤党人，它以西部的农场主为核心。自由土壤党，1848年成立于布法罗，该城扼东西两部之间的交通要道“伊利运河”的西部出口，是当时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因此可以说，共和党的诞生本身就是东北部工业家和西部农场主携手的产物。（3）如果说共和党的成立还只不过是西部农场主和东北部工业家在政治上携手的开始，那么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提出的总统竞选纲领便可以视为这个联盟的正式标志。这个纲领把反对奴隶制扩张作为该党着重考虑的中心问题，并重新引用了《独立宣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就不仅抓住了当时东西部广大人民关注的主要问题，而且也赋予它的活动以正义性。同时，纲领又提出对进口税率进行调整，“以便鼓励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并把自由土壤党人所要求的“宅地法”正式列入党的活动目标，这就满足了双方联合的经济条件。最后，亚伯拉罕·林肯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在经过几次失败后终于在18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既是西部与东北部结盟的重要结果，也是北部在内战中战胜南部的主要保证。因为林肯是西部从拓荒者逐步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公开声明“我天生是反对奴隶制的”，同时又“赞成把荒地分成小块，使每一个穷苦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家园”。（图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