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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部也逐步由“南部的孩子”长大成人。据统计，1830—1860年，仅中西部（包括中央东北部和中央西北部）的人口，已由161万增加到将近910万，差不多增加了4.7倍；与此同时，西部人口在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也由1830年的23%提高到37.8%，并且在1840年就超过了南部而位居第二。从经济实力上说，西部在全美国的地位也大为增强。1850—1860年期间，整个西部地区（包括中央北部、中央南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其农场数在全美国农场数目中所占比重，由49.1%增加到57%；这些农场的土地面积在全美国农场总面积中所占比重，由49%增加到58.8%；其资产在全美国农场资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由39.7%增加到54.1%。而且，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或正在走出“拓荒时代”，昔日的拓荒者已积累起相当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并使“传统”的自给经济逐步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其中一些拓荒者已演变成真正的农业资本家，他们开始雇佣劳动力以便扩大其生产规模，向市场提供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包括粮食、肉类及奶酪等等。“中西部”已成为另一个巨大的农业专业区，而与南部的棉花专业区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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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成长壮大的西部，对东北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来说，已不再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的状态，因为运河和铁路的发展，已把这两个建立在同一劳动制度上的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1825年10月，伊利运河的开放，在五大湖与东部第一大港纽约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之后，在五大湖与内地之间又陆续建成了几条运河：（1）1832年建成的“迈阿密—伊利运河”，它从辛辛那提到代顿（Dayton）；（2）1833年建成的“俄亥俄—伊利运河”，它使俄亥俄河与伊利湖相连接；（3）1843年建成的“沃波什—伊利运河”，从俄亥俄河上的伊文斯维尔到伊利湖；（4）1848年建成的“伊利诺伊—密执安运河”，从芝加哥通往拉萨尔。1845年以后，铁路网逐渐由东部扩展到中西部，先后建成纽约中央、宾夕法尼亚、伊利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之间的数条铁路线，整个19世纪50年代西部完成的铁路线几乎达到了1万英里。上述运河和铁路线的延伸和发展，正如美国经济史家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不仅有效地建立了东北部与西部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贸易的变化，给西部的经济结构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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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根本改变了西部与东北部、西部与南部的经济关系。这种改变的突出表现就是，在美国国内日益活跃的“三角贸易”中，昔日西部这个南部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变成了北部的主要贸易伙伴。据统计，直至19世纪30年代，西部输往南部的商品总值仍然高于输往东北部的总值，到1839年西部输往北部的商品价值（710万美元）也只稍稍超过它输往南部的商品价值（550万美元），但还很不明显。然而，到1860年，即内战爆发前夕，西部输往北部的商品已达10760万美元，而输往南部的商品只有3640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2〕正因为如此，早在19世纪中叶，一位南部的经济学家已经在抱怨：“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各自用人造的路线渗入内地，直接夺走了航道通畅、运输并不繁重的密西西比河的沿岸商业。”他还具体谈到，“伊利诺伊运河不仅已经席卷了沿伊利诺伊河到东部的全部产品，而且正在通过同一渠道把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的物产吸引过去，从而不但使新奥尔良而且使圣路易斯丧失了一部分获利丰厚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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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种类看，西部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包括小麦、面粉、玉米和猪肉等。其中，面粉、玉米和猪肉主要输出对象是南部，而小麦则主要运往东北部。以1840年为例，据统计该年西部输出的小麦，98%是输往东北部，只有2%是输往南部；但西部输出的53%的面粉、98%的玉米、69%的猪肉，是输往南部的。与此相适应，输入西部的商品量，也主要来自东北部而不是南部。据统计，1840年西部输入总量是170000吨，其中来自东北部的商品为110000吨，而来自南部的只有60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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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部对南部输出的下降是相对而言的。在1815—18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新奥尔良仍是内地产品的重要输出港。早在20年代，它获得的棉花、烟草、蔗糖的数量就超过了该港输入总数的一半，到50年代这类产品就构成了输入总数的3/4，但主要来自新南部的内地。尽管如此，运往新奥尔良的产品在西部各类输出品中的比重仍很高：玉米为2/5，面粉为1/3，腌肉为3/4，威士忌为2/3。然而，这类商品并不全部留作南部消费之用，其中很大部分转运到外国或北部地区。因为在粮食和食品消费方面，南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给的。据统计，南部输入的小麦，1842年为96万蒲式耳，1850年为260万蒲式耳，1860年为425万蒲式耳；而南部本身的小麦产量，1839年为2500万蒲式耳，1819年为2000万蒲式耳，1859年为3800万蒲式耳。即使在粮食歉收的1849年，从西部输入的小麦也只占南部本身小麦产量的13%。到了五六十年代，南部的输入是增加了，但南部本身的粮食产量在此期间也增长了。当然，西部和南部之间的贸易，从密西西比河进入新奥尔良并不是唯一通道，正如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W．福格尔所指出的，这里还有几种可能常常被研究者忽视：（1）大批牛和生猪可能经由陆路从西部进入南部；（2）中西部的大量粮食和食品可能经由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转运南部；（3）西部的大批牛还可能从得克萨斯直接进入东南部。因此，经由新奥尔良港进入南部的西部产品，并不能完全反映西部和南部的实际贸易水平。即使如此，新奥尔良所获得的来自内地的产品的价值，从总的来看，在1815—1860年间是呈上升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在这种贸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1849—1850年度只有96897813美元，而且在此之前其价值一直低于这个数字；而1850—1859年度一下子上升到了196924083美元，而且在整个50年代一直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换言之，50年代才是南部和西部贸易中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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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各区域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西部与东北部之间关系的加强而与南部的联系相对减弱。据著名西部史家F．默克研究，新奥尔良港接受的密西西比河上游的贸易，由1812年的80%下降为1860年的23%；换言之，到1860年，密西西比河上游的77%的贸易已不再经过新奥尔良而是直接运往东北部了。这说明西部对东北部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应该说，这是西部与东北部、西部与南部这两对经济关系中的重大转变，四五十年代三大区域政治关系的演变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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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西部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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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12日开始的南北战争，严格地讲是南部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爆发的。从史料来看，南北战争爆发时，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很大。在当时全国33个州中，有22个站在北方一边，它们占有全国3/4的领土，只有11个州参加了叛乱。根据186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北方各州共有人口2100万，而且在战争期间还有大量移民流入，而南方总共只有900万人口，其中还包括100万左右的黑奴。北方占有工业生产的9/10，并集中了全国2/3以上的铁路线，而南方只拥有工业生产的1/10，以及1/3左右的铁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部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有关北方实力的统计中，西部的力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占了22个州中的11个（包括2个中立州），在当时北方占有的22503英里铁路线中，有12489英里建在西部，甚至超过了东北部铁路线的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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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部之所以能在这场美国史上最大的战争中取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西部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结盟。如前所述，这种结盟的经济基础就是西部与东北部在劳动制度上的一致，以及四五十年代东、西两部之间商业和贸易的迅速扩大。这两者在政治上结盟的趋势，在1854年发生的“堪萨斯的战斗”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发生在堪萨斯的那场战斗，本质上只不过是南北两种社会和劳动制度在西部的第一次直接较量，因为在那里代表南部奴隶制度的正是来自南部的奴隶主。正如1854年8月3日《圣路易共和党人报》发表的由堪萨斯人维希德写于6月26日的信中透露的：在堪萨斯的那些新城区内的“占地者是由弗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各州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构成的。他们在上个星期六曾举行集会，在会上成立了警备委员会为首的占地者组织。这个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他好些地方，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人武力破坏国会代表选举，捣毁北方自由移民的家宅，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悬赏200元”捉拿一个叫伊莱·泰勒的人，只因他到堪萨斯为废奴主义者移民选择地段，可见他们与北部自由移民势不两立的立场。而反对把堪萨斯变为蓄奴州的社会势力则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因此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堪萨斯的废奴主义者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北方人身上，并直接向俄亥俄、纽约、罗德岛等州的州长发出了求援的信息。早在1854年4月26日，在马萨诸塞就成立了“出境移民协会”，以便在拟议中的领地一旦建立时，帮助废奴派的移民前往堪萨斯，使之不致成为蓄奴州。协会在第二年改名为“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公司”，表明援助活动已越出了马萨诸塞州的范围，成为整个东北部地区的普遍性活动，并具有了经济上的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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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与东北部在政治上的联盟，在1854年诞生的共和党的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西部是这个新的政党诞生的真正摇篮，因为早在1854年2月28日斯蒂芬·道格拉斯提案的50名反对者，已在威斯康星里彭一个校舍内举行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新政治组织的要求，并拟将该组织命名为“共和党”；而且，共和党的第一个机构，又是在密执安的杰克逊城建立的，时间就在1854年7月6日。可见，西部是这个新政治思潮的温床。（2）从组织上看，1854年诞生的共和党有几个主要来源：①北部辉格党人，它以东北部新兴工业家为核心；②北方民主党人，它以北部中小资产阶级为核心；③自由土壤党人，它以西部的农场主为核心。自由土壤党，1848年成立于布法罗，该城扼东西两部之间的交通要道“伊利运河”的西部出口，是当时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因此可以说，共和党的诞生本身就是东北部工业家和西部农场主携手的产物。（3）如果说共和党的成立还只不过是西部农场主和东北部工业家在政治上携手的开始，那么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提出的总统竞选纲领便可以视为这个联盟的正式标志。这个纲领把反对奴隶制扩张作为该党着重考虑的中心问题，并重新引用了《独立宣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就不仅抓住了当时东西部广大人民关注的主要问题，而且也赋予它的活动以正义性。同时，纲领又提出对进口税率进行调整，“以便鼓励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并把自由土壤党人所要求的“宅地法”正式列入党的活动目标，这就满足了双方联合的经济条件。最后，亚伯拉罕·林肯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在经过几次失败后终于在18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既是西部与东北部结盟的重要结果，也是北部在内战中战胜南部的主要保证。因为林肯是西部从拓荒者逐步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公开声明“我天生是反对奴隶制的”，同时又“赞成把荒地分成小块，使每一个穷苦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家园”。（图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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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内战时的林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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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首先就在于坚决支持了亚伯拉罕·林肯，并把这位“天生的”奴隶制的反对者推上了总统的宝座。1860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斗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虽然林肯获得的票数未能超过他的对手得票的总和，但比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任何一个对手都要多。全国计票的结果是：在全国470万参加投票的人中，林肯得票1866452张，道格拉斯得票1376957张，布雷金里季得票849781张，贝尔得票583879张。值得注意的是，林肯是在美国开国后最带地方色彩的选举中当选的：不仅有15个州的选举人拒绝投林肯的票，而且在南部10个州里没有一张赞成林肯的票。但林肯为何在1860年当选总统？主要是因为，林肯在17个自由州获得了绝大多数票，他得到了广大北方工人和西部农民的衷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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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西部人在战争中直接为联邦军队提供了大量粮食、士兵和装备。例如，在内战期间，有30万以上的俄亥俄士兵在联邦军队中服役并直接上战场，这个数字相当于1860年该州人口总数（2339511人）的12.8%，即平均每10人中有1.3人上战场；在北部和西部各州中，它是参军比例最大的一个。与此同时，西部其他州也同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支持，如印第安纳在战争期间对联邦的贡献包括：129个步兵团、13个骑兵团、1个重炮团、26个轻炮团，总计为1963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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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人的积极和主动精神尤为可嘉。1861年4月，林肯总统只准备征召75000名志愿兵，其中给俄亥俄的限额为13000人，而当时俄亥俄州竟有30万人应召涌入该州首府哥伦布。1864年4月，林肯找西部4个州的州长到白宫开会，要求俄亥俄选派31000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役100天，但最后的结果是该州每5个人中就有3个在联邦军队中服役18天至45天。正因为如此，还在1863年，林肯就十分感动地说：“俄亥俄已拯救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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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内战对各区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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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林肯的当选，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南卡罗来纳、乔治亚等州先后退出联邦，1861年2月8日它们通过了邦联宪法，并选举了戴维斯为邦联总统。4月17日，邦联军队炮轰由联邦军队控制的查尔斯港的萨姆特要塞，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一直到1865年4月9日方结束。其间，先后有11个州加入南部邦联，南北双方在纵横数千英里的战场上厮杀，交战达2400余次，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图8-25）战争初期，南军在罗伯特．李将军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但当林肯在1862年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和《宅地法》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北方的根本性转变，并最终战胜南方，重建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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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内战使南部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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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最大的战争，对这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重建不仅是南部的重建，而且是整个联邦的重建，而要完成整个联邦的重建，就必须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为此，林肯在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提出的要求是这个新的联邦必须拥有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否则它就会从地球上消亡。也正因为如此，“林肯革新了这场革命的概念”，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美国”。这还因为，在内战期间及战后重建阶段，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既具有影响整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意义，也对各区域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由此开创了美国区域关系和历史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