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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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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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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改革运动，是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的必然产物，是伴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而展开的。因为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中，由于大企业的兴起和垄断组织的产生，生产向资本化和社会化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这就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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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1896年，查尔则·斯帕尔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占全美国人口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全美国财富的一半以上，12%的人共拥有全美国财富的近90%。罗伯特·亨特在《贫困》一书中讲道：“很可能，在相当繁荣的年代，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不下1000万。”据他推算，1904年全美国至少有400万人靠救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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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主要靠工资过活。当时工时的降低远跟不上生活水平的步伐。至1900年，全美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在10小时以上，10年后每天劳动时间为8小时的工人也只占8%。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在1880—1910年的30年内，产业工人的家庭收入不足650美元，而农业工人则低于400美元。当时公害严重，事故频繁。例如1907年，仅铁路业中就发生死亡事故1534人次，伤残事故87644人次。1917年，仅制造业的死伤事故竟达1374410人次。童工的使用十分普遍，据统计，1880年、1890年和1900年，10—15岁的儿童当雇工的比例，分别高达16%、18.1%和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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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总数为2900万的工人大军中，被雇佣的10—15岁的儿童竟达175万。造成大批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或中途退学，能念完小学的不足1/3，能完成中学学业的不足1/10。工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与“城市老板”进行斗争。仅1893—1898年间，大大小小的罢工全美国就发生了7029起，平均每年117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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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受垄断之害至深。由于铁路授地过多，影响到更多农民获取土地的机会，尤其是获取好地的机会。据统计，落入土地投机公司、铁路公司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土地，总数达52100万英亩。到1890年为止，虽然按《宅地法》规定有372659户申请了宅地，但最终被批准的则不到1/3左右，而且很多宅地不是土质较差，就是远离交通线，农民极为不满。所以有人说，1860—1890年美国人口总数已超过3000万，但能受惠于《宅地法》的人尚不足百万。西部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东部和欧洲，而东西部之间缺少天然通道，运河的作用由于受河道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很有限，因此铁路的垄断对农民特别是西部农民就极为不利，因为垄断会引起运费上涨。例如，1869年时，由密西西比河以西到东部海岸，每蒲式耳货物的运费就高达52.5美分，而当时每蒲式耳小麦的售价仅100美分左右。换言之，农民收入有一半被铁路公司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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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不一样，农业受自身的影响较大。19世纪70年代自然灾害频繁，连续发生了好几次严重的旱灾。由此引发了将近20年的农业危机，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因为危机使农产品价格陡降。小麦1866年为每蒲式耳206.0美分，玉米1867年每蒲式耳78.1美分，棉花1864年时每磅101美分。进入70年代以后，这3种主要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走向为：1870—1873年，分别降至106.7美分、41.1美分、15.1美分；1882—1885年，分别再降至80.2美分、39.8美分、9.1美分；1894—1897年，分别又降至63.3美分、29.7美分、5.8美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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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90年代美国市场的主要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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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危机，因抵押而破产和失地的农民，不得不靠租佃土地来耕种而维持生活。据统计，1880年佃农在全美国农户中的比例已达25.5%，1900年已增加到35.3%。而当时无地和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数的50%，可见并不是所有无地的农民都获得了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被无情地赶入劳动市场，结果在西部7个主要谷物生产州中，农业工人在1888—1890年间增加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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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来移民情况就更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流入了城市。为了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一种4—6层的蜂窝状公寓被广泛采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但由于通风和卫生条件都极差，大部分变成又脏又臭的贫民窟。19世纪90年代，全美国16座最大的城市中，1/10的居民就拥挤在这类贫民窟中，其中尤以人口为300万的东部大都会纽约特别典型，这类贫民窟的人口占该城市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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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也坏到了极点。被称为“城市老板”的党魁们，常常用贿赂收买和官职允诺等手段操纵选举和市政。《城市之羞》的作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圣路易代表着贿赂，印第安纳波利斯意味着来自方针政策上的不义之财，匹兹堡暴露了一个政治和工业的核心小集团；费城显示了文化制度的彻底腐败，芝加哥是改革的假相，而纽约则是好政府的幻梦。至于假货制造商、收回扣者、商业强盗、诈骗推销者、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更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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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个分水岭的那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涣散的社会，遵循着十七八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原则；而在“分水岭的这一边，则是一个建设都市化的工业国家，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用政治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来说：“1900年时的美国，与1860年时已迥然有别，我自己在这个国家全然是个陌生人，对此我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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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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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由格兰奇到人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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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改革运动往往是首先发生在农民之中，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工人之中。这是因为，美国的农民与欧洲的农民有很大差别，欧洲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而美国农民却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欧洲农民关心的是小块土地的私有权，而美国农民所关心的是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两者有大不相同的斗争目标和价值取向。换言之，美国的农民运动，是商业农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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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早已卷入市场经济的旋涡，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和经营模式的特性，他们又不了解市场的需求层次，以为农产品越多就越发达、越富裕，以致因盲目生产造成产品过剩、价格下降。由于他们实际上是在不受保护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却要在受保护的市场上购买别人生产的工业品，而同时他们又不了解造成这一情况的真相，于是便把罪恶通通归于“中间商”，即铁路公司、工厂厂主和高利贷者，因此当时主要的口号就是“反垄断”。美国的农民改革运动可分为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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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年代的格兰奇运动。格兰奇的原文是“Grange”，其原意是指古代寺院的谷仓，后演变为指乡绅的会馆，进而指庄园的农场，在18世纪成为农民互济会地方公会的代名词。1867年11月建立于华盛顿，其发起人是美国农业部官员奥列夫·凯利，他本人又是明尼苏达的农场主。1871年底，农民的互济会遍及9个州，有180多个分会，其中半数以上在爱达荷。1874年底，其他地方的分会总数已超过2万个，遍及当时37个州中的32个州，但仍集中在中西部。格兰奇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宣传教育、合作运动和社会改革来帮助农民摆脱困境，主要办法是筹集资金收购和运输农产品，批发农机具和日用品，建立粮食加工厂和农业银行。1873年7月14日，伊利诺伊的农民代表大会曾发表《农民独立宣言》，提出用和平手段将农民从垄断的暴政下解放出来。1874年，格兰奇运动全体代表在圣路易年会上通过的宣言，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立场和方针。宣言指出：该组织“不是一个政治或党派组织”，因而“不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宣言还说：“我们不是资本的敌人，但是我们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反对过高的薪金、高利率和商业中的暴利”，“反对贷款制度、抵押制度”，“建议共同集会讨论、共同努力、共同购买与销售”，以便“在农民与制造商之间建立起尽可能直接和友好的关系”。格兰奇运动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市区建立了银行，在中西部许多地方兴建了农机制造厂、农产品加工厂。例如，1873年在衣阿华兴建的收割机制造厂，到第二年已生产了250台收割机，其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但由于1875年各地方分会活动的失败，大大地挫伤了各地农民对合作事业的信心，从1876年起格兰奇运动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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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年代的“绿背纸币运动”。“绿背纸币”是内战时发行的一种纸币，内战时由于该货币大幅度贬值，1875年联邦政府制定金本位条例，决定从1879年1月1日起用金币汇兑纸币，并把流通中的绿背纸币减至3亿美元，以紧缩通货提高币值。农民把内战后农产品价格的猛跌归咎于紧缩通货，为了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并尽快地清偿债务，农民认为必须实行通货膨胀。1874年，来自纽约、伊利诺伊、印第安纳等7州的工农代表汇集于印第安纳波利斯，提出了“适当地解决货币问题”的要求，并建议建立一个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组织”。1875年7月，“独立党”即“绿背纸币党”正式成立，明确提出废除1875年1月联邦的恢复金本位的条例。最初的领导人为彼得·库柏。由于其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绿背纸币党吸引了大批农民加入其组织，包括过去格兰奇运动的相当大一部分会员，其运动在1877年进入高潮。1878年，绿背纸币党和东部的“劳工改革党”联盟参加国会选举，曾获得选票100万张以上，并选出了15名国会参议员。但在1874年11月1日金本位恢复后，物价并没有如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暴跌，相反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还有所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农业经济的状况暂时好转，1878年美国小麦出口由1877年的9200万蒲式耳激增到15000万蒲式耳。这就从根本上使通货问题失去了意义，终于导致了绿背纸币运动的衰落。所以，到1884年绿背纸币党就基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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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年代的“人民党”运动。如果说70年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大风暴，那么80年代则主要是旱灾。1881年和1882年的连续大旱，给中西部的核心农业区衣阿华、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是引发1883年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80年代农民运动的重要原因。不过，这次农民运动的规模之大，远非以往的历次农民运动可比。这次农民的组织叫“农民联盟”，分“北方联盟”和“南方联盟”两大系统。前者1880年10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在1881—1882年遭旱灾的中西部发展很快，到1890年其成员已有100万之众，最初的发起人是芝加哥《西部农村报》编辑密尔顿·乔治。后者，虽在70年代已有萌芽，但在1880年才正式命名为“南方联盟”，到1890年拥有成员300万。北方联盟虽然继承了格兰奇的某些纲领，如社会、经济和教育方面的要求，但它主要关心的是运输问题；而南方联盟的斗争除上述内容外，还要求增加对土地投机者及铁路公司的税收，取缔外国资本控制的土地公司。双方长期未能联合。1891年5月，有1400名代表曾汇聚于辛辛那提，成立了以康纳利为主席的决议委员会，但组党计划未实现。只是到1892年2月，在全国要求建立“第三党”的压力下，才在圣路易城召开了合并大会，并将合并后的组织称为“人民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第三党”，因为它明确提出了有如下内容的政纲：①剥夺铁路和其他企业的多余土地，分配给真正进行垦殖的人；②实行铁路、电报、电话、邮政国有化；③建立累进所得税制；④按照白银对黄金16︰1的比价自由铸造银币。人民党参加了1892年的总统选举，获5个参议院议席和4个众议院议席，还获得了4个州长职位。1896年，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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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民运动有3大特点：（1）运动的参加者是商业农民而不是传统农民，所以叫“Farmer’s Alliances”；（2）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规模在世界农民史上堪称之“最”；（3）缺乏严密组织，其纲领没有越出社会改革的范围。可见，美国的农民运动和旧世界农民起义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性质上应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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