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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纳看来，“边疆是一条极其迅速和非常有效的美国化的界线”，因为“移民的人受到荒野完全的控制”。他写道：“在荒野里发现，移民的人穿着欧洲的服装，拥有欧洲的工业，运用欧洲的工具，表现欧洲的旅行方式和思想。他从火车车厢里出来，钻进一只桦皮船里。他脱下了文明的外衣，穿上打猎的衬衫和鹿皮靴。他寄身在契洛克人和易洛魁人居住的四周围着栅栏的木头小房子里。不要很长时间，他就习惯于种植玉蜀黍和用一根尖木棍犁地了；他叫喊厮杀，也剥人的头皮，跟地道的印第安人完全一样。一句话，边疆的环境对这个移民的人来说，影响是太大了。他必须接受环境所提供的一切条件，否则他就会灭亡，因此他只有适应印第安人开辟出来的地方，照着印第安人踏成的路走。渐渐的他改变了荒野，但是改变的结果不是变成旧欧洲，也不单单是日耳曼根源的发展，甚至从最新的形象来看，它也不是一种仅仅恢复日耳曼标志的情形。事实是，这里有了一种新的产品。起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正像一层一层的堆石是由冰河不断地流过而积成的一样，每一次的边界都在它的后面留下了痕迹，而一旦形成定居地以后，这块地方仍然保有边界的特点。因此，边疆不断地向西部推进就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逐渐增加美国独有的特点。”因此，特纳认为，“研究这一进程，研究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成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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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常常被指责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但实际上他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向西推进，只是“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而不是企图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说“在美国的开拓中，我们看到欧洲生活方式如何打进这个大陆，也看到美国如何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事实上，他在提出其“边疆假说”之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限于1893年之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从而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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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正如特纳在他的“边疆假说”中指出的，在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过程中，美国人的这种气质“是在不断的扩张中养成的”，而这种扩张力又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它自始至终地刺激社会各阶级”，因此，“除非这种训练对一个民族没有影响，否则，美国势必继续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以便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由此是否可以说，当特纳努力从边疆的拓殖中去揭示“说明美国的发展”的内在因素之时，也向世界指出了某种不祥之兆呢？所以，当有人指责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的时候，人们就很难为之辩解了。这里只能划分的界线是：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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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美国法学的演变：由自然法学到社会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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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有句名言：“在专制制度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成为国王。”这一思想为独立后的美国政体定下了基调。在美国，法律对各个方面的生活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出现的政治问题，很少不是或迟早的作为一个司法问题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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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后一个重大转变乃是法学的转变，即由自然法学转变为社会法学，这种转变也与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传播有关。实用主义强调社会经验对于法学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制定的原则要受实践检验，因而成为这种转变的动力。甚至有人说，在所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对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响应最坚决果敢的，就是法律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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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法学是以自然法为准绳的。还在独立革命爆发之前，自然法就成为美洲人与英帝国斗争的手段，在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斗争中所提的一个中心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从而提出了殖民地的“权利”问题。独立革命爆发后，为北美独立鸣锣开道的还是自然法，关于这一点已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讲得很明白。《独立宣言》指出，美利坚民族之所以要与英国分离而独立，是“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法”；而按照自然法，“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后，杰斐逊把人权原则推及民族而得出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而为美国独立的正当性作了有力的辩护。通过《独立宣言》，自然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以致围绕着联邦宪法的批准问题，人们对“权利法案”的关注从来没有那样广泛。可以说，“权利法案”的最后通过，就是自然法原则的胜利。虽然这一精神在以后几十年里长盛不衰，但在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为，法律真理如同一般的真理一样，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来发现的，因此法学不能再以自然的原则为核心，而应当将人置于法学的中心地位。社会法学的积极倡导者有两位代表人物，即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和罗斯科·庞德（1870—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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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1841年生于波士顿，1861年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内战时期曾加入联邦军，1864年以上尉军衔退伍，后再进哈佛法学院，1867年取得律师资格，1870—1873年任《美国法律评论》编辑。1873—1882年在几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1870—1882年受聘到哈佛法学院、波士顿洛维尔研究所讲授普通法。1882年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长官，1899年任首席法官。1902年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连任30年。应该说，他不仅有高深的法学修养，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中，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法学家。他之所以成为社会法学的积极倡导者，很可能与他跟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威廉·詹姆士等人的密切交往有关，以至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其代表作有1873年主编的《美国法律评注》和188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习惯法》。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向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时代的种种为人们亲身感受到的必然需要——成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开承认的或不自觉的对公共政策的直觉认识，甚至法官公开与同胞共有的种种偏见——对于确定治世律人法则都要比三段认论法史有关系得多。法律体现着一个民族许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实情，因此不能够把它当做只不过包含着一卷教学书中的许多定理来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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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是植物学家兼法学家。他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最初学的是植物学，1889年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法律。此后，他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法学教授，1916—1936年升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二战后一度曾参与台湾司法制度的改组工作。其著述甚多，不下14部，最重要的有《法学讲义提纲》（1914）、《不成文法的精神》（1921）、《法律的新道路》（1950），以及5卷本的《法律学》（1959）。他认为，法学应“适应于它所要指导的人性思想，而不是适应于那些初始原则”。他主张，法学应“将人的因素置于中心的地位，而将逻辑降到它实际应处的作为工具的位置上去”。从利益法学观念出发，他在1943年提出宪法解释的重要任务，就是“权衡和平衡部分吻合或业已冲突的各种利益，并合理地协调或调解之”。他说：“宪法不是辉煌的政策便览。宪法重要原则的适用应成为社会在法律政治意义上进步的起点。宪法可以规定确切而简明的规则，例如，那些精确的公文术语和公共官员分担责任的规定。但是宪法不得拘泥于文字来解释和适用。解释宪法原则是把理性原则合理地运用于具体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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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社会法学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的，除了霍姆斯和庞德这两个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位重要法官本杰明·卡多佐。他强调司法程序的“社会效果”，认为司法判决“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会因此损益的各种社会利益的不同意义或价值”。他说：司法“经常所遇到的都是平衡社会利益……即使有时是半公开的，经常不可避免的还是合法行为与其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审判中无时不在平衡、协调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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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说过：“自然法以为天帝所立，故常存而不变。”而社会法学的倡导者则强烈呼吁，立法和司法应面对社会、面对事实、面对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和发展变化的国度来说，究竟哪一种法学更适应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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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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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2年，皮尔斯在鲍德温主编的《哲学与心理学辞典》中首次使用“实用主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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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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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New York, 1984, pp.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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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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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言人在其授奖辞中，就把他使用的“美国语言”称为“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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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十三讲 1930年代危机与F．罗斯福“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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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前繁荣到空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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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威尔逊“赢得战争而失去和平”，遭到共和党人联合反对。在1920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沃伦·G．哈定（1865—1923），以61%以上的选票当选，从此开始了共和党长达12年的执政，在历史上被称为“共和党的10年”。继哈定之后的共和党总统，一个是卡尔文·柯立芝，一个是赫伯特·C．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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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共和党人的胜利，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胜利，它充分地体现在哈定总统关于“恢复常态”的呼吁中。其实质，是打着“重建、调整和恢复”的旗号，放弃20年来由民主党人实行的进步主义改革，改革前宣布的罢工的合法性也被卡尔文·柯立芝视为是对“公众安全的危害”。吏治腐败，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在海军部部长登比默许下，同多赫尼财团和辛克莱财团勾结，让两公司取得了有巨大价值的海军石油资源储备地的控制权，如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山资源储备地租让给了多赫尼的公司，把位于怀俄明州的蒂波特多姆资源储备地租给了辛克莱的公司，福尔从两财团手中获得了至少40万美元好处费。三K党于1915年在乔治亚复活，复活后的三K党势力扩张很快，不仅由南部扩展到中西部、西南部和远西部，而且逐渐由社会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打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内部，在20年代夺取了3个参议院席位和至少4个州州长位置，三K党人用暴力对付他们心目中的敌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群众，教堂火刑、私刑处死、残体截肢、鞭笞拷打，是其惯用的手段。“原教旨主义”流行，曾作为市政改革先驱的威廉·布赖恩，这时已演变成为代表宗教正统的十字军领袖，南部有好几个州在他的领导下制定法律，公然禁止在州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1923年俄克拉荷马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中小学教科书釆用“达尔文创世说”，1925年田纳西州中学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因讲授进化论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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