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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这次参战是“被迫”的，但并不等于说它是毫无准备的，更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仅仅是为了帮助民主国家而已。恰恰相反，和参与上次欧战一样，这次美国对参战的时机的选择不无自己的考虑，这就是争取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问题。在英美首脑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虽然罗斯福用“普遍安全体制”代替了邱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但仍然令人想起当年威尔逊提出的“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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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遍安全体制”的设想是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灵丹妙方，那么只有答应苏联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才能找到通向世界霸权的道路和方向。因为希特勒进攻苏联，是企图以“闪电战”迅速解决东线问题，然后好腾出手来解决西线问题。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现，那么整个西方民主战线就会土崩瓦解，最终会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这一点，罗斯福在制定“租借法案”之前的“炉边谈话”中已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十分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他们（英国等），这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孙就不会遭受别的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苦难。”正因为如此，在珍珠港事件后，尽管美国不得不把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但最终还是在1942年11月8日首先与英国一起发动“北非战役”，然后又在1944年6月6日与英国一起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开辟拖延已久的“第二战场”。但也因此，才能使美国真正踏上争夺世界霸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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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政治便是战争的归宿。所以，尽管“第二战场”的开辟一再推迟，但对战后的安排问题，即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问题，始终是历次外交谈判中优先考虑的问题。1941年7月，F．罗斯福在派霍普金斯前往弗吉尼亚和莫斯科之前，他曾私下要求邱吉尔向他保证，“没有就战后和平时期的领土、人口和经济等问题作出承诺”。在1943年11月22日第一次英、美、中3国首脑开罗会议举行前，美外长先说服英、苏外长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这是要引起各大国对美国所关注的问题的注意。在同年11月28日举行的3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为了增加美国抗衡英国和苏联的力量，罗斯福决定支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战后国际组织，因为当时中国已在美国的极大影响之下。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策划下，1943年11月成立了以美国牵头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其署长是美国海外救济署长赫伯特·莱曼，由美国提供了该署40多亿资金中的27亿，而且总部也设在了华盛顿，它被认为是第一个“联合国组织”。在此之前，如果说罗斯福考虑的还是让美、英、苏、中“四警察”各管一片的话，那么现在他已开始承担全球的“领导责任”了。这是美国从实力出发，企图从经济上控制联合国组织，进而在政治上控制联合国组织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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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夺取世界霸权的重大步骤，发生于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是一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其倡导者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1944年7月1—22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28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在此之前，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曾建议建立一种国际新货币体系，但这次会议的倡导者却在给F．罗斯福提出的计划中，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组织以促进美国对外贸易，防止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重演。结果，在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中规定：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各会员国虽然有一次不超过10%的汇率波动，但以后的波动必须取得基金组织的同意。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解决了1929年大危机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国际货币问题，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后来就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贯彻这一体系，会议决定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国的货币均可按照与美元的汇率与其贸易伙伴自由交换，该组织拥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其中一半来自美国。按规定，该组织可以向外汇暂时短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在必要时它有权要求这些国家改变其经济和贸易政策。世界银行即国际开发银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属机构，从事发放长期贷款的任务，以增进私人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一次，不仅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还在人事和资金上控制了这两个机构，它认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总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该基金组织的1/3的表决权。这为美国在战后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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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几次首脑会议的决议，1944年8—10月，美、英、苏和美、苏、中外交代表先后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组织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等主要机构的组成和权责。联合国大会实际上是个立法机构，安全理事会是它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常任理事国为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安理会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可以动用武力。在否决权问题上美苏两国发生分歧，苏联要求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而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决定。为了防止美洲集团和英联邦的专权，苏联要求接纳它的16个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这些分歧，经1945年2月雅尔塔首脑会议讨论，最终获得妥善解决：苏联放弃绝对否决权，常任理事国只对实质性问题拥有否决权；苏联撤回在联合国大会上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但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联合国有正式代表权；接受F．罗斯福的建议，凡1945年3月1日前对德宣战的国家，都可加入联合国组织。首届联合国大会于1945年10月24日在英国伦敦举行，拥有大国否决权的美国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这是威尔逊曾经梦寐以求，但又未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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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的参战是它通向世界霸权的阶梯，那么“普遍安全体制”的设想就是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取胜妙策，但支撑其霸权的还有一个权杖，这就是原子弹。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结束3个月后，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8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作战，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日本被迫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日本代表正式向盟军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原子弹并不是二战结束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它之所以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权杖，是因为它的研制成功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体制为条件，是因为它的研究成功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的军事实力已居于世界各大国之首，以至当时美军的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得以自豪地说：“原子弹的惊人的破坏力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可以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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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由热战到“冷战”：国际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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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cold war），是对1946年以后美苏关系恶化的通俗说法，一般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是其主要目的，但“冷战”的起源几乎可以追溯到美国参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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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2年初，当苏联向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英国外交大官安东尼·艾登提出承认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的西部边界，即1939年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后的边界时，美国就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是年2月向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说，美国应坚决反对任何“使苏联在东欧（如果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话）取得支配地位的协议”。这实际上有了遏制苏联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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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9月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上，两国首脑名义上是讨论军事问题，而实际上是协调战后的欧洲政策，主要是如何抑制苏联势力扩张的问题。当时罗斯福对一位奥地利亲王说：“我们正在关心如何使共产主义者不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他认为，为了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为此他决定在战后继续向英国“租借”物资。他还对丘吉尔表示，美国之所以要抬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为了让中国在遏制苏联南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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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在处理德国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在1945的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3国首脑在就成立联合国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的同时，也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基本上达成协议，为了严惩德国最终将肢解德国：将东普鲁士北部划归苏联，而将东部和南部划归波兰，并由美、英、苏共同占领柏林。但在德国于是年5月8日投降后，随着和平的到来和美苏摩擦的扩大，美国为了把德国纳入遏制苏联的势力范围，开始改变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严厉政策。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代替不久前去世的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明确反对肢解德国，也不准备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这表明，美苏矛盾正在上升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以致开始超越于民主国家与德国的矛盾，因此并不仅仅限于美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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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国的矛盾，除了直接与处理德国有关的问题外，还牵涉到苏土反目、伊朗危机和希腊内战等事件。土耳其在大战中倾向亲德反苏，导致1944年8月苏土断交，并废除《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当土方表示愿意认真考虑签一项新约时，苏不仅要求土归还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还要求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由此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在二战中，为保障盟国间交通运输的畅通，苏、英派军分别占领伊朗的北部和南部，后美国后勤部队也进驻伊朗，但当时3国首脑均对撤军问题和伊朗独立有过承诺。战后，英美先后撤军，但苏方不仅不撤军，还支持其境内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裂活动，为此伊朗在英美唆使下在联合国状告苏联。二战中，希腊被德国占领，希腊国王与政府流亡埃及和英国，国内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所控制；但斯大林在邱吉尔的要求下将希腊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致使英军于1944年10月进入雅典，并下令解散人民军队，举行受英国操纵的所谓全民公决，迎立乔治二世回国执政。在此情况下，以马科斯·瓦利阿泽斯为首的人民武装被迫重新拿起武器，由于英国觉得无力解决希腊内战，于是请求美国出面干预。因此，希腊自然地成为英、美、苏矛盾的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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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46年3月5日邱吉尔著名的“富尔顿演说”。邱吉尔当时已从首相位置上退了下来，正在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富尔顿是密苏里的一个小镇，是杜鲁门总统的老家。邱吉尔在访问富尔顿时发表了演说，当时在场的听众虽然只有3000余人，但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而迅速传开，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这位政治家在谈及所谓“伊朗危机”等事件后，发表评论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因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英语世界”、“英语民族”应该联合起来，以“正高居于世界权力的顶峰”的美国为首，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以共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这个演说的实质，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不同，作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划分敌我的标志，企图挑起一场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样，就正式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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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邱吉尔只不过说出了美国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这年6月22日，曾有一篇以驻苏使馆代办名义向美国国内发回的长达8000字的电文，其意思后来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化名X刊登在1947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该文就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该文作者凯南因此被公认为美国“遏制”理论的发明人。在邱吉尔演说后的9月24日，总统顾问克利福在其给杜鲁门提交的题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美国维护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的主张。正是这些主张和建议，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正式阐述美国的对苏政策及整个对外方针，声称：“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并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这里的所谓“强制行径”，即他们所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极权政体”。这一咨文所提出的思想和方针，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表明，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冷战”，已正式被定为美国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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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冷战”政策的指导下，先是1947年6月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炉，后杜鲁门又提出对“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先是几个大国共同占领的柏林在1948年被分为东西柏林，后又在1949年8月和10月分别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1949年4月4日，美、英、法、荷、比、卢、加7国，以及意大利、挪威、冰岛、葡萄牙和丹麦共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遂正式宣告成立。与此相对立，苏联经过长期准备，也于1955年5月11—14日，在华沙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其成员包括了所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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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美国决策者感到极度恐慌，认为存在一个所谓“共产主义控制世界的阴谋”，立即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利用朝鲜发生内战之机，下令美国空军袭击北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战争刚刚停止，美国又纠集英、法、澳、菲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把印度支那3国划入其“保护地区”。后又策动吴庭艳集团发动政变，在越南南方成立以吴为总统的所谓“共和国”。为了镇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开始美国先是在越南南方搞“特种战争”，后又在第二年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开始直接介入越战。到1967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总数，已增加到5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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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冷战”并不排斥“热战”，两者都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产物，并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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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民权运动、新左派和“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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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其中黑人问题尤其尖锐，几乎成为引发整个社会问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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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的内战已在法律上解决了黑人问题，第13、14和15条宪法修正案，不仅一举废除了奴隶制，而且给了“自由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由于当时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不得不以租种原奴隶主的土地为生，而一些无地耕种的“自由人”就被抛入社会，流向街头、北部城市乃至全国，形成所谓的美国社会问题。为了尽量减少这些“自由人”即被解放的奴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于是一些州着手制订限制黑人的法典，企图把他们重新固定在原来的庄园里，在选举权方面增加了财产和文化上的限制，以阻止其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实施。然后，又推出种族隔离制度，从全国来说就是企图把黑人阻止于南部，而南部则企图把黑人限制于某些范围，于是出现了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划分，学校和公共场所采取了隔离措施，黑人不得在工作、教育和行动上与白人平等。据统计，在1954年之前，有1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种族隔离的制度，黑人平均工资不足白人的1/3或1/2。1954年5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在初等和中等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属违宪，但到1955年这些州的6001个学区中，仍只有741个允许黑白人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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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初，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了争取黑人“民权”（civil rights）的斗争，此运动后来扩及35个城市，并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11月13日宣布，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1957年9月小石城发生的以暴力阻止黑人入学事件，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这一斗争扩大到学校、公园、餐厅、旅店和影院，斗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1963年4月16日，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被捕后，仅5—7月黑人示威就扩大到30多个州、186个城市。8月28日举行了25万人向首都华盛顿的“自由进军”，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重新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图14—33）他在该演词中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义务，只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改变，……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此后，民权运动分成两派，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一派继续坚持和平方式，而以马尔科姆·艾克斯（Marcomx）为首的一派则提出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主张，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武装的和和平的斗争。但即使如此，在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还是在一次和平进军中，在孟菲斯遇刺身亡。民权运动分裂后，激进派控制黑人民权运动，1966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黑豹党”，开始进行武装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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