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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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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由热战到“冷战”：国际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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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cold war），是对1946年以后美苏关系恶化的通俗说法，一般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是其主要目的，但“冷战”的起源几乎可以追溯到美国参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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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2年初，当苏联向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英国外交大官安东尼·艾登提出承认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的西部边界，即1939年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后的边界时，美国就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是年2月向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说，美国应坚决反对任何“使苏联在东欧（如果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话）取得支配地位的协议”。这实际上有了遏制苏联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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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9月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上，两国首脑名义上是讨论军事问题，而实际上是协调战后的欧洲政策，主要是如何抑制苏联势力扩张的问题。当时罗斯福对一位奥地利亲王说：“我们正在关心如何使共产主义者不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他认为，为了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为此他决定在战后继续向英国“租借”物资。他还对丘吉尔表示，美国之所以要抬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为了让中国在遏制苏联南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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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在处理德国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在1945的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3国首脑在就成立联合国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的同时，也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基本上达成协议，为了严惩德国最终将肢解德国：将东普鲁士北部划归苏联，而将东部和南部划归波兰，并由美、英、苏共同占领柏林。但在德国于是年5月8日投降后，随着和平的到来和美苏摩擦的扩大，美国为了把德国纳入遏制苏联的势力范围，开始改变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严厉政策。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代替不久前去世的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明确反对肢解德国，也不准备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这表明，美苏矛盾正在上升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以致开始超越于民主国家与德国的矛盾，因此并不仅仅限于美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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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国的矛盾，除了直接与处理德国有关的问题外，还牵涉到苏土反目、伊朗危机和希腊内战等事件。土耳其在大战中倾向亲德反苏，导致1944年8月苏土断交，并废除《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当土方表示愿意认真考虑签一项新约时，苏不仅要求土归还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还要求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由此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在二战中，为保障盟国间交通运输的畅通，苏、英派军分别占领伊朗的北部和南部，后美国后勤部队也进驻伊朗，但当时3国首脑均对撤军问题和伊朗独立有过承诺。战后，英美先后撤军，但苏方不仅不撤军，还支持其境内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裂活动，为此伊朗在英美唆使下在联合国状告苏联。二战中，希腊被德国占领，希腊国王与政府流亡埃及和英国，国内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所控制；但斯大林在邱吉尔的要求下将希腊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致使英军于1944年10月进入雅典，并下令解散人民军队，举行受英国操纵的所谓全民公决，迎立乔治二世回国执政。在此情况下，以马科斯·瓦利阿泽斯为首的人民武装被迫重新拿起武器，由于英国觉得无力解决希腊内战，于是请求美国出面干预。因此，希腊自然地成为英、美、苏矛盾的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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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46年3月5日邱吉尔著名的“富尔顿演说”。邱吉尔当时已从首相位置上退了下来，正在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富尔顿是密苏里的一个小镇，是杜鲁门总统的老家。邱吉尔在访问富尔顿时发表了演说，当时在场的听众虽然只有3000余人，但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而迅速传开，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这位政治家在谈及所谓“伊朗危机”等事件后，发表评论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因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英语世界”、“英语民族”应该联合起来，以“正高居于世界权力的顶峰”的美国为首，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以共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这个演说的实质，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不同，作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划分敌我的标志，企图挑起一场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样，就正式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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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邱吉尔只不过说出了美国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这年6月22日，曾有一篇以驻苏使馆代办名义向美国国内发回的长达8000字的电文，其意思后来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化名X刊登在1947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该文就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该文作者凯南因此被公认为美国“遏制”理论的发明人。在邱吉尔演说后的9月24日，总统顾问克利福在其给杜鲁门提交的题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美国维护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的主张。正是这些主张和建议，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正式阐述美国的对苏政策及整个对外方针，声称：“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并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这里的所谓“强制行径”，即他们所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极权政体”。这一咨文所提出的思想和方针，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表明，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冷战”，已正式被定为美国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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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冷战”政策的指导下，先是1947年6月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炉，后杜鲁门又提出对“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先是几个大国共同占领的柏林在1948年被分为东西柏林，后又在1949年8月和10月分别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1949年4月4日，美、英、法、荷、比、卢、加7国，以及意大利、挪威、冰岛、葡萄牙和丹麦共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遂正式宣告成立。与此相对立，苏联经过长期准备，也于1955年5月11—14日，在华沙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其成员包括了所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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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美国决策者感到极度恐慌，认为存在一个所谓“共产主义控制世界的阴谋”，立即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利用朝鲜发生内战之机，下令美国空军袭击北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战争刚刚停止，美国又纠集英、法、澳、菲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把印度支那3国划入其“保护地区”。后又策动吴庭艳集团发动政变，在越南南方成立以吴为总统的所谓“共和国”。为了镇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开始美国先是在越南南方搞“特种战争”，后又在第二年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开始直接介入越战。到1967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总数，已增加到5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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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冷战”并不排斥“热战”，两者都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产物，并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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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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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民权运动、新左派和“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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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其中黑人问题尤其尖锐，几乎成为引发整个社会问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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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的内战已在法律上解决了黑人问题，第13、14和15条宪法修正案，不仅一举废除了奴隶制，而且给了“自由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由于当时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不得不以租种原奴隶主的土地为生，而一些无地耕种的“自由人”就被抛入社会，流向街头、北部城市乃至全国，形成所谓的美国社会问题。为了尽量减少这些“自由人”即被解放的奴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于是一些州着手制订限制黑人的法典，企图把他们重新固定在原来的庄园里，在选举权方面增加了财产和文化上的限制，以阻止其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实施。然后，又推出种族隔离制度，从全国来说就是企图把黑人阻止于南部，而南部则企图把黑人限制于某些范围，于是出现了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划分，学校和公共场所采取了隔离措施，黑人不得在工作、教育和行动上与白人平等。据统计，在1954年之前，有1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种族隔离的制度，黑人平均工资不足白人的1/3或1/2。1954年5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在初等和中等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属违宪，但到1955年这些州的6001个学区中，仍只有741个允许黑白人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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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初，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了争取黑人“民权”（civil rights）的斗争，此运动后来扩及35个城市，并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11月13日宣布，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1957年9月小石城发生的以暴力阻止黑人入学事件，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这一斗争扩大到学校、公园、餐厅、旅店和影院，斗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1963年4月16日，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被捕后，仅5—7月黑人示威就扩大到30多个州、186个城市。8月28日举行了25万人向首都华盛顿的“自由进军”，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重新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图14—33）他在该演词中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义务，只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改变，……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此后，民权运动分成两派，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一派继续坚持和平方式，而以马尔科姆·艾克斯（Marcomx）为首的一派则提出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主张，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武装的和和平的斗争。但即使如此，在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还是在一次和平进军中，在孟菲斯遇刺身亡。民权运动分裂后，激进派控制黑人民权运动，1966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黑豹党”，开始进行武装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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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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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自1962年美国直接卷入越战后，到60年代后期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超过50万人，不仅要耗费大量美国财政收入，而且给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造成痛苦，而直接受到威胁的是美国青年，其中包括大量的黑人青年。这样，一个新的运动即反战运动，便和黑人的“民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并引起激进派的强烈反应。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这时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和权力结构的主要批评者，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其主要表现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分配不公，三者都否定了自由。他们与二战前的“老左派”一样，主张用“暴力”来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消除工业社会的弊病，实现社会平等。但他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动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已把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结为一体，使工人阶级失去了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资格。他们的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断言：只有被压迫被统治的少数人拥有反社会的“天然权利”。“新左派”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是因为在如年代末只有青年学生显示了活力。1959年他们成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1962年他们又在密执安发表《休伦港宣言》，大胆地揭示了“我们周围的美国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自相矛盾现象”，指出“在南方及北方大城市中黑人生活的现实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显得何等虚伪”，声称社会充满了“采取行动以改变学校、工厂、官僚体制和政府的状况”的渴求，认为“这种渴求既是变革的导火线又是变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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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新左派”称为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实际就是当时那些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他们乃是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据统计，1949—1959年间，14—2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大约是2700万，到如年代又突增到4000万，他们占了当时美国人口中的相当比重，使美国整个社会突然变得年轻化。但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以往的是：（1）由于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大学入学率在1964年达到44%；（2）为了使这些人都能入学，许多大学都扩大招生而变成巨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时有学生3万人），这就造成了青年的群体特征；（3）这个时期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观念发生变化，更强调孩子的个性、自由和欢乐，造成了对这一代青年的放纵。这些人对工业化所造成的“技术治国”局面和“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极为反感，比较容易接受非理性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而走上反传统即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传统文化的道路，进而形成一种与当时美国主流文化不同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此处所说的“非理性”的思想和文化，主要包括文化领域中艾伦·金斯堡写的《嚎叫》（1956），杰克·克鲁亚克写的《在路上》（1957）等作品，这些作品“赞美直觉以对抗理智”；社会学领域中这一派的代表作，则是C．W．米尔斯写的《白领》一书，该书认为在当今崇尚科技的社会里，人们已从“自身命运的主宰”变成了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和“小人物”；在哲学领域中，则有H．马尔库塞写的《单向度的人》，该书宣扬一切文明都是对人的本能的“压抑”。结果，这代年轻人也就由激进派迅速转变为“垮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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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些年轻人组成了“共在会”和“共爱社”，远离家庭和学校过起了“群居村”生活。在那里，“要爱不要战争”，实行这样一条原则：“所有的女孩都是我的太太，所有的男孩都是我的兄弟，而婴儿都是我的，这就是爱。”这就是财产、性爱和子女的公有制。为了麻醉自己，他们经常食用大麻、“酸剂”或更强烈的致幻剂，由于这些毒品容易使人产生恐惧感，常常导致意志消沉或精神变态，以致自杀。这类群居村，到70年代发展到3000多个，其成员最多时达到15万以上，平均每个村有“村民”10—100名不等。其中，旧金山的海特—阿什勃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被认为是最著名的“群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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