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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46年3月5日邱吉尔著名的“富尔顿演说”。邱吉尔当时已从首相位置上退了下来，正在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富尔顿是密苏里的一个小镇，是杜鲁门总统的老家。邱吉尔在访问富尔顿时发表了演说，当时在场的听众虽然只有3000余人，但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而迅速传开，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这位政治家在谈及所谓“伊朗危机”等事件后，发表评论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因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英语世界”、“英语民族”应该联合起来，以“正高居于世界权力的顶峰”的美国为首，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以共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这个演说的实质，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不同，作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划分敌我的标志，企图挑起一场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样，就正式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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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邱吉尔只不过说出了美国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这年6月22日，曾有一篇以驻苏使馆代办名义向美国国内发回的长达8000字的电文，其意思后来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化名X刊登在1947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该文就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该文作者凯南因此被公认为美国“遏制”理论的发明人。在邱吉尔演说后的9月24日，总统顾问克利福在其给杜鲁门提交的题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美国维护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的主张。正是这些主张和建议，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正式阐述美国的对苏政策及整个对外方针，声称：“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并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这里的所谓“强制行径”，即他们所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极权政体”。这一咨文所提出的思想和方针，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表明，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冷战”，已正式被定为美国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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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冷战”政策的指导下，先是1947年6月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炉，后杜鲁门又提出对“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先是几个大国共同占领的柏林在1948年被分为东西柏林，后又在1949年8月和10月分别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1949年4月4日，美、英、法、荷、比、卢、加7国，以及意大利、挪威、冰岛、葡萄牙和丹麦共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遂正式宣告成立。与此相对立，苏联经过长期准备，也于1955年5月11—14日，在华沙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其成员包括了所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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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美国决策者感到极度恐慌，认为存在一个所谓“共产主义控制世界的阴谋”，立即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利用朝鲜发生内战之机，下令美国空军袭击北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战争刚刚停止，美国又纠集英、法、澳、菲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把印度支那3国划入其“保护地区”。后又策动吴庭艳集团发动政变，在越南南方成立以吴为总统的所谓“共和国”。为了镇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开始美国先是在越南南方搞“特种战争”，后又在第二年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开始直接介入越战。到1967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总数，已增加到5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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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冷战”并不排斥“热战”，两者都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产物，并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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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民权运动、新左派和“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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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其中黑人问题尤其尖锐，几乎成为引发整个社会问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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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的内战已在法律上解决了黑人问题，第13、14和15条宪法修正案，不仅一举废除了奴隶制，而且给了“自由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由于当时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不得不以租种原奴隶主的土地为生，而一些无地耕种的“自由人”就被抛入社会，流向街头、北部城市乃至全国，形成所谓的美国社会问题。为了尽量减少这些“自由人”即被解放的奴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于是一些州着手制订限制黑人的法典，企图把他们重新固定在原来的庄园里，在选举权方面增加了财产和文化上的限制，以阻止其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实施。然后，又推出种族隔离制度，从全国来说就是企图把黑人阻止于南部，而南部则企图把黑人限制于某些范围，于是出现了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划分，学校和公共场所采取了隔离措施，黑人不得在工作、教育和行动上与白人平等。据统计，在1954年之前，有1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种族隔离的制度，黑人平均工资不足白人的1/3或1/2。1954年5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在初等和中等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属违宪，但到1955年这些州的6001个学区中，仍只有741个允许黑白人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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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初，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了争取黑人“民权”（civil rights）的斗争，此运动后来扩及35个城市，并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11月13日宣布，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1957年9月小石城发生的以暴力阻止黑人入学事件，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这一斗争扩大到学校、公园、餐厅、旅店和影院，斗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1963年4月16日，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被捕后，仅5—7月黑人示威就扩大到30多个州、186个城市。8月28日举行了25万人向首都华盛顿的“自由进军”，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重新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图14—33）他在该演词中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义务，只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改变，……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此后，民权运动分成两派，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一派继续坚持和平方式，而以马尔科姆·艾克斯（Marcomx）为首的一派则提出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主张，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武装的和和平的斗争。但即使如此，在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还是在一次和平进军中，在孟菲斯遇刺身亡。民权运动分裂后，激进派控制黑人民权运动，1966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黑豹党”，开始进行武装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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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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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自1962年美国直接卷入越战后，到60年代后期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超过50万人，不仅要耗费大量美国财政收入，而且给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造成痛苦，而直接受到威胁的是美国青年，其中包括大量的黑人青年。这样，一个新的运动即反战运动，便和黑人的“民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并引起激进派的强烈反应。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这时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和权力结构的主要批评者，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其主要表现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分配不公，三者都否定了自由。他们与二战前的“老左派”一样，主张用“暴力”来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消除工业社会的弊病，实现社会平等。但他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动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已把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结为一体，使工人阶级失去了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资格。他们的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断言：只有被压迫被统治的少数人拥有反社会的“天然权利”。“新左派”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是因为在如年代末只有青年学生显示了活力。1959年他们成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1962年他们又在密执安发表《休伦港宣言》，大胆地揭示了“我们周围的美国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自相矛盾现象”，指出“在南方及北方大城市中黑人生活的现实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显得何等虚伪”，声称社会充满了“采取行动以改变学校、工厂、官僚体制和政府的状况”的渴求，认为“这种渴求既是变革的导火线又是变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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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新左派”称为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实际就是当时那些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他们乃是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据统计，1949—1959年间，14—2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大约是2700万，到如年代又突增到4000万，他们占了当时美国人口中的相当比重，使美国整个社会突然变得年轻化。但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以往的是：（1）由于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大学入学率在1964年达到44%；（2）为了使这些人都能入学，许多大学都扩大招生而变成巨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时有学生3万人），这就造成了青年的群体特征；（3）这个时期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观念发生变化，更强调孩子的个性、自由和欢乐，造成了对这一代青年的放纵。这些人对工业化所造成的“技术治国”局面和“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极为反感，比较容易接受非理性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而走上反传统即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传统文化的道路，进而形成一种与当时美国主流文化不同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此处所说的“非理性”的思想和文化，主要包括文化领域中艾伦·金斯堡写的《嚎叫》（1956），杰克·克鲁亚克写的《在路上》（1957）等作品，这些作品“赞美直觉以对抗理智”；社会学领域中这一派的代表作，则是C．W．米尔斯写的《白领》一书，该书认为在当今崇尚科技的社会里，人们已从“自身命运的主宰”变成了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和“小人物”；在哲学领域中，则有H．马尔库塞写的《单向度的人》，该书宣扬一切文明都是对人的本能的“压抑”。结果，这代年轻人也就由激进派迅速转变为“垮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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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些年轻人组成了“共在会”和“共爱社”，远离家庭和学校过起了“群居村”生活。在那里，“要爱不要战争”，实行这样一条原则：“所有的女孩都是我的太太，所有的男孩都是我的兄弟，而婴儿都是我的，这就是爱。”这就是财产、性爱和子女的公有制。为了麻醉自己，他们经常食用大麻、“酸剂”或更强烈的致幻剂，由于这些毒品容易使人产生恐惧感，常常导致意志消沉或精神变态，以致自杀。这类群居村，到70年代发展到3000多个，其成员最多时达到15万以上，平均每个村有“村民”10—100名不等。其中，旧金山的海特—阿什勃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被认为是最著名的“群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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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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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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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民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美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无论就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阶段。哈里·杜鲁门虽然在对外方面积极推行“冷战”，并且把这种“冷战”由对外扩大到对内，在1947年3月颁布所谓“忠诚法令”，纵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反共活动，致使麦卡锡主义泛滥成灾，但他在内政方面也提出了“公平施政”，允诺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富裕中得到他们公平的一份”。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1946年2月通过《就业法》以利用政府协调来帮助实现“最大限度就业”；1949年在《住宅法》中规定在6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设81万套廉价公共住房，同年10月又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把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1950年修改社会保险法把退休工人养老金提高77.5%，并提出从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收入中支付医疗费用，由地方政府兴办医院和医疗机构；他领导的民权委员会甚至还主张结束在军队和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隔离，等等。这些都与罗斯福“新政”相通，写在文件上的多，而落实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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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杜鲁门出任总统的是艾森豪威尔。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出生于西点军校，曾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北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3年接替杜鲁门任总统之时，战后的经济复元工作已经完成，正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时期，这时的美国被历史学家戴维·波特称为“丰裕之国”。艾森豪威尔在经济上实行“放任政策”，认为“任何一项国家建设事业，只要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去完成的话，我们决不去承担。”结果，到1954年底，在战时移交给联邦经济总署的154个工厂中，有101个工厂被出售，36个被出租。在他任职期间，还专门通过原子能法，取消国家对原子能工业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利用其情报、材料和设备。这些政策带有抑制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罗斯福的“新政”并不一致。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在1956年8月1日签署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将1939年制定的老年遗族保险制度改为老年遗族残疾保险制度；在1958年9月决定对大专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如果他们毕业后在中小学任教五年者还可免还贷款之半，这就调整和扩大了福利保险的范围。此外，1957年2月27日通过的有关黑人选举的法案，特设了一个由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重建以后的第一个有关民权的联邦立法。他执政期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军事与工业的结合，即国民经济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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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新左派”学生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约翰·肯尼迪上台执政。面对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停滞、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和9年的农场收入下降，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以“新边疆”作为其总统竞选的口号，既令人想起美国扩张的传统，也带给这个国家一些新的气息。（图14-34）肯尼迪在任不到3年的时间内，虽然他使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愈陷愈深，制造了一次失败的入侵古巴的“吉隆滩事件”，并经历了1962年的“导弹危机”和第二次柏林危机，但他毕竟还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提高到了5.6%，在1962年2月将第一个美国人送入了空间轨道，并提出了10年内把人送上月球然后使他安全返回的目标，开始实施人类史上空前大胆的阿波罗计划。在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在肯尼迪不太长的执政期间，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作为一位采纳凯恩斯理论的美国总统，他不顾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在1962年改变了对申请设备折旧补贴和投资信贷的企业所加的限制，第二年又提出了全面减税的建议，并在1964年把它变成法律，带来了和平时期持续最长的繁荣。为了履行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反“贫困”战略，肯尼迪从1961年起开始实施区域发展条例及有关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系列计划，这一工程从宾夕法尼亚到亚拉巴马，穿越十一个州；此外，国会还拨款50亿美元来建造综合住宅，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5美元，实行人力培训和发展计划。为了缓和种族矛盾，从1961年4月3日起实行第23条宪法修正案，使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享有选举总统的权利；在1962年8月27日，又提出第24条宪法修正案（于1964年2月4日才被批准），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原因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人加以否认或剥夺”，从而在立法上解决了1870年以来实际上被剥夺的黑人的民权问题；同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消除在学校、公交、铁路、住房等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所有这些，尤其是1962年的第24条宪法修正案，成为肯尼迪执政期间社会改革的重要标志而记载在美国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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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肯尼迪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