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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不是因为战胜别人，而是因为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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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它必须激发内在的斗志，战胜自身的软弱，才能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美国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并从此成为世界强国，这段心路历程和变革之旅，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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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极端地表现着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但也蕴含着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改革动能。这个时期就是进步主义时期（Progressive Era），简称“进步时代”，广义的时间段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狭义的时间段介于1901年至1921年间，恰逢西奥多·罗斯福(1)和威尔逊(2)总统执政期间，本书采用狭义的时间段，也是为了对应“镀金时代”(3)，即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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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时代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对镀金时代的反思和超越，更在于破解了大国崛起的瓶颈问题，同时也帮助美国人找回了一度失落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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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是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但当人们回顾美国百年辉煌时，却无奈地发现，美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在一份为百年大庆写的充满激情的祈祷书中，人们呼唤：“上帝救救我们的共和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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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一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达到了历史顶点，但它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这段长达三十多年的黑色年代里，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官商不分，以权谋私，上行下效，贿赂公行，物欲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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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生活的混乱是今天的美国人难以想象的。在西进、开发的旗号下，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劳动者每天要工作12个甚至16个小时，薪水却少得可怜，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消费者权益无人保护，垄断公司收买政客破坏经济运行的健康环境……美国经济生活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爱默生对此描述道：“波士顿的比考恩大道和弗农山庄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铜臭。在律师的办公室，在港口码头，到处可见这种卑鄙龌龊、浑浑噩噩的陈腐之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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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芝加哥的一个肉食罐头加工厂，为了填满食品罐，装罐工在资本家的指使下，毫不犹豫地使用腐肉、痘肉、内脏甚至老鼠肉。这被厄普顿·辛克莱(5)写进了名著《屠场》中，激起民愤，也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食品安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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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另一个表现是垄断盛行。约翰·洛克菲勒(6)、安德鲁·卡内基(7)、J. P. 摩根(8)、杰伊·古尔德、詹姆斯·梅隆，在一个又一个工业领域内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们压制竞争、维持高价低薪、获取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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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业是“福利国家”的首批受惠者。在世纪之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垄断了全国的电话系统，国际收割机公司生产的农用机器占市场份额的85％。在其他每一行业，资源都被集中控制起来。银行也大为青睐这些垄断公司，甚至为这些实力雄厚的公司董事们创建了专门的联络网，每家垄断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别的许多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据20世纪初期的一份参议院报告说，摩根在其极盛时期同时兼任48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洛克菲勒则集37家垄断公司的董事于一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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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垄断相对的，则是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的加剧。到1890年时，美国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平均占有的财富竟相差近两千倍。一面是暴富者挥金如土，一面是劳动者大面积失业和为生存奔波。资本家暴富的过程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州际商务委员会1889年的记录显示：当年仅铁路工人的死伤数量就达2.2万人。这一时期，美国工人和农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剥削和压迫，社会保障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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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一触即发。187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642家银行倒闭，1.6万家公司破产，20％的劳动者失业，全美各地爆发了示威游行，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在此之后，罢工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并且很多都伴随着流血冲突。令美国工人愤恨的是，政府成了资本家的帮凶，多次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这加剧了社会对立，严重削弱了政府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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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如传染病般的腐败，联邦政府的权威也跌到谷底。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之前，镀金时代的总统们多半在与国会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纠缠不清也使得联邦政府很难有效地进行反垄断和反腐败，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陷入低潮，联邦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大大降低了其对地方的影响力。美国的自然环境也遭到惊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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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镀金时代的美国问题，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在激烈变动的社会发展中普遍迷失了自我。时人为财富而追求财富，只问利润而不择手段，金钱就是新的上帝，金钱就是权力。表现在国家方面，就是对大踏步的社会发展缺乏心理准备和制度设计，对新型的近乎颠覆性的社会关系缺乏协调能力，这一点从联邦政府的被动施政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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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用30年走完英法百年的发展历程，表现得气喘吁吁和有些狼狈，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论有何种理由，经济发展的高速与国民幸福感的不足形成的显著背离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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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种问题的背后，文化的衰落清晰可见。在那个人人都热衷于财富的时代，人们对于金钱的关注当然处于头等地位，其他一切只要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便受到漠视和忽略，政治和文化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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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少人都抱着与卡内基相同的想法：一个有能力的人应当去办企业，只有在经济上失败的人才会去搞政治。(10)在那个政坛上缺少政治家而充斥下流政客的时代，大众参政意识降到了冰点，而公务员与企业界收入的巨大差距也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经商。即便不能如愿从商，他们也十分愿意与商人多些联系，以期在对方吃肉的情况下，自己也能喝点汤。这个时期，大部分有才华的人都开始从商，政府雇员大都是平庸之辈，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另外，许多政客都与企业家关系密切，靠大亨们的贿赂生活，不可能有效地调节商业活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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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斯蒂芬斯就曾批评过当时美国社会薄政厚商的现象。在他看来，“重商的精神是赢利的精神，不是爱国的精神；是讲信用的精神，不是讲廉耻的精神；是个人致富的精神，不是国家繁荣的精神；是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精神，不是讲原则的精神。”(12)关键的问题是，这种风气将政治当成不折不扣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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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身收入较低，外加受到暴富者的“刺激”，很多政客都开始调整自己的人生追求，越发大胆地追求起财富和富裕生活来。当时，“检验政治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成了金钱，不再是典型的政治家们原先追求的纯粹自我表现或为公众服务及荣耀。”(13)人们悲哀地发现，美国政治中的凝聚力已经变成了做官以及将官职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这种动机足够强烈，而政客们所面临的诱惑也空前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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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合流，腐败成风。许多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都是在与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赤裸裸进行的，而这种合作往往也是有偿的：托马斯·爱迪生许诺给新泽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换取当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规；为了让作价800万美元却并不值这个价钱的伊利铁路“掺水股票”能合法发行，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花了100万美元贿赂纽约市议会。当时在美国的各大中城市里，腐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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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政府也尽力讨好资本家。1887年，尽管国库充盈，但当有人提议从中拨出10万美元救济得克萨斯州遭遇长期干旱的农民、帮助他们购买谷种时，克利夫兰(14)总统却否决了这项议案，他解释说：“这种情形下联邦政府如果给予救助……会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他们期望政府部门像父亲般关心他们，这会弱化我们农民刚毅不屈的性格。”(15)而就在同一年，克利夫兰却动用黄金储备4500万美元给富裕的债券持有者分配盈利，每张价值100美元以上的债券盈利2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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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至上的观念带来强烈的个人和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不仅存在于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的普通人身上，也与欲壑难填的富人和官员如影随形。从好的方面说，这促进了美国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从坏的方面看，这导致了更多的腐败、为富不仁，以及炫富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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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镀金时代之前，美国的政治领袖就对公众提出了警告：对经济进步的过度关注以及个人竞争的异常激烈将会导致忧郁自私个性的形成，人们会变得迟钝、粗鲁，并且对优雅的风度麻木不仁。这势必会对公共行为的水准造成影响，并且促使蛮横习惯以及社会虚伪风气的形成。(16)尽管文化和社会风气并不是镀金时代诸多问题的唯一根源，但却是最核心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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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进步时代的改革也确实是对症下药的，无论是反腐败和文官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政治文化，还是反垄断和慈善风气所带来的新商业文化，抑或是弱势群体保护、环境保护所带来的人与财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都体现出进步主义运动的文化和价值观修复功效，以及人们对美国梦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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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崛起，俄罗斯在复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更是因为历史上的大国兴衰都有其内在规律，历史不仅是老师，还常常穿着新衣出来上演大国兴衰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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