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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古尔德的“广告宣传”的确起了作用。通过邀请格兰特乘坐游艇、乘坐古尔德掌控下的伊利火车专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是古尔德的大靠山，古尔德宣称的黄金价格会自由上涨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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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在做证时说：“操纵黄金市场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14)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腐败文化到了怎样的地步：无论流言离奇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会说服自己相信。太多的腐败现象已使人们的判断力麻木了。即便是堪称个人诚信典范的海斯总统，其艰苦的反腐努力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腐败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种流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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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显然要多于格兰特。在营造好舆论氛围后，古尔德接下来就要力求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因为只要政府将囤积的黄金大量抛入市场，黄金价格就会一落千丈，这样一来，通过垄断黄金抬升价格的阴谋就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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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首先游说总统，将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给了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因为这个职位管理着国库的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其下达，而巴特菲尔德收下了古尔德的一大笔好处费。然后，古尔德频繁创造机会与总统见面，并通过科尔宾大吹耳边风，利用格兰特对经济和政治的外行，说服他不要干预黄金价格。而格兰特也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会进行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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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古尔德吃到定心丸，于是和菲斯科携手大肆购买黄金，坐等大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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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就要“成功”之际，令古尔德没想到的是，新闻媒体却坏了他的“好事”。一直对格兰特政府的种种做法持警惕态度的《纽约论坛报》的观察家霍勒斯·格里利（也是1872年大选时格兰特的竞选对手），敏锐地看出其中的猫腻。在一篇社论中，格里利率先揭露了科尔宾等人的阴谋，并呼吁财政部立即采取行动。这直接造成了1869年9月24日的黄金大崩盘。由于古尔德事先从格兰特夫人写给科尔宾夫人的信中得知财政部将抛售大量黄金，他得以侥幸逃顶，而其他不知情的人却纷纷破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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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极坏的影响，而格兰特是否牵涉此事也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尽管共和党人阻挠了传讯格兰特的夫人和妹妹出庭对证，但却隐瞒不住总统夫人曾收到一包现款的证据，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事后，巴特菲尔德也被证明是通过科尔宾等人与白宫的关系谋到职位的，于是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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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兰特以其洁身自好逃脱了干系，但他与古尔德、菲斯科等人的接近，及其妹夫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不仅严重损害了他的个人形象，也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在格兰特时期，联邦政府的威信江河日下，整个美国社会也仿佛得了一场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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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丑闻是格兰特时期诸多丑闻的缩影，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之作——政府高官与富豪及投机商打成一片，成为众多腐败事件的诱因。耐人寻味的是，格兰特时期的腐败和无序加剧了金融恐慌，鼓励了金融诈骗，而他本人也在离开白宫后成为直接受害者，在晚年陷入破产阴影中。为了不让家人在他死后一贫如洗，格兰特在去世前三天完成了《格兰特回忆录》，没承想，这本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销量超过30万本，给格兰特家族带来了5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也成了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军事历史作品。华尔街最悲惨的经历造就了美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之一，不能不说有点讽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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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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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腐败空间。南北战争后，技术的进步凸显了城市的价值，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大大改观，也使得人流涌向城市，城市的财富由此迅速积聚，不动产价值更是节节高升，大企业也变得越发难以离开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不断放大，而转型时期相应的政府管理机制却不够健全，给腐败滋生留下了巨大空间，也使得腐败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严重的“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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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板（City Boss）：指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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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板”的横行无忌令人震惊，也凸显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必要性。随着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腐败的潜在收益也水涨船高，但对于政府官员的制约却没有跟上，官员权力过度膨胀，致使腐败问题在南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呈井喷状，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腐败“品种”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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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政党和国会丑态百出的时期。1873年，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不满地表示，众议院犹如一个拍卖行，在议长的槌声中处置的各种有价值的审议多于世上任何地方。1866—1872年间，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贿赂费用高达40万美元，1875—1885年间更是达到了50万美元。连共和党人自己都痛斥其党派根本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公司。亨利·亚当斯的结论是：“查遍1870—1895年这25年间国会、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全体名单，恐怕只能看到名誉扫地而已。”(17)这一情况与镀金时代国会相对于政府的强势有关，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36年间，多数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国会及政党领导人，这种相对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腐败所导致的公信力和权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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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动的寻租和被迫的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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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从大的方面看，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制度腐败，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经济，也可以说是政治腐蚀经济；二是经济腐败，即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在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制度腐败的经济后果极其严重，相比之下，经济腐败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小很多。(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腐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体现在量刑上，索贿、受贿明显要比行贿严重。事实上，许多经济腐败的发生都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有关，为了做成生意或做大自己，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向官员行贿，因而，进步时代的反腐败也多从限制官员的腐败空间下手，并尽可能地为企业创造公平、阳光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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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公司内部发生的高管利用职权获利的行径，也被视为腐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被视为准政府机构，“商人们如想建立公司必须得到州政府的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倾向于授予那些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获得许可，许多公司就能从州财政获得部分股本。”(19)这一切，只是在各州通过普通公司法，开始简化公司审批制度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司也才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公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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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有些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比如教师、律师和报人，也曾为高尚的动机所推动，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腐败的海洋里。(20)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与那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或者向他们屈服，你就什么也做不成。在情况比较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和议会的官员索性将黑手伸进了公共财政的金库，如果不行贿，任何立法都休想通过；如果不给法官送钱，法庭就不会做出裁决。很多被指控的腐败分子，或者被与他们勾结的法庭宣告无罪，或者被州长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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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错将腐败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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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21)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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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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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体的制约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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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非常有戏剧性，在腐败毒瘤迅速扩大之际，尽管报纸对腐败的曝光有所增加，“但在许多小城市，新闻媒体与政治权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大肆宣传对这些权贵不利的信息。”(22)甚至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在历史上都曾被人利用，古尔德就曾利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格兰特的财政政策》为拉高黄金价格造势，该报还多次为腐败的格兰特政府开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独立，因而尚不能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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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镀金时代晚期，随着民众对腐败问题日益深恶痛绝，已经逐渐实现财政独立的一些美国媒体也开始响应民意，开启了“黑幕揭发”运动之门，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推动清明政治的重要力量。以《麦克卢尔》为代表的一些杂志，被称作“人民的斗士”，在美国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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