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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动的寻租和被迫的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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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从大的方面看，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制度腐败，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经济，也可以说是政治腐蚀经济；二是经济腐败，即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在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制度腐败的经济后果极其严重，相比之下，经济腐败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小很多。(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腐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体现在量刑上，索贿、受贿明显要比行贿严重。事实上，许多经济腐败的发生都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有关，为了做成生意或做大自己，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向官员行贿，因而，进步时代的反腐败也多从限制官员的腐败空间下手，并尽可能地为企业创造公平、阳光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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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公司内部发生的高管利用职权获利的行径，也被视为腐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被视为准政府机构，“商人们如想建立公司必须得到州政府的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倾向于授予那些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获得许可，许多公司就能从州财政获得部分股本。”(19)这一切，只是在各州通过普通公司法，开始简化公司审批制度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司也才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公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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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有些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比如教师、律师和报人，也曾为高尚的动机所推动，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腐败的海洋里。(20)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与那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或者向他们屈服，你就什么也做不成。在情况比较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和议会的官员索性将黑手伸进了公共财政的金库，如果不行贿，任何立法都休想通过；如果不给法官送钱，法庭就不会做出裁决。很多被指控的腐败分子，或者被与他们勾结的法庭宣告无罪，或者被州长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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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错将腐败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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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21)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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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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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体的制约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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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非常有戏剧性，在腐败毒瘤迅速扩大之际，尽管报纸对腐败的曝光有所增加，“但在许多小城市，新闻媒体与政治权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大肆宣传对这些权贵不利的信息。”(22)甚至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在历史上都曾被人利用，古尔德就曾利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格兰特的财政政策》为拉高黄金价格造势，该报还多次为腐败的格兰特政府开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独立，因而尚不能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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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镀金时代晚期，随着民众对腐败问题日益深恶痛绝，已经逐渐实现财政独立的一些美国媒体也开始响应民意，开启了“黑幕揭发”运动之门，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推动清明政治的重要力量。以《麦克卢尔》为代表的一些杂志，被称作“人民的斗士”，在美国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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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铁路大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官商勾结创造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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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是1870—1920年间美国社会进步中十分关键的因素。1870年，美国铁路路轨里程为5.3万英里，1900年增至25.8万英里，1920年更是达到40.7万英里。(23)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铁路是第一大生意，是庞大金融市场的第一吸引力，而且是第一个衍生了庞大行政管理机构的大行业。”(24)铁路所到之处，不仅房地产开发随之而起，工业和消费也空前活跃，说它是国家经济的动脉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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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路也养育了杰伊·古尔德这样的强盗巨商。古尔德的惯用伎俩是：先购买失修的铁路，经修缮改造后高价出售，与此同时挪用公司专款进行个人投资，并向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行贿。(25)他接触的每一家企业几乎都被他害得很惨甚至于破产，就连格兰特政府也被他害得名誉扫地。可以说，美国铁路的大发展是与腐败结伴同行的，其提升的空间越大，腐败分子的回旋余地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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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铁路有关的最大的一起丑闻发生在格兰特时期，即动产信贷公司事件，也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后者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自己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斯凯勒·科尔福克斯）和国会的至少14位议员。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26)这些事情的操作者是国会议员奥克斯·埃姆斯，他在动产信贷公司所占的股份使其可以利用公司股票贿赂其他官员和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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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是经由一封信揭露出来的。1872年9月4日，《纽约太阳报》刊登了1868年1月28日埃姆斯写给陆军上校亨利·麦库姆的一封信，信里有埃姆斯的行贿名单。此事的曝光，是麦库姆与埃姆斯长期的法律和财务争执所致。颇为微妙的是，当年正值总统大选，由格兰特对阵霍勒斯·格里利，格里利恰恰是《纽约论坛报》的创立者，动产信贷公司“黑名单”上的人则都是格兰特的支持者。这封信泄露出来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指控。媒体也随之进行了大量报道。丑闻曝光伊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格里利与格兰特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将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腐败事件。当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丑闻时，事实已经被支持格兰特的媒体歪曲了很多，格兰特也因此躲过一劫，但对美国不幸的是，腐败程度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进一步加深了。尽管如此，共和党最终还是为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买了单，在1876年大选中，动产信贷公司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对共和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帮助民主党取得1860—1884年间唯一的一次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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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是美国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见表1—1）。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壮大极其显著，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835年，这里是一个居民不到350人的定居点，到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人口增长到10万，40年后则超过100万。(27)城市与乡村人口比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20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2500个城镇的人口总数（5430万）超过了农村人口总数（5180万）的现象。(28)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大量的基建项目加速了私人财富的聚敛，也为腐败提供了极多的机会，而美国社会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缺乏警惕性和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因此，腐败现象在各个城市蔓延开来，在镀金时代，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没有贪腐现象，人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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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美国城市的兴起 1880—1920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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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财富的热情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托克维尔(30)看来，性格上的不安于现状是美国人的突出特征之一。“美国人被发财的欲望所折磨，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激情；他没有任何记忆可使他依恋一个地方甚于另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遵循惯例的精神；他是每天财富最急剧的变动的见证人。”(31)而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32)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33)也正是由于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风尚席卷全美，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与那些希望财富更快膨胀的企业主们一拍即合。而民众对赚钱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心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直到步入进步时代，特别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反腐败的意志才逐渐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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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腐败问题的演化，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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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170630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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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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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是系统性的，也常常是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窝案，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所不同，城市的腐败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赤裸裸。并且，城市的腐败不仅局限于市长和高官，还包括腐败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掌控下的纽约市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城市政府。一百三十多年来，“特威德”一直被看作腐败政客的缩影、镀金时代不名誉的象征，他的名字是政治操纵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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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后世的纽约人不可想象的是，当时的特威德集团（特威德于1859年建立）在纽约营造出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35)的气氛，再加之他本人还是“坦慕尼协会”——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特威德的控制下，纽约议会成了臭名昭著的做腐败生意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