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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21)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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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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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体的制约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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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非常有戏剧性，在腐败毒瘤迅速扩大之际，尽管报纸对腐败的曝光有所增加，“但在许多小城市，新闻媒体与政治权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大肆宣传对这些权贵不利的信息。”(22)甚至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在历史上都曾被人利用，古尔德就曾利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格兰特的财政政策》为拉高黄金价格造势，该报还多次为腐败的格兰特政府开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独立，因而尚不能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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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镀金时代晚期，随着民众对腐败问题日益深恶痛绝，已经逐渐实现财政独立的一些美国媒体也开始响应民意，开启了“黑幕揭发”运动之门，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推动清明政治的重要力量。以《麦克卢尔》为代表的一些杂志，被称作“人民的斗士”，在美国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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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铁路大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官商勾结创造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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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是1870—1920年间美国社会进步中十分关键的因素。1870年，美国铁路路轨里程为5.3万英里，1900年增至25.8万英里，1920年更是达到40.7万英里。(23)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铁路是第一大生意，是庞大金融市场的第一吸引力，而且是第一个衍生了庞大行政管理机构的大行业。”(24)铁路所到之处，不仅房地产开发随之而起，工业和消费也空前活跃，说它是国家经济的动脉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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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路也养育了杰伊·古尔德这样的强盗巨商。古尔德的惯用伎俩是：先购买失修的铁路，经修缮改造后高价出售，与此同时挪用公司专款进行个人投资，并向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行贿。(25)他接触的每一家企业几乎都被他害得很惨甚至于破产，就连格兰特政府也被他害得名誉扫地。可以说，美国铁路的大发展是与腐败结伴同行的，其提升的空间越大，腐败分子的回旋余地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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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铁路有关的最大的一起丑闻发生在格兰特时期，即动产信贷公司事件，也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后者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自己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斯凯勒·科尔福克斯）和国会的至少14位议员。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26)这些事情的操作者是国会议员奥克斯·埃姆斯，他在动产信贷公司所占的股份使其可以利用公司股票贿赂其他官员和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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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是经由一封信揭露出来的。1872年9月4日，《纽约太阳报》刊登了1868年1月28日埃姆斯写给陆军上校亨利·麦库姆的一封信，信里有埃姆斯的行贿名单。此事的曝光，是麦库姆与埃姆斯长期的法律和财务争执所致。颇为微妙的是，当年正值总统大选，由格兰特对阵霍勒斯·格里利，格里利恰恰是《纽约论坛报》的创立者，动产信贷公司“黑名单”上的人则都是格兰特的支持者。这封信泄露出来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指控。媒体也随之进行了大量报道。丑闻曝光伊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格里利与格兰特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将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腐败事件。当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丑闻时，事实已经被支持格兰特的媒体歪曲了很多，格兰特也因此躲过一劫，但对美国不幸的是，腐败程度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进一步加深了。尽管如此，共和党最终还是为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买了单，在1876年大选中，动产信贷公司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对共和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帮助民主党取得1860—1884年间唯一的一次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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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是美国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见表1—1）。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壮大极其显著，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835年，这里是一个居民不到350人的定居点，到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人口增长到10万，40年后则超过100万。(27)城市与乡村人口比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20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2500个城镇的人口总数（5430万）超过了农村人口总数（5180万）的现象。(28)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大量的基建项目加速了私人财富的聚敛，也为腐败提供了极多的机会，而美国社会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缺乏警惕性和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因此，腐败现象在各个城市蔓延开来，在镀金时代，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没有贪腐现象，人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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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美国城市的兴起 1880—1920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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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财富的热情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托克维尔(30)看来，性格上的不安于现状是美国人的突出特征之一。“美国人被发财的欲望所折磨，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激情；他没有任何记忆可使他依恋一个地方甚于另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遵循惯例的精神；他是每天财富最急剧的变动的见证人。”(31)而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32)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33)也正是由于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风尚席卷全美，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与那些希望财富更快膨胀的企业主们一拍即合。而民众对赚钱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心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直到步入进步时代，特别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反腐败的意志才逐渐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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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腐败问题的演化，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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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170630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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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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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是系统性的，也常常是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窝案，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所不同，城市的腐败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赤裸裸。并且，城市的腐败不仅局限于市长和高官，还包括腐败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掌控下的纽约市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城市政府。一百三十多年来，“特威德”一直被看作腐败政客的缩影、镀金时代不名誉的象征，他的名字是政治操纵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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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后世的纽约人不可想象的是，当时的特威德集团（特威德于1859年建立）在纽约营造出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35)的气氛，再加之他本人还是“坦慕尼协会”——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特威德的控制下，纽约议会成了臭名昭著的做腐败生意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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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及其党徒在获得权力后，不择手段地捞回之前的“付出”，在10年中使纽约市的债务增加了10倍，其中很多都进了他们的腰包。以县法院的建设为例，原来预计花费25万美元，结果却支出了800万美元，其中一把椅子就花掉了470美元，一个保险箱竟然报了40万美元的账……(36)总之，腐败以各种方式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而养肥了承包商、地产投机商和像他们一样贪婪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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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集团与股市黑手的勾结也令美国人愤慨。特威德集团经常在股票投机中帮助某些操盘手，这种勾结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有时也出于政治利益。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特威德可以成功地打击反对派，有时，为了帮助其盟友上台，他甚至会制造金融恐慌和金融灾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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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某个商业富豪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控制商业化城市的市政府，在美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老板”特威德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这些市政府常常钻法律的空子，甚至直接进行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它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在这帮“强盗贵族”的运作下，他们经手的市政工程项目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的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尽管特威德及其同党后来相继被捕，但特威德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在费城、芝加哥、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城市都出现了成群的效仿者，他们伙同那些腐败的市长和议员，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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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城市腐败，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1）挪用公款；（2）发生在公共合同和特许权上的行贿受贿；（3）管制腐败，包括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行贿受贿；（4）内幕交易。(38)相比之下，挪用公款在这一时期发生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务逐渐公开有关。比较严重的是第二种情形，即政府官员将工程和公共服务承包给个人，有些是给了自己的亲属，从而直接获利，有些则是给了对其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更有甚者，很多官员的亲属自己做不过来，还转包给其他人，层层剥皮。这使得很多工程和公共服务价高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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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的油水最多，也为很多腐败官员所热衷。一方面，这些工程可以作为政绩，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官员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在匹兹堡市，“城市老板”弗林就酷爱公共合同，为匹兹堡修建了大量建筑物、街道和桥梁。在纽约市，20世纪初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查尔斯·墨菲则是其弟经营的纽约建筑工程承包与运输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仅1905年，这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就获得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市政合同。(39)尽管很多城市都对工程进行了招投标，但事实上，在匹兹堡、费城这些城市，投标都被非法操纵了。为最大限度地从中牟利，中标的多数公司都对工程粗制滥造，这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成为后来改革的重点规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