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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这些弊端，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82)，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考试项目有笔试、口试、经历评定、实地操作等。（2）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3）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文官终身任职，非犯大错不能解雇。对文官惩处必须有充足理由。（4）文官在政治上中立，可以是某党党员，但不能参加党派性的政治活动。（5）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6）设立总统直辖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官考试以保证其正确、统一和公正，防止出现舞弊现象。尽管法案仅覆盖了11％的联邦雇员，但它却为美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开了好头，尤其是超党派的三人委员会的设立，为后几十年的文官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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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颇为令人意外，因为阿瑟(84)总统此前被视为“政党分肥制”的受益者，但他却在任内十分坚决地推进了文官制度改革，对此前格兰特时期甚嚣尘上的腐败进行了规制。这也给他带来了积极的社会评价。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芝加哥每日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可以称之为“民意测验”的调查，调查结果占去了整整15栏，让阿瑟感到欣慰和有些惊奇的是，美国社会对他的执政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其中文官制度改革是关键所在。(85)而文官制度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得到了最有力的执行，不称职的人过得战战兢兢，罗斯福总统的一大政绩便是“在他任期结束之时，功绩制开始取代政党分肥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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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官制度的必要补充，美国政府还敢于大胆使用人才，从社会各领域精英中选拔干才出任政府高官。其中有律师、教授、记者，也有企业高管。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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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彼得原理”，即如果让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一级级地爬上来，可能没过多久就会深陷在不胜任的层级中不能自拔，或者在长年的打磨和等待中失去政治家所必需的霸气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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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阅历和人脉，他们既容易适应政治角色，也容易打开局面，并且，他们与部门内的人没有太多个人恩怨和利益纠结，所以更能放开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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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有了相当的物质积累和成功经验，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抵御外来的诱惑，也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享受这段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生涯。这一点对反腐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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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人的物质需求，是反腐成败的关键。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等国的反腐经验都表明，让公务员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在退休后享有稳定的生活保障非常必要。在政府工作期间，公务员往往享有高出社会平均标准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退休后则拥有相应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而且还能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退休年金，足够退休后安居和旅游之用。但与此同时，公务员必须遵纪守法、安守本分，一旦徇私枉法，则不仅可能身陷牢狱之灾，而且有失去退休后的全部年金的危险，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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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他们在各自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都是成功人士，收入高，积累多，无须过多考虑收入问题，因而会一心将工作做好，并且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家底殷实，一般的贿赂很难打动他们。比如，对于一个身家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人，行贿者拿出几十、上百万，就算是上千万，在他看来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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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政治精英可以洒脱地看待在政坛的进退。由于他们有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仍能体面而富有活力地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从政过程中所积累的人脉以及不俗的政绩，也将为其离开政府后的生活赢得更多资本。而社会对这些人的回馈，无论是舆论肯定，还是给予更多的机会，都在事实上激励着大多数政治家在从政的日子里克己奉公，从而为自己从容和更具成就感地进行“下一次漂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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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予社会大众正向激励。从社会心理学中的“替代强化”理论来讲，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奖惩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一般说来，看到他人获得成功，那么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动的倾向就会提高，而看到他人受到惩罚时，那一倾向就会降低。”(87)这恰恰说出了激励的秘诀：决定你希望的结果，只奖励那些会导致预期结果的事情。一个社会鼓励和注目的事情，往往能够良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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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手都要硬，法律惩罚与精神折磨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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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贿者重罚和重判，也是美国的一项历史经验。1898年，在圣路易斯市，一家地方铁路公司为获得在该市经营的特许权，向当地政客每人支付了3000～17500美元不等的贿赂，总共支付了约25万美元的贿赂款。案发后，该公司的发起人被判有罪，处5年监禁，该市的几位知名政客也落得同样下场。(88)这类处罚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慑作用，也使得行贿者意识到，如果要收买很多个人，就有很大可能被“泄密”，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重罚贿赂行为，反映出美国人对公共事务行贿和受贿者的极大厌恶和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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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很微妙的心理关系。对受贿对象而言，几千美元很可能满足不了他，或者他根本看不上这点钱，如果再有些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在里面，他完全可能有意无意地曝光此事，并且在事发之前将钱退回或上缴有关部门以洗白自己。这么一来，行贿者的风险就太大了，知道内情的人越多，就越可能暴露，而且其行贿金额肯定大于单个受贿者，罪责也自然是最大的。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就不会铤而走险，这等于是在事实上强化了分权的反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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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重拳打击行贿者的做法非常有效，由于行贿的风险倍增，企图行贿的人必然慎重考虑法律后果，这样，行贿者少了，受贿的毒瘤自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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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提出过制约腐败的三大因素：法律惩罚、职业或社会成本、精神折磨。而腐败的总成本取决于各种惩罚的力度及其可能性。(89)这也说明了惩罚在反腐中的重要性，并且应该多种形式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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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律惩罚是达摩克利斯之剑(90)的话，那么职业或社会成本就是让企图行贿受贿的人感到得不偿失的根本。对于公务员来说，由于自身有较好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往往没必要“涉险”贪腐，因为一旦暴露，不仅会面临法律惩罚，而且很可能会失去公职、身败名裂，高额的退休年金也将化为乌有。久而久之，公务员队伍就会形成“爱惜羽毛”的风气，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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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折磨也值得一提。由于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些面临贪腐诱惑或者刚刚坠入其间的人，会承受比较大的精神折磨——对于牢狱之灾的恐惧，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忧虑，以及可能会给家庭尤其是子女带来的打击，等等。这些都让人倍感煎熬，很多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就选择了“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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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大因素之外，竞争也是制约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坛充满了竞争：总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争暗斗、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政治角逐，都使得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避免因贪腐问题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这种竞争在格兰特时期的腐败问题曝光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此之后，政治家们都在尽力避免被政敌和其他党派揪住腐败的嫌疑，防止公信力受到损害。在这个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媒体经常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被某一方巧妙利用，2013年流行的美剧《纸牌屋》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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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的信用竞争，也可收到很好的反腐效果。在美国城市腐败高发的后期，城市之间的竞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一方面，政府或高官的腐败作为会严重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导致城市招商引资等出现大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腐败和低效，在影响其城市信用的同时，事实上反衬出其他城市的廉洁和高效，那么这些相对廉洁的城市的信用就会上升，自然就会引来更多的投资，其中很多都是从腐败城市迁移出去或原本考虑在那里落脚的投资者。这反过来会对腐败、信用低下的城市产生极大的冲击，压缩其腐败空间，也会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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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城镇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反腐的作用。在1930年以前，美国人如果想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就要留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城市。但在此后，随着郊区和小城镇公共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那里的交通越发便利、水电设施越发齐全，中心城市的优越性便日渐降低，其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流向乡镇和小城市，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心城市的腐败水平得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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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进步时代的制度反腐效果明显。从镀金时代的贿赂横行，到此后腐败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非主流问题，都可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反腐需要领导者的魄力，需要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和支持，更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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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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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美国经济学家，对公共建设工程的腐败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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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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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79、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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