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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保护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运动。在专家的主持和推动下，政府得以摆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纠缠，以推进公共福利为名，防止“特殊利益”对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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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制止出于经济利益的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更主要的是发展出一种负责任的、经过科学规划的对自然资源的应用。在这方面，平肖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即发展与资源保护可以并肩而行，伐木、煤矿开采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应该得到控制，但不应该被禁止。“资源保护同时也反映出进步时代对效率和控制的追求——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对自己本身的控制。”(16)像反垄断一样，罗斯福很成功地平衡了政策与商业利益的关系，给效率和效益以出口，重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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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理念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青山绿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罗斯福当年的坚持和努力，现存的美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可能多半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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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继任总统时，美国已建立了黄石、约塞米蒂、红杉、格兰特将军和圣雷尼尔五个国家公园，其中黄石公园的建立，恰恰得益于环保力量与商业利益的聚合。1872年，怀俄明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自然公园——黄石公园，其目的一方面是保护绚丽多姿的自然风景区，另一方面是满足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要求——该公司急需推动西部旅游业的发展。这为日后罗斯福的国家公园计划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将自然保护和商业利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至少两者是不矛盾的，同时这等于是做了舆论上的铺垫，让人们意识到这样的自然保护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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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科学地、稳妥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1903年3月1日至14日，罗斯福邀请自然学家约翰·巴勒斯一起游览黄石国家公园，3月15日至18日，罗斯福又与被称作“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并坐在篝火旁彻夜长谈。缪尔1901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不仅唤醒了人们的“公园意识”和“绿色理念”，唤起了人们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也深刻地感染了罗斯福总统，使之成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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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国会在其任期内通过法令增加了火山口湖、普拉特、风洞、萨利希尔、弗德台地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到27.3万英亩，用以保护自然景观、印第安人文化景观、矿泉和野生动物。在卸任十年后的1919年，罗斯福一直努力要建立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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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罗斯福的不只是巴勒斯和缪尔，还有著名的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同样是在1903年的这个3月，罗斯福采纳查普曼的建议，建立了佩利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既是美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罗斯福任期内，美国共创立了51个这样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如今，美国已有超过50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而且成为美国生态环境教育的好去处，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不断强化着美国民众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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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还把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变成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事业。1908年5月，罗斯福在白宫亲自主持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应邀参加的有各州州长、参众两院代表、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政府内阁成员，还有来自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代表。会议不仅加强了联邦与州在自然资源保护事业上的合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环境保护的强大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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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罗斯福还开创性地将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发动起来，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态势，1909年2月18日至23日，罗斯福在白宫外交厅主持召开了北美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并最终通过了《北美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原则宣言》。这次大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我们的共同命运达成了共识：“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自然资源保护事关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繁荣，是国际和平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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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还是历史保护的倡导者。在他主导下通过的《1906年文物法》（也称《古迹法》），不仅催生了18个国家纪念地，有力地遏制了对历史文物的倒卖和对古迹的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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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紧密关联。在进步时代，美国人已经将自然和人文保护视为对传统价值观的保护。约翰·斯蒂文和阿尔伯特·柯布在1889年就曾表示：“既然民主精神是最先发展和最受标榜的精神，由美国殖民地时期之前的工匠——建筑师——完成的建筑工程所表现最多的方面就是美学。”(17)在镀金时代里，许多宝贵的建筑都被破坏，让美国人叹息的是，“传统是国家的遗产构成的一部分，今天大部分的美国建筑都失去了其传统风貌。舞台上的布景多半与演出者一同逝去了。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平生所奋斗的传统和理念。”(18)而那些游历过欧洲的人更是感慨遗产在欧洲和美国被保护与破坏的巨大文化反差，以及所带来的文明的昌盛和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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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进步时代的美国人那里，自觉不自觉地上升为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保护。而那些得以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古迹，就像是一些会说话的老者，在和后人讲述着这个国家的追求与梦想、沧桑与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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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这种保护的最显著的原动力。美国遗产保护的先行者安·坎宁汉和威廉·霍斯汀女士，都有着近乎宗教狂热的热情，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她们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仍坚持着保护运动。(19)事实上，这种保护的过程以及保护下来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说教，而只是历史在说话，是文化在传播，是先贤在温暖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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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建筑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效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文化传承、环境和土地在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人追求速度和革新；他们也追求留驻过去的记忆和永恒。(20)在文化和建筑保护中，美国人努力保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平衡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同时也在委婉地告诫人们：一个破坏传统、轻视遗产保护的国家，将很难凝聚起民族精神来，也无法自信地向外传播文化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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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环保意识“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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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的保护，还具有强化公民意识、塑造新公民形象的作用。城市公园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19世纪著名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等人的理念，市政公园不仅有助于美化城市，还能促进城市居民的邻里精神，并与道德衰败的倾向做斗争。(21)他所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令人觉得仿佛有一处幽静的乡村藏于纽约市中心。由树木、溪流和池塘营造的环境，使得城市居民愿意在那里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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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58年纽约中央公园落成以后，建设都市公园的运动就盛行起来。纽约中央公园设计者奥姆斯特德认为，城市公园不仅是娱乐中心，他设法将其创造为一种城市文化绿洲，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凝聚。他相信，中央公园“将对这个城市中最不幸和最无法律观念的阶层产生明显的协调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助于增进社会礼貌，提高自我控制及节制能力”(23)。这种意识也体现在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市公园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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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进步时代的“操场运动”不仅为城市儿童提供了娱乐场所，更造就了强健和具有协作精神的好公民。在其推动者看来，有沙箱、秋千、运动场的城市操场“将是新的城市公民——道德的、勤奋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的发源地”，操场“在一周之内能够比学校老师在十年中……灌注更多的道德，培养更多的好公民”(2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城市操场相当于一种公民课堂，孩子们、年轻人在此尝试公民体验，并且增强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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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的城市规划运动反映出试图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与公民品质的努力。雄伟的建筑、喷泉、雕塑起到了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培育城市生活道德风尚的教化作用，而好公民则是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25)随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不断落户各大城市，城市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教育文化中心，这对提高公民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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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规划运动相映生辉的是“回归自然”运动的兴起。在约翰·缪尔等人的倡导下，美国的许多中产阶级开始投身到徒步旅行、露营及其他户外活动中去，孩子们则加入了童子军（1910年创建）和营火少女团（1912年创建）等组织，亲近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识真正地“从娃娃抓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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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有助于环保意识的启蒙和普及。在从镀金时代迈向进步时代的日子里，美国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有数字表明，林肯就职时，美国只有大约100所公立中学，到1880年时已有800所，到了罗斯福上任之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00。(26)而在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捐赠财产建立大学之后，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将公益热情投向办学，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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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规教育之外，一些成人教育和社会公共课程也满足了很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的渴望，对此，《纽约时报》在1880年欣喜地指出：“我们年轻的新国家终于达到了这一点，即它的一部分人民已经能够脱离实际问题，纯粹去追求同金钱无关的知识。这就是成长的标志！”(27)在此基础上，民众越发深刻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文化和环境保护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相关话题被更为广泛地谈起，环保和公益行动也越发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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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女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她们的爱心、热情不仅感染了社会，推动了美国的文化保护事业，而且也传递给她们的子女，使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火种生生不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育生动且意义深远，它使尊重自然的精神和文化自豪感得以代代相传，这也是后世的美国社会一直重视自然保护和人文建设的原因所在，更是美国人热衷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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