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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告别海军的黑暗年代，一些新海军的倡导者开始高调造势，并相信“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和进步，需要向国外进行贸易扩展以及保证国外商业安全，而建立一支有能力组织进攻的强大的海军部队则是先决条件”(31)。其主要的代表观点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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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商业优势和海军力量历来在所有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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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2年，戴维·波特提出：哪国海军在世界上拥有统治地位，受其保护的那国商业就会相应地具备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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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海军力量决定了国家能否健康发展，陆地繁荣是为海上力量服务的，后者以海洋为依托，前者的主体则是围绕和环抱着海洋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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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87年，约翰·梅格斯提出：历史证明，赢得海洋控制权大大有助于赢得大型战争的胜利从而影响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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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广大民众共同来完成摆在眼前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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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思想准备是阿尔弗雷德·马汉(33)的理论。1885年1月24日，对马汉和美国海军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海军部颁发了由马汉出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任命书，马汉的机会来了，海权论的“春天”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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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军军事学院的最初阶段，马汉还主要是向学员们灌输海军崇高的职业荣誉感，但很快，他就将重心向形成和阐释海权论方面靠拢了。这段日子安静的生活和大量的阅读，对马汉形成这一影响世界海洋理论以及美国海军发展的学说而言十分关键。1889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奠定了美国海军大发展的理论基础，而此后，他则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海军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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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几个重要观点及其广泛传播，对美国海军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的发展及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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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大的海军是保护美国对外商业发展及海外利益的基础。在他看来，“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34)马汉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之所以成为强国，就是因为它控制了海洋及商业贸易。在《海军战略》一书中，马汉更是强调：“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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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命运”论：19世纪40年代美国流行的一种观念，将美国的扩张美化成上帝的预先安排。1845年，波尔克总统的就职演说主题就是“扩张”，他本人也因为扩张的“业绩”被视为“接近伟大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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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军发展也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体现美国的道德高度。作为“天定命运”论的信奉者，马汉甚至认为殖民地是传播西方文明的立足点，美国的海外扩张有助于其价值观的传播。这一点已为后世的美国人奉为圭臬：美国的海军到哪里，美国的价值观就散播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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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提高工业效率，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马汉及其他一些倡导者认为，海洋事业的发展对工业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刺激生产，而且能刺激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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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的海军发展与经济的迅速增长不成比例，美国对海军的投入还很不够。在谈到德国的崛起时，马汉指出，海军力量演变的主要特征是“它同国家实力的增长相适应，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则表明人口与财富的基本情况”(36)。“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仍然显得贫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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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威夷和古巴对美国的海洋安全非常关键。马汉的这一观点，显然对不久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和为了古巴而与西班牙大打出手做了很重要的理论和舆论铺垫。在那个时期，欧洲列强都有多个海外基地，因而也有了远征所必需的补给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尽管美国已经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租用了萨摩亚的帕果帕果，但美国的海权论者觉得还远远不够，这也坚定了美国海军夺取海外基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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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洋斗争有助于唤起国民斗志，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就是说，“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海洋也会像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38)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罗斯福，他曾在对海军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指出，所有的“伟大的主导性的种族都是好斗的种族，而当一个种族失去坚强的好斗优点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最优秀种族的权利”(39)。也正是从那时起，罗斯福就一直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能进一步推动海军发展，为美国崛起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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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权论的传播，马汉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到1896年11月他服役满40年退休时，已经被当作先知看待，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积极提倡发展海军的人一道，极大地提高了海军在美国的地位，为罗斯福时期的海军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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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全民渴望海上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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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总是伴有大国心态的变化，体现在进步时代，就是大国心态驱动下的海军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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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表现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典型特征，实力的增长导致利益和权利感的延伸。随着利益链条的延伸，所感知的威胁和解决它所需要的更为强大的实力也在延伸。(40)这种利益既包括商业利益，也包括安全利益，还包括比较抽象的在国际舞台受到尊重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表现出后来也经常表现的一种特点，即在拥有利益的地方经常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威胁”，并以此动员舆论，或增加预算，或加大军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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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获得世界的尊重并非只是骄傲或虚荣的问题，也具有实用的方面。一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1884年很尖锐地指出：“在你放弃了你所拥有的海岸后，这个世界的国家谁还在意你的道德力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们所尊重的是得到足够显示的公众力量。”(41)美国人很清楚，没有实力及实力展示做后盾，就很难在世界上真正赢得尊重。在美国军方和一些政治家看来，如果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缺乏实现其承诺的力量，它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发起一个挑战。(42)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急切地发展海军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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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被当作伟大国家受到尊重与落后的海军地位之间的矛盾，每每让美国人感到郁闷，而这成为迅猛发展海军的动力。本杰明·特雷西就曾对国会议员说，在国家海军排名中美国仅位列第12位，低于土耳其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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