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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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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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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1857—1930）：美国第27任总统，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金元外交推行者。他也是美国最重的总统，担任总统时体重增加到314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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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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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向强国边缘迈进：美国（1783至1865年）》，见［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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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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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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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第6章 联邦政府的权威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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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政治运动，进步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公共政策和机构复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能与之相比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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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帕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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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进步主义运动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行动。20世纪初，全世界的城市都经历了因快速工业化和都市扩张而带来的相同的社会压力。1900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12座，美国有纽约、芝加哥和费城3座；而1850年时，只有伦敦和巴黎的人口超过百万。(2)面对相似的社会问题，全球的改革人士都在相互交流和设想新的社会政策，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率先进行了养老金、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和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立法，这给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启示，同时也带来了变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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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政府是“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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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功能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新思考，无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巨型公司掌握的权力，还是使市场变得更加文明和人性化，抑或是为产业自由提供保障。进步主义者从镀金时代的改革得失及欧洲立法实践中汲取经验，寻求建立一种能动主义式的、具有社会良知的政府。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修正一种观念，不再将政府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3)。这一观念变化对于进步时代的变革非常重要，因为罗斯福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自上而下地变革，进而树立政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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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是，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后，或者说林肯被刺杀后，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威就遇到了重大挫折，并且很久都未能恢复元气，其中最大的挫折是接替林肯出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险些被弹劾。与一个多世纪后克林顿险些被弹劾不同的是，约翰逊被弹劾是因为政治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解除了陆军部部长斯坦顿的职务。弹劾案持续了六个星期，不仅威胁到约翰逊的总统职位，也威胁到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如果他被弹劾，那么联邦政府的权威将会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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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的是，表决只差一票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几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不希望看到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本杰明·韦德在副总统空缺的情况下顺位继任总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国会在未来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弹劾权，也就是说，不希望国会与政府的力量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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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之后的格兰特总统未能恢复政府权威，甚至进一步弱化了政府的公信力。尽管格兰特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但在政治上却是新手，经验严重不足。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任内不断发生腐败和其他丑闻，严重削弱了联邦政府的威信。在格兰特任内，国会在立法活动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1865—1875年间，在每两年一届的国会里，大约制定了4800项法案和决议案，这相当于过去10年总和的3倍。巅峰出现在1871年，第42届国会（1871—1873年）共制定了1012项法律和决议案。(4)而格兰特对维护行政权威只做了两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一是上任后借助民意支持修正了《任职法》，使国会和政府在免除行政官员的问题上达到了相对平衡，二是大量动用否决权，数量达到93次，超过他此前所有总统动用否决权总和的一半。尽管只有4项否决成功，但亮剑总比不亮剑好，多少对冲了来自国会的权力失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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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宫来说，约翰逊和格兰特的12年任期是比较黑暗的时期，可以说是总统职权衰落的时期。这种情况持续到海斯的戏剧性上台。尽管海斯仅以一张选举人票险胜蒂尔登，但他却毫不妥协地要打破参议院对行政职位的控制权，并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官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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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成员确认问题上，海斯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海斯没有和国会商量就任命了自己的内阁成员，惹怒了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结果参议院对整个内阁都采取了拖延确认的做法。这种拖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不得人心。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报和信件就洪水般涌进白宫，支持总统采取强硬做法，全国上下出现了批评国会的声浪，在强大的公众舆论面前，参议院不得不做出让步，几乎一致通过了所有内阁成员的确认，“参议院在与总统之间的一次有把握的较量上被征服了，这在内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参议院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5)这一胜利给海斯以巨大鼓舞，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舆论的力量。此后，他展开了一系列人事任命上的斗争，即便没有完全占据上风，至少平衡了与国会的力量。而继任他的加菲尔德更是以强硬姿态与国会抗衡，并将顽固派领袖、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挤出了国会，而他对纽约海关官员的成功任命被称作“振兴白宫权力和威望的一个里程碑”(6)，并为日后阿瑟总统成功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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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尔德总统还没来得及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就于1881年7月2日遇刺并于9月19日去世，接替他的副总统切斯特·阿瑟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倒向他的赞助者康克林一边，而是决心将加菲尔德总统的未竟心愿完成，这也是对厌恶政党分肥制度的强大民意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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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适用范围有限，只涵盖了1/10的联邦雇员，但它却是“联邦行政体制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7)，它所提出的应聘联邦职位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以及独立的超党派三人文官委员会，都为此后的文官制度铺下了决定性的底色。在阿瑟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坚持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并借助舆论压力促使国会废除了限定总统只能中止联邦雇员工作却不能将其免职的《任职法》，从而彻底将国会和白宫的力量达成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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