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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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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是美国人的一种“信仰”，既与宗教信仰和天命观念有所不同，但又密切相关，这也正是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国家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信仰，而且信仰多元化并层次分明：从宗教信仰到天命观念，再到美国梦，贯穿整个美国历史，也贯穿着每个人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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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欧洲宗教改革后期出现在英国的一支新教教派，因反对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屡遭迫害，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并将节俭、勤奋的精神带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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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怀疑宗教是塑造品格和文化的主要因素。美国宗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多形式，历史年鉴中承认的宗教派别就有220种之多。(10)这其中，清教的影响意义最为深远，清教徒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而这正是美国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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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文化的鲜明区别之一在于：较老的文化在传统上依赖少数人的不朽伟绩，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贵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文明统治地位被逐渐取代。而较新的文化则更多依循多数人殊途同归的发展途径。由于北美的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学术研究的中心和藏书丰腴的图书馆，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北美的严寒和荒野的危险，这使得他们无暇参与学术细节的辩论和浸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书本和理论知识，而是丰富的亲身经历，这使得“美国对全人类所做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11)。在这里，人们急于要做的不是争论教义而是建设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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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清教意识对于美国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使美国人逐渐形成了外向、冒险、进取的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开拓荒野以及日后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无数美国人边行动边思考，真正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在这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富兰克林能干的‘商人态度’就是通过衡量由诚实和苦干得到的物质成功来看待人的价值，正是这种态度使富兰克林如此典型地代表了他的时代，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如此受到后人的爱戴。”(12)富兰克林始终被视为美国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共鸣，他的自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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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精神也对美国的科学探险和发明创造有着深远影响。19世纪的美国极力支持上百个政府资助的科学远征队进入北美中心地带探险，支持25个诸如此类的远征队到海洋的不同部位和其他大陆进行考察。(13)这种精神对进步时代影响深远，在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博物馆和大学实验室的建设都在加速进行，不仅奠定了美国的科研基础，而且强化了民族的科学和探险意识。这期间一个重要的成果是，1909年罗伯特·皮尔利宣称找到了北极点。这一年，老罗斯福告别了白宫，而他的“大白色舰队”则周游世界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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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探险和开拓精神也成为西进运动的推动力，“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在美国，始终有一种神话般的民族认识，一种“命定强大”的民族神话。正如弗·菲茨杰拉德所说的，“这种民族神话强调创造和进步，强调坚定地通向强大和繁荣，为了个人，也为了整个国家。”(14)这也正是美国梦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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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共性是：总盯着前方，遥望目力所及以外的地方，心想着在视野的那一边有些什么情景，并勇敢地迈开脚步走向那未知的前程。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学展示了美国这方面的国家特性，从美国人的目标和命运来看，两者密不可分。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和形象：“无论他去哪儿，不论东南西北，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总是带着使命：先把世界变成文明世界，然后再统治这个世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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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一位编辑约翰·奥沙利文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所谓进取精神取名为“天定命运”，认为“我们的天定命运就是覆盖整个大陆，上天每年分配给我们上百万增加的人口，使我们能够自由发展”(16)。“天定命运”这一观念为西部扩张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为扩张的美国可以以及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1880年5月，约翰·菲斯克在伦敦发表了题为《天定命运》的演说，向全世界宣示了这一观念，明确指出了美国西进运动的动力源，更为惊人的是，这也成为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的思想武器，通过1846—1847年的那场18个月的战争，美国获得了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算上得克萨斯，则接近260万平方公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人的“天定命运”信仰成为其对外扩张和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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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美国吞并夏威夷也被认为是“天定命运”，麦金莱在1897年成为总统时，正在寻找吞并这个岛国的借口，他声称：“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如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甚至比加利福尼亚还重要，这是天定命运。”(17)在次年赢得美西战争之时，美国便堂而皇之地吞并了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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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救世主意识在进步时代后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20世纪初，不是仅仅威尔逊一个人看到了国家有责任去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比起将被取代的腐朽体系来，面目全新，道德高尚得多。全球鼎新的美梦，受到了经过时间考验的预言者的支持，还偶尔用潘恩的语言来装饰，始终感动着20世纪的美国人。他们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人类在困苦中呻吟，渴望得到解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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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过来说，“天定命运”也是印第安人的梦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研究印第安人历史的历史学家是不讨人喜欢的，因为他们揭示的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面。在“天定命运”的幌子下，美国白人在19世纪中后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全面的围剿。由于1871年成熟起来的制革工业相中了水牛皮，用来制作上好的机器用皮带和军靴，于是，美国政府开始鼓励白人到大平原上自由狩猎，而参议员詹姆斯·思罗克莫顿洋洋得意地说：“如果一只水牛也没有了，就会向开化印第安人再迈出伟大一步。”(19)结果，白人在十年内清洗了数量巨大的牛群——大概3000万只，到1890年时，这个种群只剩下几百头，而印第安人此时则面临艰难的选择：饿死还是投降，其实两条路结果都一样，因为保留地比死亡集中营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掩盖这段历史，美国白人拍了大量的西部片，以娱乐化的方式淡化这一时期的丑行与罪恶，使之变成了美国人开拓西部、实现自我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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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在“天定命运”观念背后的是种族优越论。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曾扬言：“上帝做了一千年的准备以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民族……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并且，在所有的种族中，他把美利坚民族看作他的选民。”(20)而这种“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的优越论也使得美国对于国民和外国人经常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人曾经指责西班牙人使用“水上着陆”使囚犯溺水几近致死的刑罚，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却将同一刑罚施加于菲律宾人。在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并残酷镇压反抗者，费城的《分类报》报道称：“我们的人已经杀戮了无数男人、女人、儿童，还有囚犯、战俘、起义者以及可疑分子。‘菲律宾人不过是条狗’的观念十分盛行……我们的士兵还把盐水灌入菲律宾人的鼻子里以使其招供。”(21)在一百多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人继续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进行轰炸，而这种以莫须有的罪名施行的制裁，是万万不敢在国内用上一分一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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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到来之际，“天定命运”观念还与英语霸权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约翰·菲斯克在1885年出版的《从全球历史的观点看美国政治理念》一书中重点提出了英语的优越性，认为“英语的种族注定要统治全球并彻底改变世界各民族的制度、传统、语言——甚至血液”(22)。这也成为日后美国卖力向全球推广英语，并以此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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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美国历史进程、促进美国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信仰支撑，或者说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意识，正是美国梦，其核心是自立、独立和机会均等。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对美国考察期间，他就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极少将失败归咎于社会或上帝。一个多世纪后，詹姆斯·摩根问一群美国人：有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技术和训练，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结果只有1％的被访者将其归结为上帝的意志或命运。而在美国社会学家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提出类似问题时，回答运气或命运的平均占到30％，柬埔寨则高达53％。(23)这也是美国梦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因：它不提倡抱怨社会，而提倡发掘潜能、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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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性(24)上来说，美国人十分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个人努力决定着人生成败，而较少将失败和厄运归结为命运或外力使然。与此相对应的是成功学在美国的流行。多数成功学都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与其抱怨社会和现状，不如发掘潜能，去努力改变命运。对美国人来说，成功之路很清楚，就是：坚持，努力，坚持努力。这一点非常符合卡莱尔的倡议：“若你不是可怜的懦夫或白痴，你就该停止对缺衣少食的抱怨；你该质问自己，我为衣食做了些什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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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梦，是不抱怨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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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的强国之路，正是因为较少抱怨，因为相信未来，所以人们有着更大的热情和耐心去改变现状。与19世纪末的改革者不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者不畏惧重重的社会问题，受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推动，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乐观情绪。民族主义和改革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这两者都植根于对美国强大潜能的理想主义式的解读。他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逐步的改善，终将达成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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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也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社会学家指出，“个体可能因为强烈的需要而聚在一起，但是如果对同伴的动机和可靠性缺乏基本信任，这些人既不可能高效地合作，也不可能长时间聚在一起。”(27)在很多落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随处可见，这也导致合作难以持续，民族也缺乏凝聚力。相比之下，美国人要更容易相信别人，调查显示，只有7％的意大利人和19％的德国人同意“大部分人可以信任”，而这一比例在美国高达55％。(28)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化强国梦的民族意识，也有着增强社会信任感的潜在功效。如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只有相信能到达遥远的彼岸，才有可能彼此信任和帮助，否则猜疑、内耗就很难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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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强国梦需要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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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需要必要的物质基础，强国梦也要与繁荣同行。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1859—1914年间，美国制成品的产出增长了8倍以上，到1919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增长了33倍。1860年，美国在全世界制造业国家中排名第四，到了1894年已经位列第一。(29)美国的全球工业产量占比更是一路上扬（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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