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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亲密关系并不与社会和谐矛盾，事实上，私生活的自由和从容往往也有利于个人在社会上更理性和积极地处理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尽管社会的发展使美国人多了很多私密空间，但美国人对大家庭和家庭生活却也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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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步时代，很多城市家庭都接纳非亲属成员作为搭伙人，这也成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交流形式。但在此之后，随着住房的增加以及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除黑人家庭外，搭伙和寄宿的形式逐渐消失。可以说，美国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变迁并不是三代同堂家庭的瓦解，而是家庭重新回归到私人空间以及非亲属成员不再住在家庭居所中。“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失去的并不是大家庭，而是家庭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可以使家庭在必要时扩大成员范围，可以使人们住在替代家庭中而不是被孤立。”(78)这种变化，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疏离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记者在中国特别愿意去四合院和大家庭中采访、非常羡慕这种大家庭的温馨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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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之所以有很多大家庭，也有过度城市化的外在原因。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城市变得非常拥挤，建设用地异常匮乏，因此建筑设计人员不得不设法把房子往高处建，这在纽约市造就了“哑铃型”经济公寓建筑，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并且促使人们选择大家庭与合居的生活方式。1900年曼哈顿只有4.27万间经济公寓，却安置了近160万人(79)，拥挤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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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变化是亲属关系网。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初期，在大多数工业化社区中，从乡村移居城市的工人都把他们部分的亲属关系和家庭传统带到了新环境中，而亲属关系也构成了城市邻里结构的重要部分。但在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亲属关系开始弱化，并不再成为人们获取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一些过去存在于亲属关系中的互助功能已经被公共服务项目所取代。(80)这种变化利弊参半。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健全与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不但大家庭少了、搭伙的形式少见了，而且亲属关系也逐渐淡化起来，这也是美国社会近年来出现大量社会问题的重要的心理和家庭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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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进步的代价，个人成长伴随着与大家庭的逐渐疏离。家庭关系个人化导致了过分强调把情感教育、亲密关系和个人隐私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基石，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的解放，但同时也削弱了家庭的适应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造成了家庭成员的进一步分离以及老年人越来越被孤立。(81)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很多年轻人开始回归大家庭，出于经济和心理慰藉的考虑借住在父母家，并且重新感受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天伦和谐之美。从这个角度看，遭遇这场金融危机也可谓有得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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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也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在霍雷肖·阿尔杰等现代作家小说里描写的那种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然后又用来回报社会的情节，都展示了这种现象。这种回报既表现在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福特的慈善之举，也表现在20世纪初兴起的慈善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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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一些慈善组织和公益人士开始兴建慈善屋，使之成为特别的娱乐、教育、住宅和社会中心。1900年美国大约出现了100间慈善屋(82)，尽管显得杯水车薪，但却开了一个好头。创建赫尔之屋的简·亚当斯女士更是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到她1935年去世时，已成为当时美国人最崇拜的伟大女性，也是后世女性公益人士的人生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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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宽容的土壤才能长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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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是关于自由和繁荣的梦想，也是一个宽容滋养希望的梦想。杰斐逊1776年夏天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时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并以此作为美国立国之本。他把“希望”作为国家这部戏剧的中心思想。(83)而“希望”之所以能够一直“唱主角”，是因为宽容的精神搭了个好台子。即便是镀金时代的迷惘和冲突，也没有让美国人失去生活的希望，这是罗斯福和威尔逊进步主义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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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宽容，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有过一番深刻的思考：“只有宽容占上风时，世界秩序之路才能达到其目标。偏狭意味着暴力、排斥和征服……宽容是思想开放，它了解自己的范围，并寻求把它合乎人道地结合成一个多样化的综合体，而不是把信仰的概念和思想减少为一个绝对的共同特征。”(84)在他看来，一个宽容的社会不排斥和封杀任何思想，除非这种思想毒害人们的灵魂、危害国家的利益；一个宽容的人也不强求每个人都统一于他的思想，而是由衷地欣赏与他不同的思想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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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文化的包容性。“组成美国人口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代表，包括那些曾与美国交过战的国家。法律规定机会均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受压迫的人们到美国来寻求成功的机会。法律禁止基于种族、信仰或性别的歧视。一旦歧视在美国增加了，美国的力量也就消失了。”(85)从头戴扑粉假发的建国先辈到多民族混血的高尔夫球冠军伍兹，美国人的共同特征是，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其结果可以令人困惑、使人好奇、给人激励。美国一位最著名的嘻哈明星艺名为“Prach”，他出生在柬埔寨农村，现在却住在南加州。然而，这不会令美国造就的最接近于民族诗人的沃尔特·惠特曼感到惊奇——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国家：“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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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价值观体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折中主义，这与移民的到来有关。大多数族群在从自己的家乡移民到美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巨大变化。风尚和礼仪互相借鉴，饮食和文学彼此融入。更重要的是，先来者对后来者的宽容保证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并使之不断升华和更加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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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民族归属感。在成为合法移民之前，美国人都要大声宣读：“我在这里郑重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并保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的所有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请上帝帮助我。”多数美国人无须参加成为公民的培训课程，但美国的公民教育和效忠意识的培养却贯穿于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规范中，使美国人把公民权视为个人的责任。(87)在这种系统化的教育下，成为美国公民既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成就，更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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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宽容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其间也曾有太多不宽容并引发了无尽的抗争，换言之，今日的宽容是许多种族和文化力量长年斗争的结果。事实上，这种进步时代的宽容精神在林肯时期就已经打下基础。从1863年起，林肯总统就一直强调以最宽容的条件统一南方，当年12月8日，林肯公布《大赦和重建宣言》，原谅大部分曾经参与叛乱但是此后宣誓效忠美国的人。这种宽容精神不仅帮助林肯赢得了南北战争，而且对战后重建乃至此后的进步主义运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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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宽容，成就了美国的强势地位。“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帝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帝国的衰落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强调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88)心中充满仇恨的人，无法领导别人，眼中充满歧视的人，更无法欣赏和宽容他人，最终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体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人们也会悲哀地发现不愿宽容的代价有多大。这也是社会学家所提醒我们的：“要是我们在整个文化的尺度上思考的话，就会觉得，要容忍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会困难得多。相互的嫉妒和憎恨将这些民族分隔开来；但人们都有反抗统治和统治别人、防卫和攻击的本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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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时代的迅速发展，既有赖于这种宽容精神，也有赖于移民的贡献。法国移民赫克托·克雷夫科尔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手札》中曾经这样描绘美国人的形象：“他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欧洲人的后裔，因此他血缘混合之离奇，你无法在其他任何国家找到。在他的家庭里，他的爷爷是英国人，奶奶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妻子，而她又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娶了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一个美国人，抛弃了祖先所有的偏见与习惯，从他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制度中找到了新的替代。他被美国伟大的母校所接纳，因此成了美国人。在这里，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相互融合成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的劳动以及财富总有一天将改造世界。”(90)并非巧合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的黄金时段，也正是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的时期，他们带来了技术，带来了文化，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活力（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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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美国移民数量变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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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9·11”之后，美国正在部分地丧失这种宽容的胸怀。如《大国兴亡录》作者艾米·蔡所言：“宽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今天，我们正在失去这种优秀素质，美国的优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91)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保持这种宽容精神，将会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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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宽容便没有成长，没有学习便没有进步，没有尊重就没有被尊重，没有信赖也就没有被信赖。而美国梦在帮助美国崛起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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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最终极的竞争，就是文化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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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卡莱尔：《文明的忧思》，127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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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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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书，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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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n Meachem，“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eam，”Time，July 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