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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魁北克毕竟草创不久，虽然当年尚普兰在魁北克建立了三河镇，但经戴维·科克3年折腾，这时几乎要从零开始。不过，尚普兰当年就恢复了三河镇。可是，两年后尚普兰去世，魁北克定居地便由百人合股公司管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1636年，法王任命一名贵族夏尔·蒙马尼（Charles de Montmagny，约1599—1654年）担任总督，在此后12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蒙马尼与百人合股公司一起力图恢复殖民地，又运来400个移民，开垦出新农田，三河镇初具雏形。虽然新法兰西殖民地比尚普兰最后几年时略有起色，但与北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相比整体上仍显得较落后。到1663年百人合股公司在新法兰西的委托管理结束时，才有3 000人。此时，英国在弗吉尼亚发展了烟草业，在新英格兰发展了渔业和贸易，吸引的移民已有10万之众。荷兰哈德逊河殖民地也有1万多人。而且，新法兰西吸引移民的只是毛皮贸易，这个行业仍然主要靠土著人。法国商人一般只带很少人来加拿大做转手贸易，许多人在完成贸易后不是留下来从事农业，更不会当移民，而是返回法国。尚普兰设想的多样化的殖民地计划，仍只停留在纸面上，远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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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尚普兰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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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的改变 实际上，在法国的土著人贸易伙伴休伦人1649年被易洛魁人击溃以后，新法兰西就已困难重重了。随着休伦人战败，土著民族中的休伦人的贸易伙伴要么撤向西方，要么转移到西北。渥太华河下游的法国毛皮商，又经常直接面对易洛魁人的攻击了。结果，自17世纪40年代中叶起，被迫将垄断权转租给私人或私人公司，即梅达尔·舒瓦尔·德·格罗塞利埃尔（Médard Chouart des Groseilliers，1618—1696年）、皮埃尔-埃斯普里·拉迪松（Pierre-Esprit Radisson，1636—1710年）这些人。由于从圣劳伦斯河（即从蒙特利尔、三河镇）向西北推进跨大陆的贸易十分困难，运费高昂，格罗塞利埃尔、拉迪松这对姻兄从1654年至1660年便一直对大湖地区进行探险。1654年，他们在第一次独立向西航行中就敏锐地意识到大湖区以西丰富的海狸储备。1659年，他们到了苏必利尔湖以西，从克里人（原为土著人的中介商渥太华人、奥吉布瓦人提供西部的毛皮）那里了解到，主要的毛皮产地位于苏必利尔湖以北，而且发现哈德逊湾是个十分便利的运输通道，因此决定在哈德逊湾建立新的贸易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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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进先锋之一的格罗塞利埃尔，年轻时曾加入休伦传教团的耶稣会，当过契约雇工，学会了土著人语言，与休伦人建立了联系。他有信心也有能力为法国打开通向西北方、西方乃至南方（今天美国地面）的商道，进一步扩展毛皮业。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1660年，格罗塞利埃尔、拉迪松从西北地区返回新法兰西后，殖民当局非但没有接受他们开发西部毛皮业的建议，总督还以他们未经许可盲目冒险而对他们处以罚款，尽管他们在易洛魁战争（Iroquois Wars）中运来毛皮，拯救了殖民地的商业。他们这时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提出建议的时机不宜。1661年法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法王路易十四亲政，改变王室此前重毛皮贸易、轻殖民的政策。接管殖民地事务的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认为毛皮贸易与移民相抵触，主张推进农业，以巩固殖民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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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以追逐利益为主要目的，将自身的利益看得比民族或家族利益更重。结果，格罗塞利埃尔、拉迪松这两个非常有远见的殖民者在建议被拒后，转而寻求法国的对手英国人的支持，得到采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法国的姻兄商人，却在此后半个世纪里成就了英国在加拿大的毛皮贸易的根基。由于这个错误，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为日后丢掉新法兰西殖民地自掘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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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七、土著人社会剧烈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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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商业和殖民入侵对土著加拿大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1万年以来的传统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而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消极的影响居多。土著民族在痛苦的挣扎中，缓慢地走出史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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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跨越进步 在加拿大土著社会与欧洲人经常接触之前，欧洲的货物实际上已经通过南方进入加拿大了。考古工作者发掘到的16世纪的墓穴，经常埋有珠子、铜制品或铁制品等欧洲舶来品。到1550年，欧洲物品已大量渗透到东部阿尔冈昆—易洛魁人地区，甚至远至休伦湖、密歇根湖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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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早期，土著人一般对与欧洲人的接触持积极态度，土著人用传统狩猎劳动产品交换铁斧、矛头和金属箭头之类的欧洲工场手工业制品，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也交换铜壶、服装和饰珠之类的生活用品。他们用毛皮交换来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比原先简单打磨的石器更灵巧，狩猎或采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随之，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多改善，甚至穿衣习惯也受影响而加入了欧洲元素，例如妇女以金属锥子、刀子、针及剪刀制作时尚衣服，将兽皮与欧洲布匹混缝，不仅制衣更加方便，使用商品珠子取代传统羽毛或贝壳来镶嵌长袍等衣物，更显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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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土著民族的贸易并非欧洲商人教给的，在欧洲人到来以前休伦人与阿尔冈昆人之间早就有玉米与毛皮的交换贸易，西海岸则有鱼油贸易，而草原猎人也用野牛皮来与南方曼丹人（Mandan）的手工制品交换。这样的贸易建立在土著人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物物交换，简捷方便，只为解决衣食所需。与欧洲人接触之后，贸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简单交易了，性质和方法都发生了本质变化。土著人是用自己原始生产方式的劳动所得，去与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产品交换，受到了先进技术的熏陶，应当说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巨大进步，意味着加拿大土著民族一两万年以来的传统常规被打断，这是文明的跨越性进步。这样，土著民族通过接触欧洲先进文明，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乃至机器时代，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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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进步是加拿大土著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商业入侵将土著社会深深地卷入了近代资本主义商业欺诈的漩涡，从各方面腐蚀土著人的社会，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很快发生改变。例如，我们已经从早期法国殖民者的记述中看到，休伦人中皈依基督教者已经有人放弃了亡灵节的古老习俗，学习法国人以玫瑰花安葬女人，取代原来用海狸皮和珍贵财物厚葬死者的风俗。这样，他们的轻财物积累的古老习惯就被抛弃了。而且，欧洲商业交换中的一些陋习，诸如商业欺诈也对土著人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他们学会了欧洲人追求高额利润的交易手段。类似欧洲专门低买贵卖的土著中间商人也很快产生了，他们在分发和运输商品过程中将价格提高，使欧洲商人的利润大幅度缩水。更为严重的是，欧洲商业入侵在促进土著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损害了土著人，让他们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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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代价 从早期探险者、毛皮商人以及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早期殖民主义者极力从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乃至人种上铲除土著民族，对土著人所犯罪恶，罄竹难书。一部早期接触史，实际上是土著民族或种族的灭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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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入侵破坏了土著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毛皮贸易的主要货源是海狸等林中动物，这些东西自古以来是土著民族的衣食父母，生存的基本保障。接触欧洲文明后，猎人装备欧洲短柄斧和凿冰刀，便于冬季开凿冰冻的海狸窝，从而加快了猎捕海狸的速度。这就使生态平衡很快遭到破坏，海狸迅速消亡。起初，英法等国商人只在圣劳伦斯湾四周获取海狸皮货源，16世纪后期萨格奈河下游河口区域成为毛皮交易中心，而海湾沿岸河流流域并不广阔，那里的海狸不久就绝迹了。此后，毛皮商开始顺圣劳伦斯河向上游追踪和捕猎猎物，到17世纪20年代，海狸皮贸易线推进到渥太华河的上游，30年代迅速到达大湖地区。已有资料证明，1635年“休伦民族的海狸资源几乎殆尽”。17世纪60年代以后，英法商人就不得不到哈德逊湾以西收购海狸皮了。这意味着哈德逊海湾以东的海狸资源业已耗尽。土著人千百万年以来衣食所系的这种主要动物的迅速消失，意味着欧洲商人财富的迅速积累，而土著人则生活越来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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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是土著人更大的灾难，造成人口快速减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传染病在土著人中传播，是因为欧洲商人带来的病毒。美洲原住民“因为清洁的生活方式和……经常变更生活地点”，“通常较易受疾病袭击”，结果，经常造成毁坏性浩劫。一般认为，天花首先是由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带到墨西哥的，1516年尤卡坦的玛雅人因天花传染死去数千人，1520年记载了阿兹特克人的一次大规模天花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可能很快由南向北，传遍整个南北美洲。又据记载，1616—1619年天花在大西洋东北海岸即今天美国的东北部及加拿大东海岸发生了一次流行。加拿大土著人死于这些早期传染病的确切人数，从来没人知道，但从几个记录的例子可以看出，情况极其严重。最新材料表明，1500年欧洲探险家带入的疾病毁灭了生活在魁北克和拉普拉塔的多赛特人。1636—1637年，流行性感冒在圣劳伦河谷与五大湖周围传播，导致休伦人大批死亡。1640年夏天，又有天花肆虐，“阿尔冈昆人死亡之多，简直来不及掩埋”。土著人称耶稣会士是“穿黑长袍的”，认为他们带来了灾难。随着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的足迹远及偏远的内地，西部草原地区也难于幸免，遭到各类疾病的危害，人口大量减少。1693年，一次有记载的传染病，使休伦人损失50%以上。1837—1840年，一次传染病夺走了98%的曼丹人、黑脚人和阿西人的生命。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南部土著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加拿大何尝不是如此。1636—1637年五大湖的那次流感，休伦人推断是因穿黑袍的人“实施巫术”。还有一次，密执安湖以北渥太华人的村落，十之八九毁于大规模的天花传染，原因是英国商人给了他们一个“神秘锡盒子，盛有褐色粉末”。可见，传播传染病是夺取土著人土地而控制毛皮资源的最便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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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族战争包括挑拨土著民族之间的战争，或欧洲人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被欧洲殖民者视为夺取土地、控制毛皮资源的另一有效手段，而且是欧洲殖民者经常使用的手段。当然，欧洲探险家到达加拿大以前，土著民族之间的部族战争业已存在，因为他们经常迁徙，部族之间难免会时常发生争夺地域或营盘的战争。有很多证据表明，“在美洲，迁徙的自由是常规”，北方森林地理带的游动民族，经常随捕猎地的变更而迁徙；南方的易洛魁人和休伦人那样的定居民族，也是如此。休伦人在一个地方耕种10—15年，资源耗尽后，就更换新的居住地。这样，各部族之间难免会因争夺狩猎和采集领地而发生争战。不过，在欧洲人到来以前，这种“战争对他们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是为了展示勇气，也是“一种庆典而非生死搏斗”，而扎起营盘打仗……则非常罕见，也很少伤亡。“没有一年不发生休伦人被抓捕或杀害的事情，易洛魁人也一样，但是大规模的屠杀，即使在这些混乱的年代中，也不很常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说过，土著民族“打仗的目标是袭击一下（而不是杀人），然后干脆胜利地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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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尚普兰等殖民主义者到达美洲之后，这种小打小闹的部族战争的性质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流域的阿尔冈昆人及其同盟伙伴休伦人，隔着圣劳伦斯河与易洛魁人对立。在1615年以前，尚普兰靠阿尔冈昆人提供毛皮，并支持他们对付易洛魁人，将其驱赶到现在美国纽约州地区。到17世纪30年代，毛皮贸易线推进到大湖之后，休伦人就取代阿尔冈昆人而成为法国人在西部和北部获取毛皮的中介。尚普兰从事贸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休伦人愿意与他结盟，一起对付易洛魁人。在30年代以前，休伦人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欧洲武器，在部族战争中暂时占有优势。从1630年起，荷兰人开始武装易洛魁人，“煽动他们进行战争的动机，是要确保他们自己能够弄到较多的海狸皮”。为了同样的目的，英国人后来也提供武器装备易洛魁人。1635年易洛魁同盟开始大规模进攻休伦人与阿尔冈昆人同盟，这年8月荷兰商人挑唆易洛魁人袭击阿尔冈昆人的7条独木舟。因此，法国人的毛皮贸易损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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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唆种族战争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扮演了极为卑鄙的角色。由于在休伦人中布道失败，他们从17世纪40年代初就教唆易洛魁人进攻休伦人，并参加易洛魁部落同盟中比较强悍的摩霍克族1643年在圣皮埃尔湖附近发动的休伦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之久，导致整个休伦民族遭受了最残酷的摧残，仅1649年冬就死亡约5 000人。易洛魁人已经不仅仅为了俘获一些俘虏，而是要消灭对方，只此一役，附近原来80—100个休伦长屋只剩下5—6个。通常，休伦部落的一名舰长要率领800勇士，而经此一役，300—400个独木舟的舰队就只剩下20—30人。后果非常严重，剩下的全是女人和女童，几乎找不到男人。休伦战争持续到17世纪50年代初，易洛魁族之外这个最强大的农业—商业民族的五部落联盟，损失了1/4的人口，再也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了。休伦族大败的主要原因是作为盟友的法国商人的背叛。法国人估计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给易洛魁人500支枪，而休伦人只从他们那里弄到120支枪，双方力量悬殊。而且，战争打起来后，法国人也没有援助。例如，在圣路易斯战役时，驻防附近圣玛丽的法国人没有出击，看着易洛魁人消灭自己的贸易盟友。这里大部分休伦人被杀。据此，有部著作写到休伦人可能在1649年灭亡了。实际情况是，他们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灭亡了，而族群没有灭绝，只是被打散了。休伦战争之后，休伦人在休伦湖召开最后一次联盟会议，决定向西投靠奥吉布瓦人，并得到他们的庇护。另有一部分部众被吸收进阿尔冈昆人，或并入苏族（Sioux）。这两部分休伦人很可能被融合了。还有不到7 000人，大概因改信天主教，其后随法国传教士到了魁北克，分别定居在奥尔良岛（Île d’Orléans）和基督徒岛，大部分也因传染病或别的灾难陆续死去，最后剩下大约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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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散休伦人后，易洛魁联盟接下来又先后打败纽拉特人、伊利人等弱小族群，“东海岸所有土著民族都要向易洛魁人进贡”。此后，他们又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进行奥吉布瓦战争（1653—1658年），向西和向北攻打奥吉布瓦族，而这次易略魁人遇到了强大对手。“奥吉布瓦族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他们再一次派兵惩罚那些违犯和平条约敢于来犯之敌”。在1653年苏圣玛丽战役中，奥吉布瓦人以弓箭和斧头抗击易洛魁联盟的火枪，居然打败了他们。在马尼图岛，120人的易洛魁人来犯队伍，无一人逃脱。在1656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在今天安大略半岛北端以彼得伯勒为中心，从赖斯湖到锡姆科湖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了3次大战。第一次战役，易洛魁人战败，全队投降，被放回休伦湖；第二次战役，易洛魁人很少幸免；第三次战役，大批易洛魁人被杀，只有一个易洛魁勇士单枪匹马逃脱特伦特河口的战场。尽管这时法国人转而支持易洛魁人，但易洛魁人被这次大战完全打垮了。1658年，他们曾组织了1 200人的队伍，图谋报复，也被粉碎，此后再无力量重整旗鼓对抗奥吉布瓦人了。结果，其遭遇几乎同休伦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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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像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一样，除挑唆加拿大最强大的土著民族之间互相厮杀、自我消耗外，英法殖民者还直接屠杀土著人。贝奥萨克人就是这样被灭绝的几个族群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据考古发掘和土著人传说，贝奥萨克人漂流于海上，沿格陵兰与美洲东海岸来回迁徙。大约从公元前5 000年到公元500年，居住在今天加拿大的纽芬兰岛以及拉布拉多地区。按这一说法，他们是来自欧洲的人种，有学者推测他们也曾回到过欧洲，是匹克特人（被罗马人称为“脸涂色的民族”）的祖先。这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根据，就是他们长有一副欧洲人的脸型。也有学者认为他们就是美洲土著人，属于阿尔冈昆族。不论起源哪里，到欧洲人侵入时，他们已是加拿大地道的原住民。同北方其他土著人一样，他们也使用独木舟，穿雪鞋，住在使用树皮与毛皮搭成的长屋（50英尺）里。由于他们十分强悍，欧洲殖民者残酷地对待他们。据记载，从1501年，西葡两国的奴隶贩子往美洲运送奴隶，贝奥萨克人很可能是最先遭受这样的命运。这一年，有57名贝奥萨克人运到里斯本展示，只是由于他们全部死于拘禁中，展示才被迫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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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侵入的早期，土著人与欧洲殖民者还相安无事，甚至欢迎与欧洲人接触，因为可以用毛皮交换新奇的生活用品。但是，在东海岸，从英国渔民上岸开始就与纽芬兰的贝奥萨克人发生了冲突。英国渔民霸占海岸建立锚地或鱼站晒鱼，贝奥萨克人传统的森林营地被烧毁。他们被迫迁往荒凉的内陆。遭《资本论》怒斥的剥土人头皮的罪恶，原是俄罗斯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残忍刑罚，1613年被法国人首先搬到北美洲，用来对付贝奥萨克人。这类种族屠杀导致加拿大贝奥萨克人迅速减少，到20世纪初，仅剩下的一人，也于1929年死于肺结核。这样，贝奥萨克人就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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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宗教同化则是欧洲人灭绝加拿大土著人的残忍手段。在商业侵入的同时，宗教也同样是入侵工具。尽管早期欧洲人的活动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质，传教士作用较小，但他们的目标明确，为了配合殖民扩张及种族灭绝战争，特别重视从文化和宗教上来同化土著人。虽然早期不乏意图尚好的传教士，怀有防止欧洲文化的坏因素侵害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善意，但他们大多将土著人视为野蛮人，将他们信仰的自然神宗教看作异端，企图以基督教取而代之，要用“高尚”的欧洲文化乃至生活方式改造土著人已经持续千万年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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